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张南轩站在差徭役的墙头之内向外探望，只隐约看到一群日寇押了六名“犯人”。有无李连生？他分辨不清，无法确定。夜深了，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听到西北风呼呼地吹，猫头鹰“咕喵，咕喵”地叫，他感到心寒，更深地体会到亡国的痛苦，恨不得立刻持枪提刀与这批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拼杀。然而，他又想到，自己是抗日的另一条战线，这条战线仅能暗斗，不能明干。
郑翻译回去后，把犯人名册中用糨糊粘过的那页纸又悄悄揭开，拂去粘过的痕迹。
兴津武虽然是个杀人的魔王，但又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很信天命。当他得知李连生未死之时，竟竖起拇指对人说：“李连生的，大大的贵人。”郑翻译也趁机说道：他的中国的良民，大大忠于太君……”于是在8月15日二次释放了李连生。
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连生竟两次被捕，看来无法再在村里站脚。经组织批准，由张南轩引荐，李连生打入日伪组织，当了便衣警察。从此，他出城活动合法化，及时把城内情报送出，又在敌工科的指示下，给敌人带回一些过时的情报，以应付敌人。
1941年7月25日晚，阎锡山的敌工团又以八路军嫌疑的罪名逮捕了李连生。敌人在纸巷村一个打麦场内将李捆上，翻过一条沟向东走。行至沟底，李甩脱绳子就跑，但终因寡不敌众，又被抓获，头部被打了六处伤，因流血过多，当时昏了过去。张南轩闻知，如坐针毡，稍加思索，便决定用激将法使日伪警察所长孙良才前去搭救。他对孙说：孙所长，在城关你鼻子底下，他们竟敢把你的便衣抓走，这不明明是在欺侮你吗？”一句话激怒了孙良才，他立即请示日伪头目，亲自带上警备队出城，向东急驰。追于万宁庄，阎锡山敌工团的人见势不妙，忙把李扔进红薯窑内，逃走。孙带领人马终于救回生命垂危的李连生。
装聋被试
晋西事变后，整个汾城被白色恐怖笼罩着。这时，党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如何隐蔽自己？如何保护同志隐蔽下来？这是张南轩考虑的主要问题。
1940年夏，蒋介石的九十军包围了汾城。几日之后的一个夜晚，从南、西、北三面向城内发起攻击。炮声隆隆，震耳欲聋。张南轩刚躲到大堂前檐一角，一颗炮弹“轰”地一声在他附近爆炸了，震得他浑身是土，两耳直鸣。炮声停了，九十军撤了，张南轩想：如能借机装成聋子，岂不更便于隐蔽吗？回到差徭役，一个个灰尘满面的“同事”们，互相询问，张南轩呆立一旁，一言不发。股长张百臣问他，他也不应。这时，李之林对着他大声说：你聋了吗？”他捂住耳朵说：耳朵直响，听不见你说啥”。就这样，人们都认为他真的被大炮震聋了。
为了装聋子，他专门观察了本村一个聋子的形态：面目痴呆，说话慢而声音大。他进行了认真的模仿。
他要工作，要接近上层人物，要能同他人说话才行。于是，别人同他说话时，他让写出来，白天在纸上、地上或空中写，晚上让在他背上或手上写。除上级党组织知道他是装聋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就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
那时，日寇正搞强化治安，在街上碰到鬼子喊他，他置若罔闻。鬼子就打他，有时打得头破血流。无奈，他去找新民会，说因耳聋光挨打。新民会给他发了一个袖章，上边用汉字写着“耳聋，谈话笔写”六个字。有时因刮风袖章卷起，遮住了字，碰到鬼子还得挨打。他又找宪兵队，宪兵队给他做了一块木头牌子，用日文在牌子的两面都写上了与袖章同样的文字，下款还落着“兴津武”的名字。从此，他胸前挂着这块木头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的名字还被“聋子”代替着。
“聋子”当差徭役会计，对日寇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从未误过事。但是，日寇每次出击总是落空，于是怀疑内部有人走漏消息。因张南轩会做生意，所以还兼任了特务机关——福田商店的副经理，因而敌人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他的身上，对他的政治态度、真聋假聋进行了多次试探。
一天晚上，率部投敌的阎军特务张善斋来到聋子家中，在桌上写：问你个事。”张南轩说：好吧。”又写：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张南轩警惕地回答：这些我都没见过，只知道卖一匹布能赚七八块钱。”张善斋走后，张南轩想：这有意的试探，正如交战前的火力侦察，绝不能同他作无谓的争论。不管敌人耍什么花招，我都岿然不动，装成不问政治的商人，以使敌人深信无疑。
接着，新民会的部长董广基也下手了。一日，聋子到我地下联络点——南关“同心协”办货未归。翌日早晨尚未起来，就听到董广基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他故意脸朝里装睡着了。董进屋后，急忙把他摇醒，一边念叨着“快起！快起！”一边用手拉他，显出一副惊慌的样子。他问：有啥事？”董写：“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请快离开汾城！”他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半开玩笑地说：你说有人告我，我看这人就是你，你嫌官小……”董又写：是真的。”他说：那你用绳子把我捆上好了。”董写：那你不要命了？”死在外边还不如死在家里好，离开汾城我到哪里去呢？他有人告我，我想日本人也能看出是真是假……”他认真地说着，并不动声色地把掌柜孙梅吾叫来给准备早饭，说：今天我请董部长吃饭，你给弄几个好菜。”酒足饭饱，董广基扬长而去。
最后一次试探是兴津武亲自出马的。福田商店是宪兵队、警察局、新民会的人经常打牌议事的地方，作为副经理的“聋子”自然要应付这一切。敌人的几次试探，使他的警惕性更高了，他在客厅的正面挂了一面大镜子，意在便于观察外边发生的情况。尽管如此，每次打牌他总是要选择一个脸朝外的位置。一次打牌时，警察局长提出以丢骰子来定座位的办法，偏偏把他弄了个面朝里的座位。他心里有些毛，琢磨着这是为什么。正打到热闹时，忽然发现对面坐的孙所长神色不对，朝镜中一看，原来是宪兵队长兴津武提着手枪，轻手轻脚地往窗下走。他忙把两肘撑在桌上。这时，窗外传来一场响亮的枪声。他却像没听到一般，神态自若地催促大家：快出牌！”人们哄堂大笑。这时，兴津武走进屋门，指着他的耳朵说：你的，耳朵的坏了坏了的。”
几次试探之后，敌人对他的“聋”已确信无疑，因此，谈些机密话题也不回避他。
掩护同志
1941年夏，县委宣传部长（原二一三旅敌工科长）郑怀礼同志被日寇抓入城内。因为郑是张南轩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敌工工作的负责人，所以张南轩整日忧心忡忡，坐卧不宁。当他了解到郑虽受苦刑，但从未吐露党的机密时，就让郑母出面活动。他借故对柴福田说：我和郑怀礼的两个伯叔哥是同学，他母亲要我向你求情，请你……”同时，又让郑母去找柴的姨太太。经过求情、送礼，总算打通了关节，使郑被释。但是，释放决不等于消除对郑的怀疑，宪兵队长当着柴福田对郑怀礼说道：你的，柴先生那边去，你的柴先生说话，柴先生我的说话。”从此，郑怀礼当了福田商店的办事员。在“聋子”的掩护下，郑怀礼度过三四年的敌营生活，直到1945年夏才借口陪“聋子”到北京看病，脱离敌营，回到太岳根据地。
日伪时期，强迫人民照相，发“良民证”，无此证则难以通行。为了给县委书记廉怀德办理此证，张南轩借口给孩子过满月，请警察所长吃喜酒。第二天，他找孙所长说：我有个稷山朋友，昨天来我家做客，不知怎么把良民证丢了，现在回不去，你看能给补一个吗？”孙毫不犹豫地对其当警长的儿子孙锄匪说：给补一个。”锄匪掌管着钢印，接过照片，照“聋子”说的填好，压上了钢印。
一日，聋子”正在商店看书，特务长张善斋走进来对柴福田低声说：一小学教员，是连村人，和郑怀礼……”聋子”听到敌人把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就觉得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敌人所说的小学教员是指我党的地下通讯员肖思同志。他及时向组织报告，上级当即把肖思同志调离学校，免遭敌人暗算。
1948年春，汾城解放后，奉党的指示，聋子”公开了身份。以后他又为党做了许许多多工作，但是令人最难忘的还是那装“聋”的八年，那传奇般的故事，至今仍在汾城一带广为流传。
（刊登于1990年《党史文汇》第一期）
张临玉，1936年生，西中黄村人，临汾师范中师毕业。在任教时当过地区模范教师和地区教学演讲观摩会代表，参加过省地县三级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
张学俭，西中黄村人，中共党员，曾担任生产队干部。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促进文明建设，经常给村内老年文艺宣传队编写快板，有数篇在《襄汾报》上发表。附作品：
二、书、画
书法书法是村民一项传统的文化艺术爱好，书体大致分为篆、行、楷、草、隶几种，其艺术技巧变化多端，风格各异，在家乡诸多文化传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明清以来，村内较有名望的书法家亦不乏其人。他们用墨上功力极高，造诣精深。明末进士张化和张鮡化兄弟二人擅长书法，出手不凡，名声震撼乡里，现北中黄城门匾额上有张化手迹；百福百寿”碑即张化所书。清乾隆年间村儒子生员郭上理、张翼等人笔体俊迈刚劲古朴秀逸，村内仁义巷水井上有其手书碑文。古中巷生员张心源字迹苍劲，书体端正俊秀，堪称一绝。今井上碑文有其真迹。清晚期举人仁义巷王渊通书体含蓄奔放，能把字体优美和内在遒劲融入一体，发人深省。
解放后村人杨级山、杨秀山、王觉民、张维忠、刘汉卿、张华东、张治忠、张临玉、王保顺等人均擅习楷书，多年来笔耕不辍，字体行款非凡，雄浑洒脱，各有千秋。县书法家协会会员李俊才隶书刚柔兼济，别具一格。郭治堂、张启瑞草书体势连绵飞动，笔意奔放热烈。荀毓嵩擅行楷书，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锻炼持之以恒，年逾古稀仍笔力不衰，先后有数幅作品入选出版。他乐为人梯，为培养下一代青年练习书法付出毕生心血。现时村内董玉林、马长命等人都写得一手好字，为村人所称颂。
2003年村内一些书法爱好者首次举办了全村书法大赛，有二十六位参赛者榜上有名，比赛结果梁若蔼、张克勤、张秋景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2006年村人张积善获黄河文化艺术研究院“双馨杯”全国中老年诗书画作品大赛书法铜奖。得到盛世轩（北京）书画院2005年7月颁证认可。
附部分书法作品选：
三、绘画村内一些爱好绘画者其作品有色彩俊秀，维妙维肖，墨迹淋漓，质感强烈之特点，看后使人心情愉悦，发人联想。他们所绘作品题材广泛，内容繁多，不拘一格，有些造诣较深还有集画图、诗文、书法为一体的精湛力作，为人民生活注入乐趣和活力，激发人们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美好感受。
解放初期，每当集市年画紧缺，村人闫世民便将各人平时所绘画图刻于木版之上，印发年画在集市出卖。学校教师王增录善于作画，自学成才，在学校墙壁和村内一些街道作水彩油画多幅，享誉一时。另外还有一些擅长绘画者在年节村办灯会、平素村民装饰房间时大显身手，成为画品中后起之秀。绘画较有成就的有闫世民、张发才、张积善等人。
四、摄影我村最早的照像始于1950年，王植荣、王兴彦用的照相机为“幸福”，相片为黑白片。
1972年，张福祥高中毕业从事了摄影这一行业。1996年他进行了相机更新换代，使用当时较先进“具有快门优先自动激光”等功能的海鸥DF300X彩色照相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1997年张福祥又购买了日本产松下M9000摄像机，领先周边村照相、摄像数年。
2002年，张福祥与其儿子张文华在本村建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照相馆“精华影楼”，经营项目由原来的照相发展为婚纱拍照，光盘刻制照片等业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采用了数码照相，置换背景，相片打字，像片增加了科技含量。
热情的服务，精湛的技术，使照相业飞速发展。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照相、摄像方便了群众。
2005年他在汾城镇政府街又开办了“天长地久”影楼，摄影走出了西中黄，撑起了太平照相业这片蓝天。
（第四节）广播影视
（第一节）线广播
广播是搞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工具。解放前村内没有广播器具，只能靠干部人前大声讲话开会宣传。1960年后村里成立了广播组，开始时是利用铁皮自制成喇叭筒讲话宣传，对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政府法令、文化教育提高社员思想觉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56年我县建立有线广播站利用县原有电话线路给县乡输送广播信号，每天早午晚三次播音。1970年村内开始安装广播。广播内容增多，节目多以转播为主自办为辅，增设本县新闻农业科技学习和文艺节目。社员们坐在队部、村头的固定地点就可以收到广播。
1975年广播开始入户，进一步方便了群众收听广播节目，人们利用干部空余时间在个人家里收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新闻报道，还可以作为村干部讲话的宣传工具。
1975年县广播站架设广播专线到村，村民广播入户率基本普及，村内结合实际，除县广播站宣传内容外，村民还自行编写广播稿，表彰好人好事，学习生产技术来配合宣传。在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村内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增多，广播宣传转为一度缓滞，现时为村委会为集体办事讲话专用工具。
（第二节）视（有线电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黑白电视机首入村民家庭，由于数量极少，很难满足人们文化物质生活需求。1984年大队首次购回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台，由村集体指派专人管理，村民晚上观看者络绎不绝，村委院内围的水泄不通。1988年后，电视机入户率逐步增多，1990年基本普及，与此同时彩电也相继入户，电视机型号、档次变换也在相应提高。
1996年县广播电视台为村民安装有线电视，扩大了收视范围，电视可收到十几个频道闭路电视节目。2005年县广电局又全面铺设线路，节目频道大大增加，发展到四五十个，极大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物质生活。现在有些家庭还用上了锅盖设施，收视率大大提高，村内彩电基本普及，逐渐向大屏幕、新款式、高清晰度方向发展。据统计，截止2007年底村内共有800台，有些家庭每户达到2至3台，黑白电视几乎淘汰，同时有线电视入户率已达520户。
（第三节）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影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观看电影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继社火、戏曲之后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52年，省电影队首次来村内第七生产队放映黑白无声电影，村人争相观看新奇不已，遂成为村演电影有始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