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家沟住时，汾城的一家钱铺的家属也在那里逃难，他家有钱，来回都是坐的两头牲口车，有伙计赶车，住了一个多月家属要回去，伙计把车赶来停在沟内门口，许多人到门口送那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坚持不在沟底坐车，非要伙计把车赶上南沟上边才坐，这个南坡是一个先往东南再拐向西南的路，这个伙计把车赶到湾处，这个辕里骡子打死打活不往前走而是后退，眼看车轮要溜下东边沟沿，伙计越打牲口越退，赶快松手车就往沟下跌，骡子和前面的马四蹄朝天跌到沟里，车内的衣服被褥、米面倒了满沟，伙计像个傻子立在坡上，门口的两个女人大声哭着喊着。半小时后，沟沿上坐满了李家庄子、峪口和王家沟的人来分的吃骡马肉，这两个女人不卖，他们非吃不行，说是地方上的规矩，女人说，我不在你们这里埋，我雇车把死牲口拉走也不行，最后伙计雇人把东西在沟里拿上来，牲口在沟里杀的分给这三个村的人吃了。
日寇烧我村房子
民国二十七年的三月份（不是21日就是26日），日寇在西山里下来，到了我村不走了，傍晚就开始烧起房子了。（注：听说日寇有一条军纪——兵败放火）东门内北边烧的明文家全院、孙荣先家牛院、张玉水家全院、张树椽家大院、荀其五家全院、长淮家院、当铺院、西门里大潭家院、李克俭家院、乐轩家院、百爱子家院、奴旦家院、张碎娃家院等30余家院，还在村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走了。那一天村里人全跑完了，有的在外村亲戚家，有的在尉村西坡地窑里住，那天我是跑到峰坡庙东沟里土窑躲的，当时我看见像是烧的我家房子，日寇走后回来一看，是我家巷西孙荣先家的牛院的北房三间。
民国二十七年，日寇在汾城驻了一段时间走了。后半年又来了驻下，这次再没有走，直至日寇投降才去了新绛。
后来来汾城，又来我村烧了两次，一次烧的城里北楼，还在楼下东边土圪塔讲话嫌村里无人接待，用枪打的燃烧弹把北楼上木料烧光，大概是民国二十七年七八月里。
第二次来村，因为张徽猷村长不出来，把他家院烧了。大概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的事，玲玲听他妈说过，生下他还没过满月，就逃跑到地里（他是五月初过的生日），回来房子被烧了。
最悲惨的一天
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是我村近150年死人最多的一天（光绪三年不包括在内），这一天我村死了23个人，全是被日寇打死的，由南门外地里到北门外三渠里，西门城门窑里及西门内到处躺着死人，真是残忍之极，具体情况如下：
正日初六晚上，阎锡山部下61军（军长陈长捷）由候村出来到我村来了一二百人要粮，不知我村的哪个汉奸连夜去到汾城给日军报告了，日军天不明由汾城经李果沿我村到李果村车道（南门外正南半华里有东南向的一条路，直通现在铁厂西北角）北上，当时61军派两个河南人在南门楼上放哨，发现了动静，就开枪射击，当时61军听到枪响，就集合部队向北中黄往峰坡庙转移。
日军听到南城楼上枪响，知道城上有人，就在离城一二百米处分散，往城西转移，村里老百姓天刚亮就带上干粮，携儿拖女出城逃难，这已经成为习惯，绝大部分都是出北门和西门往地里跑，跑到城外就都下了渠，顺渠逃跑。
日军很快进了西门，有的上了城打，有的在官道上守护，有的往北追人。
我们一家四口人带上馍袋、水壶赶快跑步出了北门，在春秋楼后顺渠往北跑，刚到南北沟渠口处，火炮弹就在西边地上面爆炸，我们赶快卧倒，烟土落了一身，听到不响又赶快起来继续跑到麻布渠才感到了安全，听到中黄的日军在城上往峰坡庙方向射击，峰坡庙的61军也对着中黄打机关枪。
在我们跑出城门到天池东边的时候，我四爸和四妈在后边跟着，可是四妈提着一个包袱散花了，他把包袱放在天池岸边的砖台上绑了一下，日寇就跟着他们来了，所以他们两人就没赶上我们下渠跑，而是进了三官庙，接着日本人也进了三官庙搜索，因为我四爸是个男人，他穿着一件长皮袄，日本人要他脱衣检查，他不懂话，日寇就用刺刀在他皮袄上中间使劲划了下，把皮袄划破成两半片，我四爸吓的拉了一裤裆屎，日寇走了他就病了，到四月十二死了的。
那一天中日交战直到下午才停止。
在日寇进西门的时候，逃难的男女还有十几个人没有出了城，而是躲在城门的南边一个小窑里，日寇对着窑口用机关枪往窑里扫射，光那个窑里就死了十多个人，有我姑父张积成、广元、老马、丁家、喜、卢娃、天才父亲、兰桂、虎娃、润虎母亲、亲娃子、燕森弟弟等。
另外在西门内有三个人，日寇用枪往死里打，先打死云亭，再打死来拴，接着要打禄娃，他一看不妙就把日寇报倒把枪夺下，撂在旁边房子上就跑，转了一个弯，日寇手上无枪也不见人了，禄娃躲到一家天棚上，日寇退去他才没死，后来又活了很多年。
宋澜父亲在南北大街西旁的院子里居住，他没顾上跑出来，在门口慢慢往街上看有无日寇，刚伸出头，被街头日寇一枪打死。
还有东边巷内有一个名叫奎子的人也是在巷口往南北街偷看，也被日寇打死。北门外河里死了两三个人，我知道有北当铺老三——张环，再的不记得是谁了，南门外地里也有死的人，总之那一天我村就死了23个人。
另外，南门楼上那两个放哨的看到日寇来了，就一直坚守岗位，瞄着城外敌人射击，日寇在城的西南角上了城，往东跑到这两个人背后，他们还不知道，被日寇用刺刀刺死，战争结束后，61军来人把这两位烈士埋到南门外边东善婆婆庙后边，还插的木板，写的姓名，以后不见了，可能成为烈士搬到陵园里去了。
还有一件事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角楼上有一个张兴旺，不知在哪里当兵回村，日寇来村见了他问他时，他习惯的立正敬礼，日寇把他抓走弄到汾城后，枪杀在汾城东城窑洞里了。
红军到我村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红军由北向南来到我村（周围村也有），司令部驻扎在张凤鸣的院子里，部队大部分院都住人，他们官兵不分，一般人不知道谁是官，他们到各家都是协商口气说话，让居民想法挤住几天，给他们腾一间房子住几天，到我家和我父亲商量，你们东西房合伙住一边，给部队腾一边，我父亲和他们商量说，东边玉福院子是我们弟兄和我住的（现在梦贤家院），全部让你们住，西边院你们再不让腾行不行，他们说那样更好。所以我们就在玉福院住了三天，三天后他们走时，唤我父亲把院内东西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丢失东西，我父亲一看，院子北厦扫得很干净，一点东西没有遗失。
红军进村后，我与玉福都是十五岁，还是个学生，红军要在学校南大门外开会宣传，我和玉福两人在学校里搬了一张念书的桌子，放在门外西边空地上，一个南方人立在上边，群众围了一圈听他说话，用的南方口语，多数人听不懂，散会后我们又把桌子搬回学校，我俩在官道上转了一圈，墙上写的大字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兵不打中国兵”，还有什么“减租减息”、废除旧债务”等。
红军把咱村当铺的东西，让老百姓拿上当票无偿的拿回去，可是他们认不得当票上的字，你说是衣服就提一件衣服给你，以后弄不清是啥东西，给一张当票给你一件东西，到后来人们没有当票了，用交了粮的粮帖子（像当票）给他，他也给东西，最后什么票都没了，红军把东西拉到学校里，在学校（原寺里，现在文三儿子院子那里）隔西墙往外扔，群众乱抢乱拿，直至把当铺东西扔完才停止了。
咱村当铺是南高刘家开的“永诚当”，群众有紧急要花钱就拿衣服、家具、金银首饰去当，当铺不论什么都可当，就是一样，值一元的东西当5毛钱，价值他也估的低，本来能卖10元，他只值8元，当时只给半价4元，三年不赎他就不让赎了，拿上卖了赚的钱多，是个大剥削家，因为这样红军把当铺给分完了。
红军走后不久，村长张肇霖回来了，让吉来在村里敲锣，村里凡是拿了当铺东西的全部交回大庙里，胆小的就送去，胆大的不送。那时大庙里，那些官人打听到谁拿的东西多不交，就绑在大庙里，吊起来打人，我还小不敢去看、听人说。南头高圪台院西边的李奎子有两个女儿，名金满子、银满子。尉村在咱村打工的一个人名叫“拴娃”记不清了，这个人送了好几包袱衣服送到奎子家里，藏到房檐下的匾后头，被官人搜出来，把奎子和拴娃吊到大庙梁上，打得口吐白沫差一点死了；湾子巷张许根也打得吐了沫，至于要回去的东西干了啥不知道。
张徽猷当村长不接待日本人
咱村村长先是张兰茂，后是张徽猷，我回忆是这么回事，民国二十六年我16岁，不上学了，张随意同我一样大，正月里我到新绛西关一个河南人商店当学徒，停了一个多月就回来，当年9月又同尉村曹松令跟一个在韩城开百货店的人贾栋臣去了韩城当学徒，当年12月因为日寇侵华已打到平型关，我不干了回到家中，第二年日寇就来了。张随意也只在稷山当铺停了半年生意回来，他加入了青年救国会，经常去高一开会，有一天晚上他到我家唤我，要我跟他贴标语，我跟他到官道去贴，不见有人才贴，标语上是反对铁托集团话语，当时我还不知道铁托是干什么的（几年后在兰州看报纸时才知道铁托是南斯拉夫国家共产主义领导人，也是共产党，他反对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在贴标语的第二天，有人问村长张兰茂是谁贴的标语，他说“还不是随意和这伙娃娃吗？”这话又传到随意耳朵里，随意又找我商量，要打倒张兰茂村长，我问他不要兰茂了，谁当村长，他说让张徽猷当。（就是张长旺一家子的老大，人唤小孩），我记不得怎么当上的，反正不久兰茂不当了，成了张徽猷（他的女儿嫁给三公崔乃左）。民国二十七年有一次日寇来村，我躲到北头小庙里，这个村长也在小庙里，不记得是谁来让他去接待日寇，他不出去，那人二次唤他说，你不出去，日寇要烧你的房子，他说，烧房子我也不出去，结果那天把他家房子烧了。
难忘的正月初七惨案
赵思禄
1939年的正月初七，是西中黄村最黑暗的一天，最难忘的一天。
正月初六，阎匪61军陈长捷部某团到村驻扎，他们扬言要进攻汾城（城内驻日伪军一个团的兵力），战争就要打响。村里群众大半都逃到西坡地窑里躲避，有些家只留一两个人看守门户，就是想跑也被61军挡住不让出村。村里兵荒马乱，人心惶惶。
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七，拂晓时，日军进攻上来。敌人由李果村东边迂回到峰坡庙，包围了西中黄村。61军抵抗不住，向西逃窜，日寇随后进村大肆烧杀。
日伪军进村后，一方面把机枪大炮架在西门楼上，一方面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时，我和父母及近邻约20多人，都躲在西门楼下的窑洞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三部机枪扫射着，我藏在城后面，其余张换林、里兰贵、根喜、云亭等几个人都躲在西窑里，日军向西窑里打了三枪，打死打伤几人，后来由于惊慌失措，我和来栓等三人就往城墙上爬，日寇支着机枪匆忙地喊道快！快！快……同时又把刺刀刺在我们头上，机枪支在我们的头上，敌人想尽办法侮辱我们，把吃了的乱柿子皮、柿子盖打了我们一头，折磨够了，鬼子照我们打了三枪，子弹在我胳膊下穿过，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我想就这样站着等死吗？不能！要跟敌人拼命干一场！于是在城半腰间和敌人打起来，翻来滚去，我用力一甩，把敌人板倒在城南面的乱刺堆里。狠打他的腿，使敌人站不起来。这时，敌人忽然一枪打在来拴的头上，马上鲜血四处飞溅，来栓的血黏满了我的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昏沉沉地飞奔到李大滨院里，闭上门，谁知刚过日本关，又碰上汉奸。还算好，经过一番麻缠总算摆脱了敌人。我爬墙越房过了鸣雁家果园，钻进了根拽院的一堆乱草里。但这草里哪能是安身之地呢？我两次爬在西房顶棚上，才算找到安身之地。日寇走后，村中闹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村内村外死尸一片，老人小孩哭成一团，据统计，这天共枪杀男女27人，仅西门口就杀死10余人。西门外4人，北门外6人，南城上3人，荀家院门口3人，还有军队1人，这种悲惨的日子使人难忘。
我们要革命到底。
同志们：想起日本人，眼泪掉满身，他们那种惨无人道、胡作非为的罪恶行为，使人万分痛恨，今天我们生长在和平安定的日子里，有党和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多么自由多么幸福。但是我们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好好学习方针政策，站稳阶级立场，搞好农业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关于土改情况
张随意
1947年8月上旬，土改工作队进村，当时县决定汾城先搞三个点，即北高一、贾岗、西中黄。当时临汾未解放，襄陵、汾城为敌我拉锯区，环境非常恶劣，中黄又是三点的前沿，情况更为特殊，土改工作队进村前，县委先让张随意回村建立中黄自卫队（即民兵），为了保卫土改工作，县上配备机枪一挺，步枪四支，手榴弹十余枚，先发动群众，工作由县委副书记李安率领约二十余人。当时中黄有十个半闾，每闾两人摸三个底子，即思想、贫农、地富的基本情况，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发动群众。除讲清政策外，组织骨干力量七八十人，由工作队、村自卫队、积极分子到吴兴庄将作恶多端的编村主委周侠玉扣回中黄，并将其家中财产及耕牛没收，回村后，在村内女学校门口召开群众大会，诉苦人群不断，边诉边打，群情十分高涨，约两三个小时将周处死，人心大快，充分发动了群众，人们怕变天的思想大大减少，革命情绪大振作。
第二步，在发动群众基础上，组织农会。选出范连喜（晋城人，当时不知其是逃亡人员）任农会主席。李小娃、李治茂任副主席，常委有仪克敬、二小、宋长旺、张保申，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的口号是“贫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农会在工作队领导下工作，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制度（地主），根据这个总路线，组织发动群众，扎根串连。
学习政策，划分成分，集中学习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和土改中的一些问题决定”，使农村阶级线路明确了，对象确定了，先把斗争对象包括地富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坏分子扣到张兰茂家楼上，由自卫队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