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派饭”是个生活问题，似乎无可多议。但细究一下，里面却大有文章。“吃派饭”是我们革命干部在农村工作时的一种优良传统。——到老乡家里，同老乡坐在一个桌子上，或者同围在一个火炉旁，同吃一样的饭，边吃边聊，无所不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八路”，与群众同吃同住，休戚与共；土改时期、互助合作时期工作队的老张、老王，也因与群众同吃同住，建立了深情厚谊，亲如手足。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当某同志在某村工作了一段，临别时，男女老少相送，依依惜别；甚至给相关领导写信挽留，舍不得叫走。由于工作需要，这个同志还是走了，但很多老乡每当过年过节吃点什么好的，还念念不忘这个同志，甚至把好东西留下一点，等着这个同志再来的时候吃。不难设想，如果这个同志是一个整日坐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只和几个干部打交道，或者只会每天晚上把群众召集起来，哇啦哇啦地一讲几个钟头，却很少到老乡们家里谈叙家常的人，能如此受到群众爱戴？有时不也听到“某某同志不能在那个村里工作了，最近连饭都派不下去”的说法吗？这就意味着那个同志脱离当地群众，最低限度也是不受当地群众欢迎。足见，“吃派饭”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生活问题，它是联系群众，熟悉群众的一个好办法，这可以深刻地具体地反映出一个干部同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密切。
今年七月，中共襄汾县委派了一个十几人的整风工作组到了某村。时过月余，情况掌握不了，工作进展不大。工作组接受教训，采取了分散住在各户，去吃派饭的做法。这样，每人每天吃一家，不到半月功夫，谁家几个人，他的娃叫啥，孩子啥时候娶妻，闺女是否出嫁，谁的房子漏雨，哪家缺少烧的等等，都摸了个一清二楚。群众的迫切要求，工作中存在问题也开始澄底了。往往是饭吃完了，话说不完，一屁股坐下两三个钟头走不了。不几天，群众起来了，问题抓住了，而且一一得到了圆满解决。
人与人的关系，总是由生到熟，由疏远到亲近的。这个过程是通过互相了解和共事而体现的。久与农民打交道的人懂得，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不但听其言，而且观其行，而对不摸底细的人，是轻易不愿讲出真心话的，更谈不到推心置腹，至诚相交。农民能不能把内心蕴藏的“体己话”对你说出来，主导权固然属于农民自己，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和你是否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有极大的关系。有一同志办初级社时到某村，村干部有意让他到一个不愿入社的老大娘家去“吃派饭”。吃早饭时，老大娘将饭菜端在院里的桌子上，只说了一声“凑热，你快吃吧。”转脸便走开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去了。说远，两个人望得见。说近，却不便说话。这个同志独自吃，临了就主动地将碗筷收拾在炉灶边，又将桌子抹净搬进屋里。这时老大娘进来了，说“啊呀，你没吃好吧？”老大娘，可吃美啦。院里住几家？老人家精神挺好的，有几口人，生活过得怎么样？”就咱一家，独自个，挺好的。”寥寥数言，顿然老人喜形于色。当晌午去吃饭时，老人就坐在他身边，再也不出大门了。饭后，他又帮老大娘洗碗抹筷，老大娘不那么拘束了。二人拉起家常，谈得津津有味。吃晚饭时，这个同志去得早，就帮老大娘拉火、添炭，饭熟后，老人干脆和他同桌吃开了。他有问，老人有答，甚至不问便谈。最后，老大娘连她三十二岁上守寡，过了半辈子苦日子的生活经历全部谈了出来。言语之间，终于吐露出她怕入社后没人担水、磨面、没劳力怕分不下粮食的种种疑惑。第二天，这个同志在隔壁另一家吃完饭后，又拐出来到老人家说了半天。经过多次谈话，老人明白了入社的政策，认清了孤儿寡妇只有依靠社才能生活得更好的道理，便自觉地报名入了社。
实践证明，通过“吃派饭”，一天三餐，边吃边谈，再加上饭前拉火、担水、饭后收拾碗筷、抱娃娃等等这些活动，农民就会对你产生“自己人”的感情。人熟了话就多了，话也能扯到一股弦上，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生活到生产，从家庭到社会、思想、工作无所不谈。如此，还愁什么情况了解不了，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呢？
“吃派饭”好处甚大，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有一些同志，他们有的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干部，有的是才出“学”门的知识分子，虽也去“吃派饭”，但却常因一无所获而感到苦恼。问其原因，有的是缺乏方法，谈不起来，偶尔说几句，也是“问答式”的，谈不热火；有的是不善于听取意见，农民一开口，就三言两语硬梆梆地顶了回去；有的是不摸农民的心理状态，不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因而无从谈起。总之，缺乏与农民交朋友的知识和经验。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有些同志自作聪明，自以为有知识，懂道理；农民么，落后自私，狭隘保守，和他们有什么可谈的。一句话，缺乏群众观点。他们嫌农民家里脏，嫌小孩多，哭哭闹闹挺讨厌。所以在“吃派饭”时，有的计算时间不迟不早，饭熟刚到，吃了就走；有的干脆不到老乡家里，让人家把饭送到住处；有的虽然去了，但手里经常拿一卷书报，人家做饭他看报，根本没有去谈情况，交朋友。这样，农民就自然不会把你当做“自己人”，甚至本来想谈的话也咽下去。由此不难理解，吃派饭”的方法虽好，但对一个群众观念薄弱的人来说，即使吃了“派饭”也很难收到应得的效果。所以说：吃派饭”不仅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考验和衡量一个干部群众观点强弱的问题。但愿所有农村工作的干部都善于通过“吃派饭”，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工作锦上添花。
（刊于《山西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三版）
王保顺，原汾城中学校长，退休后潜心研习古典诗词，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并在各种文学大赛中连续获奖，现为山西诗词学会会员，2005年出版诗集《炳烛诗稿》一书。其诗作“读毛主席诗词”编入“襄汾县优秀文学作品选”一书。2005年被县文联推出为本县十大文化新闻人物。附代表作：
读毛主席诗词（外二首）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作
王保顺
领袖诗词于世传，
星光灿烂耀人寰。
阵前觅句花凝血，
马背成吟暖与寒。
浩气为文着风雅，
凯歌创业载艰难。
当年一阙山城沸，
星光灿烂耀人寰。
阵前觅句花凝血，
马背成吟暖与寒。
浩气为文着风雅，
凯歌创业载艰难。
当年一阙山城沸，
《雪》盖文坛撼政坛。
野趣
滩塘坡草牧羊肥，
倚柳枕鞭读夕辉。
天外鹤声人不察，
犬奔惊得白云飞。
天外鹤声人不察，
犬奔惊得白云飞。
鹧鸪天·教师
三尺讲台弄粉尘，
一身正气乐清贫。
碧桃树下洒甘露，
红杏枝头倾爱心。
情切切，意真真，
喜看桃李几成荫。
宝刀不老常磨砺，
网上求知到夜深。
一身正气乐清贫。
碧桃树下洒甘露，
红杏枝头倾爱心。
情切切，意真真，
喜看桃李几成荫。
宝刀不老常磨砺，
网上求知到夜深。
（节选自《襄汾县优秀文学作品选》）
张随意（1922年-2006年），西中黄村人，原襄汾县水利局干部，曾在任职期间编撰《襄汾县水利志》一书，退休后仍坚持写作，耄耋高龄，呕心沥血不辞文累，编写了《西中黄我可爱的家乡》一书，为本次村志编撰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刘汉卿，男，西中黄村人，曾任私营商店副经理，门市部主任，总管主任，工会专职干部。1961年后任大队会计，县人大八届、十届、十一届代表。1970年开始为村民编写对联，20多年共编写对联200多幅，后将所编对联集结成册，书名为《亲友对联情》。
赵继先，男，1946年生，1962年汾城初中毕业。曾任农中教师和村内干部。现为襄汾县作协会员，《山西农民报》特约通讯员。1968年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和通讯报导，1970年停止写作。1997年后继续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40余篇，并在《果农报》、《山西农民报》、《丁香文化》和《襄汾报》多次获奖。诗稿《秋颂》选入《襄汾县优秀文学作品选》一书。附代表作：
（载于《丁香文化报》刊）
张秋景，1936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60年参加工作。历任临汾师范、汾城中学语文教师；汾城完小校长，汾城“五七”农校革委主任；贾岗公社革委副主任、曹家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党史办副主任。编撰过《中国共产党山西省襄汾县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山西省襄汾县历史纪事》和《襄汾县志》。主编了《中共襄汾地方史稿》、《襄汾革命故事》、《中共襄汾历史大事记述（民主革命时期）》三本书；着有《平阳古村落襄汾西中黄》等书。热爱文艺创作，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襄汾作协会员，老松树文化社常务理事。作品有诗词、散文、故事、论文、传记和书法。作品散见于《平阳党史》、《党史文汇》、《山西老年》、《太极》、《交流》、《山西老区报》、《山西电视报》等报刊。其中论文《试论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荣获“纪念山西建党70周年优秀党史论文”三等奖。作品部分收录在《襄汾革命故事》、《塔山下的故事》、《当代丁陶诗词荟萃》《临汾地区抗日英烈谱》、《解放临汾各县纪实》、《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书法入选《临汾老年书画集》、《嘉翰杯全国中老年书画大展作品集》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书画大展作品集》等。附代表作：
“聋子”的故事
张秋景
1948年1月5日，晴空万里，阳光和煦。汾城城内，庆祝土改胜利的大会上，身着灰色棉军装的县农会主席慕生光正在讲话。他突然向台下发问：同志们！你们城内有个聋子，大家知道吗？”
“知道！”台下齐声答道。
“他是真聋子，还是假聋子？”“真聋子！”
“真聋子！”
“你们说他是真聋子？我说他把你们骗了七八年。”
慕生光向会场扫视了一眼，十分肯定地说道：他不是聋子！”
此时，台下鸦雀无声，个个显出惊奇的样子，伸直脖子静听他的下文。
他说：你们不信听我叫他，张南轩！”
“有！”人群中应声站起一个结实的中年汉子，他精神饱满，声音宏亮。
群众不约而同地发出“呀”的一声，把目光一齐投向了这个叫张南轩的人。
慕生光向大伙招手说：请大家静静！”会场很快静了下来。他紧接着讲道：张南轩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多年来，他深入敌据点，忍辱负重，装聋八年，为革命收集情报，救援同志，瓦解敌人，做了大量工作。”
话音刚落，群众就蜂拥而上，把“聋子”团团围住，热情地向他握手问候：这些年可真委屈你了……”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情景，聋子”的父母和妻子也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投身革命
张南轩原籍河南，原名刘文炳，幼时随父母逃难来到汾城。因生活所迫，14岁时父母忍痛叫他给汾城县的衙役张金亭做了儿子，改名张南轩。
1939年初，日寇二次占领了县城，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
县委、县政府和新军政卫二支队都驻在号称“小延安”的盘道村。因此，这里成了敌人“扫荡”的重点。为了获得情报，打击敌人，开展反“扫荡”斗争，我方决定在敌内部发展情报人员。张南轩就是第一个被选中的对象。他被选中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的养父张金亭家住城关，并在伪政权中有一定的关系；二是我地下党员李连生、赵步云是他的结拜兄弟；三是他倾向革命，精明能干。
一天，李连生和赵步云奉命来到定兴村，动员张南轩参加革命。
张南轩看到阔别已久的兄弟格外激动，三人坐在炕头，敞怀交谈。当张南轩听清他们的来意，得知政卫二支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后，立刻欣然加入。
张南轩借故回到养父家中，每日进城给日寇支苦力，早出晚归，借以了解敌情。一个月后，通过各种关系，当了伪政府差徭役的会计。
他终于钻进了敌营，得到了不少的情报，还亲自到“小延安”盘道汇报过工作。我敌工股长郑怀礼，公安局长周义中接受汇报后，任命他为情报组长，叫他组织力量，瓦解敌人。张南轩回到差徭役，经过耐心工作，很快把解同贵、张子贞、李之林等七八名人员组织起来，为我党我军收集情报。
三救连生
一天下午，日寇向差徭役要几千斤劈柴、马草和100名苦力。这“100名苦力”引起了张南轩的深思。他叫张子贞借口问日军要不要马车，以探虚实，又到警察所找到另一名情报人员解同贵了解情况，解说：上边有命令，叫日军全部换成了胶底鞋，说晚饭后就集合，看样子是要打仗了。”张南轩急速写好情报，交给了纸巷村的李连生。
李连生原在八路军黄骅支队入党，此时在纸巷村搞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该村的村副。他身材高大，办事果断，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憨厚大方。他接到情报，连夜直奔盘道。部队接到情报，立即组织群众隐蔽，队伍埋伏山头。
半夜时分，日寇步兵、炮兵、骑兵四五百人包围盘道扑空，拂晓攻山。我军居高临下，迎头痛击敌人，日寇败回汾城。
敌人怀疑城关有人走漏消息，气急败坏地把拉回的尸体焚烧后，就在东关、纸巷把李连生等23人抓进城去，作为通共分子严加审讯。
在敌人拷打李连生的过程中，张南轩做好一切准备：如李招供，他就立即出走，脱离虎口；如李不屈，他就想办法营救。张南轩在窗外听着敌人的审讯；抽皮带、打耳光、灌辣椒水、压杠子、背火香……李连生紧咬牙关，守口如瓶，虽几次昏了过去，但始终没有招供。审问结束了，张南轩马上到纸巷和东关让该村维持会向县维持会写保状。敌人抓不到证据，又有村维持会作保，只好把人放了。
就在这年的农历四月十九日，李连生二次被捕入狱。经了解，方知是因阎锡山的游击九支队的便衣张三，在日寇的重刑之下，供出李连生是八路军。经过几次拷问，敌人始终没有从李连生口中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但因有张三作证，还是把李打入了死囚牢。
为救李连生，张南轩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不惜重金买通了一个姓郑的翻译。
郑翻译是东北人，常到差徭役要苦力。一次，张南轩趁机对郑翻译说道：纸巷村的村副被关入监狱，村里无人管事，要柴、要苦力都没有人派了。”
“有人说他是八路军。”
“没有的事。我和他是换贴兄弟，从小一块长大，对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他除过种地，只会织布，根本没有当过兵。因为当村副，成天要粮催款，得罪了不少人，所以有人暗地诬陷他。要是把他杀了，以后谁还敢为皇军办事呢？”张南轩解释说。
几天之后，郑翻译对张南轩说：事情不好办了，李连生的名字已被圈了红圈，近日就要杀掉，这次共圈了七个人的名字……”张南轩大惊，急忙把事先买好的手表、照相机送给郑翻译，请求他设法相救。郑翻译深知日本宪兵队长兴津武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意见是不易接受的。于是他偷偷在杀人之前，用糨糊轻轻把写有“李连生”名字的那页纸粘在了另一页纸上。
是晚，宪兵队长兴津武喝得醉醺醺的，拿来“犯人”名册，见划红圈的就点，他只点了六个人的名字，也没有数数，便身穿黑褂，手持钢刀，由郑翻译提着一桶凉水，把人押到东城壕内。他刀蘸凉水，挥舞钢刀，把这6名嫌疑犯砍了，尸体填入了防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