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
广东背靠大海，大海赋予了广东人敢于冒险的精神。广东远离中原文明中心，登科取仕气氛不浓，这使得他们对当官做学问兴趣不浓。广东人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言必言商，言必言利。经商的传统使广东人性格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在很多方面敢为天下先，他们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只要在政策允许范围，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1．天生的经商好材料
广东人具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虽然个头瘦小，但他们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全民皆商，你很难分辨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他们开拓变通，开放实在，他们政治淡泊，利益至上。他们继承和发扬其先人的经商传统，言必言商，言必言利，几乎是当代最富有的人。
广东商人的辉煌并非自今日方始。早在明清时代，他们就位列十大商帮之中，只是不及晋商、徽商而已。当晋商、徽商相继黯然之时，广东商人不仅长盛不衰，而且越来越辉煌，最终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商帮。
广东古时候被称为“沼泽瘴气弥漫”之地，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台风常常肆虐南粤，仿如猛龙过江，地势虽非险峻，但丘陵遍地，出门见山极为平常，到处森林密布，瘴疠袭人。对人类生存而言，这样的环境的确太恶劣，远不如中原土壤肥沃，河水甘甜。因此古越人要学会顽强生存的本领，这是第一位的，相对而言，文化需求较少一些，这样，自古粤人抱一种实利主义态度面对人生。
南方女子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善于精打细算，家务，农活全由妇女承担，而难人则志在经商出外赚钱。“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南粤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广东相对独立，背山靠海的自然地理条件渐渐促成了广东人开放、自由的文化传统。由于相当一部分人靠海为生，使其富有冒险精神，义由于远离中原文明中心，文化相对落后，故登科取仕气氛不浓，至令广东人仍不“倾”政治。相反，除了发达的稻作农业外，便利的海运、河运交通，丰富的海产、亚热带果品，倒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广州自西汉时就已成为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明时设了“十三行”，清时这里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之地。所以，广东的先民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商业活动就没有中断过，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是商人的后代。
老实说，在北方人眼里，广东人长得其丑无比，只要踏入广东，先不谈其语言不通，单论广东人的面相，就很让人想起古书上的“南蛮”，“广仔”着实在身材上比喝黄河水长大的北方汉子低矮一等，你看他形体瘦小，脚步轻快，踏地无声，面尖唇薄，颧骨高耸，小眼睛骨碌乱转，活像戏剧《十五贯》中的娄阿鼠，然而重商的今天，广仔确实威风，其面相天生构成经商的好材料，正如中原人天然是实干家的好料子一样。广东人的形体给人感觉就是短小精悍、务实不虚的商人作风。
曾有一位大报的知名记者到广州的企业采访，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外省的企业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绍经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会滔滔不绝，没有“宣传”的“准备”第二，保密观念强。许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听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给了同行业，影响竞争，有的企业某项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第三，对上门谈生意的人的热情大大超过对记者采访的热情。记者采访结束后，几乎没人送“纪念品”。遇到吃饭时，也简单实惠，决不铺张。
当然，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广东人也不是一心只问盈利事，两耳不闻他人言，期货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关心政治，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完全是出于对钱的关心。谁叫他们天生就是经商的料呢？
不到而立之年就拥有数亿元资产的少年总裁卢俊雄，是个妇孺皆知的商界天才，足当今广东人善商天生派的代表，其在生意场上的表现汇聚了广东人与生俱来的所有的经商天赋。
卢俊雄做生意，不是凭雄厚的资金，而纯凭精明的大脑，用天下人的钱赚天下人的钱，其招数之奇、创意之精令人拍案称奇。
卢俊雄念大学二年级时，他给深圳大学一些勤工俭学者从广州发贺卡，她找到了广州规模最大价格最低的批发商，他说“要去年的积压品”。于是，这些不值钱的存货在一年之后的深圳由他高价卖出。
1987年春天，他凑足：3000元钱，用2000元定金向邮商预订了2万元邮票。然后他通过《集邮》杂志和邮票公司搜集了全国2000多个集邮爱好者的姓名、地址，把铅印集邮资料寄给这些人。一面是邮市信息，一面是邮票品种、名称的目录。一个月过去，他终于销出2万多元的邮票。此后，他一直稳坐中国最大邮票邮购商的头把交椅，并将自己的邮行更名为“大龙邮纂行”。
1991年，邮票生意日进斗金，但卢俊雄已瞄上了还不热的房地产。这时，他刚成立“华隆公司”，远无买房子的实力，但他有与众不同的点子，他收集大量信息，分析比较之后挑选一些地段比较好的房子，先交5000元定金，与房主定好一个月后以8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然后马不停蹄地在香港报纸上登广告找买主。由买方出装修图，“华隆”代为装修并安装电话。一个月后以2000元/平方米或更高的价钱交房。在当时房地产市场尚未启动的形势下，“华隆”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而他最聪明的一招是：如果客户以后不用了，“华隆”保证以不低于他们买进的价格帮忙卖出。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总是要升值的。”
卢俊雄用自己没有框框的大脑，实践了他与他崇拜的松下幸之助同行的梦想——“用天下人的钱办天下人的事，售出的只是一种服务”。（松下语）
“华隆”创办时，注册资金不足200万，这点资金对于投资房地产和建大型商场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但他有智慧，有灵感，他用与众不同的经营手法，没用一分钱，几个月策划了四大商场的招租。
与此同时，卢俊雄在人口稠密的西华路兴建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彩虹时装购物广场”，承租者自报需求面积，隔成高档玻璃房间，每平方米50年租金7万，分20年逐年退还。承租者还可以得到“华隆”赠送的100平方米的位于新塘的土地。这一让投资者感到十分合算的项目又让“华隆”得到几千万的进款。
卢俊雄的点子层出不穷，这使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左右逢源，事业跳跃式发展，“华隆”在广州商界旋风般地崛起。
卢俊雄自己的心得是：你要做成一件事首先就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同时还必须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别人需要什么，这几点要凑在一块，路子就会走得很顺。
卢俊雄的确是经商天才。
2．敢为天下先
如今之广东，处处时时敢为天下先，这已成为广东人精神的核心。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上我敢上：“先”就是第一，只有“先”才有意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广东人崇尚“头啖汤”。
广东人在很多方面敢为天下先。
广东新会人粱启超就民族性问题比较过沿海和内陆不同的环境对人思维特征的影响。他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主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趋然万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被航海者，其所求固有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气，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梁公所言时代未必完全科学，然广东人的确拥有中原居民所缺乏的一些特质。广东人出海远航，频繁的海外贸易将西方的思想观念植入他们的脑海中，也正因如此，广东被称为“近代史上思想家的摇篮”。广东人勇于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意识，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广东背山靠海。大海赋予广东人敢于冒险的精神。自然地理条件赋予广东人天生的商业意识，他们的商业活动从未间断过。频繁的海内外贸易，形成了广东人开放变通的性格。他们商品意识极强，不排外，以商业的眼光审视每一种新事物。
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至今，广东的海外商人形成了巨大势力。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是与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善于变通、踏实肯干的习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们易于适应各种环境，一旦遇着机遇，就迅速发达起来。还有许多广东海外商人，凭着自己的精明，在机遇来临之时，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而成为商界精英。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处处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这已成为广东商人的核心品质之一。
众所周知的粤籍巨商霍英东的商业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朝鲜战争期间，由于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对中国实行禁运。香港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可作军用的物资，都被禁止运人内地。当时，就连可以制作枪支的无缝钢管也被英国人列入了禁运名单之中。鉴于此种情况，霍英东当机立断，筹集巨额资金，购买各种无缝钢管，尔后用转手贸易的方式经由澳门运至大陆。这样，既满足了国内生产厂家的需求，又支援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短短的几年内，霍英东赚取了大笔利润。
20世纪60年代，在霍英东经营房地产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造成对海沙的大量需求。而在当时，由于淘沙业投资浩大，风险十足，又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见不到明显的成效，所以这个行业基本上很少有人涉足。但是，霍英东认为，海底淘沙不仅可以获得大量建筑用沙，支援房地产行业，而且可以挖深海床，填海造陆。思及此，他便大胆果断地采取行动，他先派人前往欧洲著名厂家定制了先进的淘沙设备，然后又高价购进大型挖泥船。当这些设备购回后，所有人都替他担心，这么巨大的投资，一旦失手，足以使他倾家荡产。但是，事实证明，霍英东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准确地找到了市场的商机。随着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霍英东名下的“有荣船务公司”生意兴隆，赚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商场如战场，商人能否及时洞察市场的需求变化，捕捉准确的市场信息，并根据所得信息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以及产品本身，都决定着商人是否能够在市场中占据优势，掌握主动权。
广东人重实利，只要有钱赚，他们就敢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人充分发挥其“敢为人先”的精神，处处走在了他人的前头。
这当首推广东省领导人。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要求中央能给广东放权。给予特殊政策，允许广东自主发挥优势，并于会后提出了书面申请。1979年7月，中央批准了广东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要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及其有关规定》，正式承认了广东的特殊地位，在外贸、财政、金融、物资、商业、工资等诸方面给广东较大的自主，自决权，广东人“自由”了。
1980年11月，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敢冒风险，出头为广东人打起一把保护伞。1981年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对外吏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口号，并大胆鼓励人们“如果事情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干，如果事情是允许的，就应充分利用”。只要是有利的事便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在当时计划经济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说这些话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量，因为这样一来，广东各地各界将自主决定干很多事，一旦出了乱子，责任重大。正由于任仲夷的“敢为天下先”，才使广东有今日之成就，现在广东人搞经济建设奉行的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摸着走”，大干快上。
如今之广东，处处时时敢为天下先，这已成为广东人精神的核心。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上我敢上，“先”就是第一，只有“先”才有意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广东人崇尚“头啖汤”。
要致富，先通路。广东第一个引进社会资金修桥铺路，而汽车过桥需“留下买路钱”，它率先结束了过去过渡待渡的千年苦难史。它的意义，不仅是解决了钱的问题，而更深远的是它冲破了人僵化思维模式：不见得只有国家、政府投资才可修高桥铺大路。于是广怫高速公路，广深高速公路、广州地下铁路都出头露面。于是，全国各地更多的桥横起来，路通起来。
第一个在纽约华尔街40号金融中心（华尔街的摩天大厦群落的至高点）摘下星条旗，换上五星红旗的中国企业，是广州城市开发总公司和美国建成物业有限公司（华人公司），他们成为这座70层高厦的新主人。这座宏厦，高240米，总面积10多万平方米，是全美“制高点”之一，大楼易主，引起美国及世界瞩目：中国人来了。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为接到几千元报酬而颤怵不已时，珠海已第一个举起“重奖科技人员”的大旗。打破了中国知识界造原子弹不如卖茶鸡蛋，握手术刀不如握剃头刀的困惑，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科技也是生产力”，在全国掀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浪潮，也吸引了各地人才再次汇赶南海潮。
敢为天下先，的确使广东这个昔日的小老弟成了今天的老大哥。北方人惊奇地发现小个儿的广东人已闯进了自己的生活，大中小城市里，“广州发廊”随处可见，“生猛海鲜”显眼醒目，广东服装势头日旺，广东产品挤满各种柜台，广东话教学磁带赫然放于书店显眼位置，甚至一些学校开设了“粤语课”。
北京报界用大字标题渲染：“喝广水，吃广菜，穿广农，吹广发。”
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的正面是广东经济的腾飞，在其负面，有些广东人也是敢于铤而走险的。
有些广东“企业家”，善于在法律的缝隙中探险，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工厂连年亏损，工人工资连年减少，但“企业家”的奖金越发越多。有些“企业家”把中央给广东的优惠政策用得变了形，为了获取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在涉外投资时搞假合资。为了增加地方收人，与外商勾结制造出口创汇假象，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为了满足“企业家”或地方领导的坐高级车、用外国电器的欲望，就利用本地的外企人员，进行合法走私。
也有个别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根，不具从商天赋的“商人”不甘寂寞，不甘贫困，挺身而出，以恶招骗人。或诈骗，或绑架敲诈，或造假货以“吃名牌”，方法多种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