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普尔提出这些令西方人非常陌生的美学标准以后，曾在相当程度上引起过英国人的注意。18世纪英国诗人梅逊（William Mason）就在他的无韵诗《英国花园》（The English Garden）第二卷（1777）中，承认坦普尔的园林现在英国的领先地位及其优异性，可是他也隐瞒了自己称许的坦普尔的那条学说取自于中国人这一事实：
然而多么经常真理支配过坦普尔勤奋的时光，将她那灼灼光辉洒向他的不朽篇章：对时髦的怨恨中忽闻他的坦率之声，不理会优雅的单调乏味，但请洗耳恭听“有一种千姿百态的美既超越法则又违背规章。”
当然，坦普尔最忠实的支持者则是艾迪生。他有关中国园林的言论就取自坦普尔的著作。这方面的内容参看本书相关章节，在此不再重复。
诗人蒲伯1713年在《卫报》第173期上发表的反对实行现代园林艺术手法的宣言中，高度赞扬“不加装饰的自然所具有的亲切纯朴之美”，也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坦普尔的文章。而《给伯林顿伯爵的信》（1713）中，有关花园的许多名句读起来仿佛是对坦普尔的一些话的韵文释义。
1755年，坎布里奇（Richard Owen Cambridge）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也贬低了英国的造园艺术。他说：“这种牵强的爱好，由于从荷兰人那里获得的一些东西而更加恶化，半个世纪以来扭曲了国内大自然的形象，尽管我们几个上流的作家已经构想出更美妙的主意，并为随之而来的改进铺平了道路。威廉·坦普尔爵士在《论伊壁鸠鲁花园》一文中兴致勃勃地详述了赫特福德郡摩尔公园内的这种趣味。他赞美摩尔公园实用、美观、宏大，是完美园林的典范。接着他提出更壮观的形象，以预言未来的精神，指出一种无拘无束的更高雅的风格……。将这些正当、高妙的想法付诸实践，摒弃对称规范的旧俗，开辟前景，引入乡村风格，使大自然得到保护和改善，艺术在自身的完善之下体面地隐藏自己，此乃这个时代特别令人振奋的大事。”这些园林观念及其后造园实践的嬗变，当然均离不开坦普尔爵士的首倡之功。
3.偏见比无知更可怕——笛福眼里的中国形象
现在即使还有人不知道但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恐怕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没有人不知道流落到荒岛的鲁滨逊。笛福写这部《鲁滨孙漂流记》时将近六十岁，此前他已出版了总数多达二百种以上长短不一的作品，而这数十年生涯也是悲欣交集，颇不平坦。这是从任何一本英国文学史或笛福传记里都能读到的有兴味的事实。我们在此来讨论的是关于这位久负盛名的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见解，对中国形象的看法。然而令我们中国读者不愿看到的是，笛福对中国文化是最不喜爱的。更令我们不解，甚至有点义愤填膺的是，他对中国文明的攻击是肆无忌惮的、无所顾念的，可以说也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一片赞扬声里最刺耳的声音。
中国人的血统、知识
笛福谈论中国，始于一部在1705年出版的名为《凝想录》（Consolidator，or Memoirs of Sundry Transactions from the World in the Moon，translated from the Lunar Language），又名《月球世界活动记录》的作品。从作品标题可知，作者在此托言月球上的事情，而且还是从月球语言译出的。但其实这是一部讽刺作品，锋芒指向英国和欧洲的政治状况，展现出的是笛福自己的所思所想。
笛福在这部作品里谈及中国时说，早在诺亚时代，洪水泛滥以前，中国人已经知道使用火炮了。这当然有点天方夜谭，我们记得培根讲过中国人使用火炮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笛福接着说中国人还建造了一支十万只船的舰队，以防洪水。不但如此，他们还发明一种机器，能使一个誊录员一只手写字，另一只手抄录；一个商人一只手记录贷方，另一只手记录借方；或一个律师一只手动笔草拟契约，另一只手誊写那份契约。笛福说，这些东西在英国很有用处，因为有了这些东西，当使经营大企业的人，以及写作奇异的对外情报和科学记录的人，减少骄傲和自以为是的作风。又说，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人们的知识已经发展到能了解彼此思想的程度，这样人们就可以用知识来抵制伪装、欺骗、敲诈以及欧洲的千万种发明。作品里还说英国国会决定要发明一种通向月球的交通工具，于是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国人，而中国人果然不负众望，最终发明出一种带有翅翼的能够飞上月球的飞车。
笛福在这部作品里说的这些有关中国的话，似乎充满着敬意。以至于连法国一位研究笛福小说的专家保罗·都坦（PaulDottin）都被他狡黠的言语所瞒骗，以至于认为笛福在写《鲁宾逊漂流记续编》时，“与自己从前说过的话发生了冲突，因为他先前在《凝想录》里，曾经把中国描写成一个充满学者、文人、艺术家和幻术家的国度。”
笛福其实并没有到过东方，他想要抨击欧洲社会，就拿中国做陪衬，这在当时是常有的情况。因而他假托一个作者乘着一辆有翅翼的飞车，从中国飞升到月球中，讲着中国及月球上的社会、政治及文艺等状况，与欧洲的情况一一比较。和后来《鲁滨孙漂流记续编》以及第三编《感想录》里对中国文化予以明显的嘲弄不同，这里使的是暗骂手段。笛福在此一展其说反话的功夫。你看他把中国吹捧得天上有地下无的样子，其实就是一种最睿智而尖锐的嘲讽。
在笛福眼里，中国并非如传闻那样是技艺高超的国度。说到登月飞车，他就明确表示：“很难相信，我们听说的绝妙玩意儿（这里指的是有翼飞车）是在这里造的”。言下之意，所谓中国人的先进科技正像登月飞车那样空幻而不切实际，同时也讽刺了英国国会轻信而不负责任的举动，进而对英国政治提出批评。
笛福对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等等传说故事，也非常厌恶。于是他在这部作品里就揶揄道：“中国人的血统和知识，是从月球里的人民那里得来的。所以他们比世界其他各部的人民远远优越，也难怪：假使他们没有月球里得来的知识，则他们也不过跟常人一般罢了。”至于中国的古远、人民的聪慧，也无非是镜花水月罢了。他在《新环球游记》（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d，1724）里讲到沿海贸易时，说看见许多古怪丑陋的中国人。
鲁滨逊的中国印象
众所周知，《鲁滨孙漂流记》奠定了笛福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这部名著的第一部内容，而其续编多为当代读者忽视，至于第三编（即《感想录》，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就更少有人问津了。有位笛福的传记作者这样说过，如果第一编有上百万人读过，第二编有几千人读过，那么关于第三编的存在，则只有几个人听说过。其实，这三部分内容在当时是一并流行的，而且也是互为补充的。即便是那现在“只有几个人听说过”的第三编，也与班扬的《天路历程》多有相似之处，而像后者那样的劝善书正是那时的畅销书。对我们中国读者而言，续编及三编更是无法忽略，因为笛福的中国文化观就在其中。
在《鲁滨孙漂流记续编》（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里笛福继续说着鲁滨逊的故事。鲁滨逊生性好动。他从荒岛回家以后，过了不久，又去了巴西，也去了荒岛。之后又想到东方游览。于是上船东行，过好望角，过马达加斯加岛，到了波斯湾。在那里，不幸和船员发生冲突，他就上岸，另谋生计。不久，和一个英国商人合伙，买船东行，过苏门答腊、暹罗、孟加拉湾、马六甲。船过东京湾（今北部湾）后，直驶台湾岛并在那儿下锚暂停，以便补充些淡水和新鲜食物。他们从那儿再往北驶去，为避免任何欧洲船只，他们同中国的海岸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一个年老的葡萄牙领航员愿意领他们去中国海岸的最北部南京湾，以便卖掉船上的货，包括鸦片，买进一些中国瓷器、白棉布、生丝、茶叶、丝织品等等。这位领港问为什么不去最理想的港口澳门呢？鲁滨逊就告诉他说，我们既是商人，也是有身份修养的人，很想去看看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去看看中国皇帝的著名宫殿。老领港又建议他们去宁波，再进入大运河。因为这条运河可以通航，它贯穿广阔的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区，贯穿一切河流，凭着一些水闸和闸门越过一些颇为可观的山丘，流到北方的北京城。但他们仍然要求先北上南京城，再从那儿去北京。船驶向南京，终于在广阔的南京湾的西南角下了锚。以下便是笛福借助鲁滨逊之口说出的对中国的印象。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鲁滨逊就觉得自己流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了。但抱着等待贸易的希望，继续留在当地。为了散散心，他到内地作了两三次旅行。首先花了十天工夫去了南京城，觉得这个城市很值得一看，有一百万人口，造得很正规，街道是笔直的，城市轮廓显得很美观。“但是当我把这些地方的困苦百姓同我国的一比，看看他们的房屋、生活方式、衙门、宗教、财富和有些人所说的荣华，我得承认，我觉得未必值得在这儿花时间一提。”
虽然口说不值一提，但还是禁不住提醒人们：“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对这里的壮丽和富足、浮华和礼仪、政体和衙门、生产和贸易以及这些百姓的行为举止，我们感到惊奇；倒不是其本身值得人家惊奇，或者说值得人家给以丝毫的重视，而是因为既对那些地方的鄙俗残暴，对普遍存在于那里的粗野和无知有了真切的印象，所以没想到会看见反差这么强烈的事物。”这里一看就明白其矛头对准了那些耶稣会士颂扬中国的言论。
笛福既然不赞成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印象，那么他又如何让人相信他自己的见解呢？这就是通过比较。小说中有一大段内容从多方面将中国与欧洲放在一起比较，目的当然是要把中国比得不值一提：
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宫殿和皇家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商业活动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城市同我们的城市在财富、实力、服饰的艳丽、家具的富丽堂皇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无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港口只有区区几艘大小帆船进出，而我们的海上交通既有商船队又有强大的海军，怎能相比呢？我们伦敦城的贸易量比他们半个庞大帝国的贸易量还大；一艘配备八十门炮的英国、荷兰或法国的战舰，几乎可以同中国所有的船舶较量；然而，他们的巨大财富、他们的贸易、政府的权威和军队的力量也许可以使我们小小地吃一惊，因为我已说过，考虑到他们都是些信奉多神教的人，所以这情形才有点出乎我们意料；这确实对他们非常有利，使他们在我们眼中显得伟大和强大；实际上，那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对他们的船舶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军队……所以我得承认，回到国内后，听人们说起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光辉灿烂、强大昌盛以及贸易什么的，我总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就我所见，他们似乎是一批无知又肮脏的人，而且又组织得不好；要不是同莫斯科的距离远得难以想象，要不是俄罗斯帝国同样落后、不中用和管理不善，那么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可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全赶出他们的国家，一举征服他们；如今沙皇势力日增，要是他先前不是去攻打好战的瑞典人，而是朝这里进攻，同时像人们说的那样确实提高了其作战水平，那么只要欧洲列强中没一个妒忌他或阻挠他，可能他如今已做了中国的皇帝，而不至于在纳尔瓦被瑞典国王打败——当时后者在人数上不到前者的六分之一。同他们的实际国力与豪华排场一样，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也是很不健全的；再说，在知识上、学术上、科学技术上，他们也相当落后，尽管他们有天体仪或地球仪什么的，知道一点数学的皮毛，自以为懂得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要多，但他们对天体的运动所知甚少，而他们普通百姓的极端无知更到了荒唐的地步，以致发生了日食，他们便以为是一条大龙在进攻太阳，要把它夺走，于是全国的人都去击鼓敲锅，响成一片，想以此吓跑那恶龙，这情况就像我们把一群蜜蜂轰进蜂箱。
利玛窦说：“北京的天文学家掌握向全国发布日月食消息的特权。当他们发布日月食声明时，行政官和那些拜偶像的和尚们都奉令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穿上表示他们职务的长袍，声援他们认为正在受难的行星。他们所做出的声援就是敲打无数的铙钹，有时是跪着，喧嚣一直继续到整个日月食历程结束。我听说他们害怕日月食时行星会被龙吞掉；究竟是什么样的龙，我却不知道。”
康德在谈到中国的天文学时也说：“他们（中国人）公布日食几乎从未精确到天，更不如我们这里精确到了分钟。不过，他们是从星云表中推算日食发生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会相信发生日食是因为龙在吞食太阳或月亮，他们采用击鼓的方法，试图从龙嘴里夺回太阳。这很可能是蒙昧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旧迷信。然而它却被因循守旧的中国人保持了下来，尽管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愚昧。”
鲁滨逊在去北京的路上走了二十五天，所经之处人口密集得无以复加。但在他看来，耕作情况却相当不妙；尽管人们吹嘘那里的人民勤劳刻苦，但那里农业凋敝，经济落后，生活悲惨；“我说悲惨，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而言的，那些可怜的百姓并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情况，自然不会有这种想法。”
在鲁滨逊眼中，大概只有中国瓷器和长城让他稍觉不虚此行。他们一行在中国境内看到了一座全用中国瓷造的且住着一家子三十口人的房子。房子是用木板条和灰泥盖的，那层灰泥用的是制造瓷器的那种黏土。那屋外的灰泥上过釉，经火辣辣的阳光曝晒以后，看上去光亮洁白美观，而且还画有蓝色的图案。房子内部墙上贴着花砖，上面的图案实在是极其精巧，而且都是许多瓷砖才拼成一个图案，拼接手艺极高。整幢房子里的天花板和各处抹的灰泥用的也是那种黏土，盖在屋顶上的瓦颜色漆黑，闪闪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