一部作品的争鸣，特别是一部重要作品的争鸣，往往在争鸣之时，争鸣文章甚多，其后随着时日的延续，又往往围绕着这部作品，发生多次地争论，在这样的广泛地多次地争鸣中，文学方法、观念的不同，对社会、人生的价值尺度的变迁等等，风云际会，使得争鸣有着极为丰富的时代、社会、思想、精神、学术的含金量。写好这样的一个作品争鸣的条目，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需要撰写者有着相当广阔的学术眼光，有着深刻的史识，有着对作品研究现状的确切的了解。撰写者首先要能从大量的争鸣文章中，慧眼识得那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具有一种高度的概括能力：概括出争鸣的各方，概括、提炼出各方代表性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核心观点。其次，撰写者要对争鸣发生的背景有所了解，扼要说明争鸣发生的表层及深层原因，社会原因及文学原因。再次，撰写者还要扼要说明争鸣的实质是什么，是文学观念的冲突呢，还是意识形态范畴中的价值差异等等，从而让读者对争鸣的现状、形态、实质有着真切、深刻的认识。这样的条目撰写的学术含金量是丝毫不亚于一篇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的。
第三，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自然科学的学术创新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再前行一步的，就是说，创新者不能事事从头来，不能把前人取得成果的过程再重复一遍，而要在前人的已有成果上作新的突破。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不能与自然科学简单等同，但自然科学学术创新的规则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也有着值得重视的借鉴意义，从而减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复劳动与低效率产出，而这一点，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这与社会科学研究不注重学术积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就以这部《文学争鸣档案》而言，我以为就属于一种学术积累工作，这一积累工作的好坏，对学术创新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文学争鸣档案作得好，靠得住，就为从文学争鸣中研究问题的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减少了低效率的重复劳动；文学争鸣档案作得不好，靠不住，想从文学争鸣中研究问题的人，就得从头来，而从头来，势必导致精力分配上的不足，从而影响学术创新的突破力。现行的学术评判机制，我以为是不利于学术积累工作的，学术积累工作的薄弱，势必影响学术建设与学术创新。
没有学术评判机制的保证，单单靠学者、学人的学术责任心，是不能保证与加强学术积累工作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在过去的“大锅饭”时代，由于机制的不当，仅仅靠人的思想觉悟，生产是怎么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飞速发展的。还是以《文学争鸣档案》作个例。这部大型编着，编着者们是下了大力气的，是花费了大心血的，十年时间，三易其稿，对条目的取舍与撰写都作了重大的删改，确属难得，实属难得。从条目的选择上，排除那些人力不可及的因素，可以说，是达到了忠实地再现五十年文学争鸣史实的“窗口”“略图”的目的了。但是，在具体的条目撰写上，却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有的条目的学术含金量确实不亚于一篇学术论文，有的条目则显得比较浅陋，对今天该作品的争鸣现状研究进展知之不多，多引现行的教科书为证。不平衡现象还表现在，重要的条目与一般的条目在篇幅上区别不大。造成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我想有这样两个，一个是撰写者不可能对自己所撰写的如此大量的争鸣作品都有着深刻全面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撰写者没有拿出撰写个人学术论文的精力来撰写条目。我知道我说这样的话是非常有失公道的，是非常伤人心的，是过于苛责而不尽情理的。我的本意是想强调，如果我们的学术评判机制能够更科学一些，能够重视一下学术积累工作，能够重视一下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上述的不平衡是能够避免的，从而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学术建设的。
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
女性文学及女性研究时下堪称火爆。在文学创作界，从王安忆、铁凝，到陈染、林白，再到卫慧、棉棉，从《长恨歌》、《厨房》到《上海宝贝》加《糖》，可谓风行一时，风头正健。岂止巾帼不让须眉，简直在相较之下，给人以阴盛阳衰之感。相应地，在文学研究界，女性写作，躯体写作，是时下在文学研究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随手翻翻几种主要的文学理论期刊，翻翻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辑，几乎期期都有对女性作家女性写作的研究文章或研究专栏，且看目下态势，更大的高潮还在后面。那么，如何看待女性文学的蓬勃兴盛呢？女性文学研究又将何去何从呢？
大小媒体的种种炒作容易遮蔽人们的双眼使人们不再去深究女性文学在今日蓬勃兴盛的真正原因。我觉得，女性文学之所以在今天得以火爆，有几个内在深层的原因颇值探讨：
第一，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社会——伦理为价值本位的社会，发展到极致，则是对生命的窒息与扼杀，于是，有了“五四”的“人的文学”的兴起，有了对传统文化“吃人”的控诉。这其中的一个根本位移，是从社会、伦理为价值本位转入以人、生命为价值本位。但在这其中，有一个悖论即为了人、生命的解放，首先需要社会的变革，于是，1930年代之后，从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的紧张关系入手，社会革命、政治伦理再度取代人与生命而成为文学的主题。不论是对农民翻身的讴歌还是对“左”的路线的控诉，形态不一，实质相同，即使1980年代初人性、人道、异化之声高扬之时，中心点依然是在对戕害人性的社会缺陷的揭示批判。如果我们考虑在既往的社会历史中，男性往往以社会为人生本位、女性往往以人性为人生本位，那么我们就会了然，何以在当今女性文学火爆之前，总是男性作家居于中心，扮演主角，而女性作家虽也时有耀眼之光，但最终处于从属位置，边缘地带。
但随着激进的社会革命成为过去，随着渐进性的经济建设已经到来，在激进的社会革命变革了社会结构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使人在渐进性的经济建设中，开始得以实现自身时，人与生命重又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也成为文学的中心。如果说，五四时代“人的文学”因人与社会的冲突而将批判锋芒指向社会，重点仍在批判社会，因而由注重社会性的男性作家任主角的话，那么，在今天，“人的文学”则因着重点就在人自身，因而由注重人性的女性作家改唱主角就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了。要而言之，这是人的解放的着重点发生转换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所导致的必然。
第二，这种人的解放的注重点的转换的一个显着标志是，人的个体生命价值被得到最充分地尊重，拒绝接受那些以历史进步社会革命名义将人的个体生命牺牲将苦难承担合理化的绝对论。这在刘小枫对基督神学的张扬及其对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响上，在对保尔与冬妮亚恋情对林道静余永泽恋情的重新评价上，在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上，都得以突出地体现。女性写作由于其自身特点，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作为自己写作的中心，（此点已被人多有论述，此处不赘。）可谓适逢其时。（此点却常被忽略）
第三，正是由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导致了对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重视及对其种种复杂、微妙、细腻、深入形态地勘察。因为对于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俗中的个体生命而言，叱咤风云的政治际会毕竟远离于他们自身，对个人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重视及对其种种复杂、微妙、细腻、深入形态地勘察，既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是文学对人关注中心点的一次根本位移，也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入的探问。不论是被世人看好的女性小说创作还是被世人所轻视的“小女人散文”，其文学成就可能高低不一，但上述特征却是共同具有的。
第四，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还体现在对人的欲望、物质、生命感受的充分描写与张扬上，女性写作又常常被称之为躯体写作，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一特点，又与当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对人的欲望、物质、生命感受的张扬相一致，其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暂且按下不提，这一特点是人的解放途中所必经的阶段，却是毋庸置疑的，对有上千年存天理灭人欲文化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
如此，女性文学创作在今日堪称火爆，就不足为奇了，而用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女性文学创作远离时代重大主题其实为谬见也就为众人所明识了，实在说，今日女性文学创作，恰因上述四点而写出了今天新的时代主题。
因为前述四个原因，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正在“浮出历史地表”，但这还仅仅是一种基于女性立场的女性独白，虽然这种独白还有待于还应该更响亮，但一个新的问题却必须予以及时地提出，那就是，变女性独白为两性对话，变女性文学研究为性别文学研究，而两性对话与性别文学研究的中心是人，是个人。
为什么呢？
第一，时代的变化使之然。当阶级、政治的色彩渐渐淡褪后，不仅仅是女性的性别角色从遮蔽走向敞亮，男性的性别角色也是如此。就是说，男性也面临着一种重新审视自身、自身价值重新定位的转换需求，这种转换需求是随着人的解放的重点的根本位移而同时同步发生的。如果说，女性已经意识到，仅仅是女性的社会解放、社会地位的改变并不能使女性得以根本解放的话，那么，男性在长期的强势社会地位的占据中，怎样意识到自己的人性被这种强势社会地位所遮蔽、扭曲并使之从中苏醒、省悟、解放出来，就是今天人的解放的题中急需之义。如果说，女性在传统的男性话语霸权中，感到了被压抑的普遍的“屈”，那么，男性在传统的话语霸权中，则感到了被迫承当的普遍的“累”。当女性急于要挣脱传统的男性话语藩篱时，男性又何尝不应如此？只有女性与男性共同在新的一轮人的解放中，摆脱传统社会及政治革命给男女的性别定位，把男女性别的社会定位转为男女性别的人的定位，男女才能从“累”从“屈”的阴影中走出来。这在其中，不仅需要女性独白，更为需要的是两性之间为此而进行的对话。
第二，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应该得以高度尊重，但为历史进步所做的牺牲承当也必不可免；人应该有着生命的鲜活与自由，但社会的束缚与抑制又是历史行进中的必然；人固然不应被物所役，但人的生命享受却又往往为物所限，类如种种人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在女性为了人性的解放进入社会中心，在男性为了人性解放从社会中心欲返人性家园，成为男女两性所共同遇到的问题。为什么男人觉得好女人太少，而女人又到处寻找男子汉？那都是男女在自身所承担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所导致的困惑使之然。只有在两性对话中，男女才能对社会性与人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给以更清醒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才能对这其中的男女性别角色给以更清醒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在这种认识与把握中，人不仅使自己从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得到解放，人也使自己在对自己的不断确证自身中得以解放。
正因此，我很高兴的读到并乐于向大家推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荒林、王光明的《两性对话》一书。这本书虽然因为女性独白的声音太强，以至于两性对话的声音太弱，但毕竟这是一个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的一个好兆头。我真诚地希望，真正的两性对话能从此开始，并成为21世纪的一个世纪强音。
根据地主潮作家研究的新收获
——读《土色土香的农村画卷》
根据地主潮作家是指直接汲取根据地思想资源、文化资源成长起来并在根据地文学、共和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渐居主潮的一代作家，其代表作家是柳青、马烽、贺敬之、郭小川等人。这代作家与丁玲、周立波、艾青等从上海现代都市进入根据地的革命作家不同，丁玲等人所经历过的现代都市文化与根据地文化的矛盾、冲突、磨合是这代作家所没有的。这代作家与在新的共和国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刘绍棠等人也不同，王蒙等人在生命成长期的青春性与共和国在成长期的青春性的同步形态是这代作家所不能充分体现的。但是，上个世纪40年代形成，至5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至60年代中期走向衰落，再到70年代中期最终消失的工农兵文学思潮，其最主要的质素、品格、特征却在这代作家身上有着最为集中而又鲜明地体现。诚然，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系统论述过的，根据地文学是由五四、民间、根据地的三种文学资源组合而成，其间三种文学资源的相互渗透消长起伏，构成了根据地文学、共和国文学的演化形态。在这一演化轨迹中，根据地主潮作家的作用、位置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却是极为不够的，不够深入，也不够全面，大家习惯地以“为政治路线服务”“艺术性不高”等等简单的判词，将其置入“昨日黄花”。近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有所深入，有所突破，但在这一研究中，也仍然没有把根据地主潮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予以研究。正因此，我欣喜于一套五本的《马烽研究丛书》的出版，并想就其中段崇轩所撰写的《土色土香的农村画卷——马烽小说艺术论》，谈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我很认可段崇轩对马烽创作思想资源的概括：一是民间艺术，二是古典文学，三是五四新文学。这种概括看似简单，其实中间是很有让人给以思索之处的。当民间艺术、古典文学从小就让马烽背得滚瓜烂熟，化入自己生命的无意识的深处的时候，再加上当时根据地文化对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推崇，加上马烽其时所处的传统化的生存环境，经过马烽生命深处无意识的筛选、淘汰、改造，进入其文本的现实生活，早已经具备了浓浓的传统文化的民间因素了。这种因素也许不在于那种我们可以用理性去加以概括的价值指向，却更多地体现在那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清楚的趣味、情调、生活习惯等等。陈平原在论及通俗小说时曾说过：“通俗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并非作家已经说出来的政治见解或宗教观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识到或已经朦胧意识到但无法准确表达的情绪、心理和感觉。研究者的最大兴趣在于发现这种‘无意识内容’。段崇轩在本书中，竭力探寻马烽小说中的“民间性”因素，我以为，陈平原的这一见解，是可以为段崇轩的这一探寻，提供一条足可一试的通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