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7日，斯诺与彭德怀等人告别，同傅金魁、李长林一块离开了豫旺地区，取道甘肃环县河连湾于9月22日回到保安。此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在西安见到了张学良，采访了许多重大新闻，已经返回北平去拍发稿件。蒋介石也觉察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红军的关系，把东北军从所有防线上换了下来，只有洛川还住着东北军的一个师并和红军毗连，如果这个出口被堵死，斯诺在短时间内就难以回到北平了。10月21日，斯诺已在苏区采访了近4个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中共中央领导，告别了保安的人民群众，告别了保安。斯诺把记得满满的几十本采访笔记、日记，拍摄的三十多卷胶卷以及搜集的许多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文件，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大提包里。下午斯诺动身离开苏区。他从陕西保安来到洛川，乘上一辆东北军专门为他安排的卡车赶回西安。为了避免特务的检查，他把装满采访资料的提包放到卡车厢的一个角落，自己坐进了驾驶室。这辆卡车上主要装载着东北军急需修理的几麻袋枪械。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斯诺一行到达了咸阳。押送枪械的士兵们把卡车厢里的麻袋卸下，就下车了。车上只剩下斯诺、汽车司机和一名护送斯诺的战士继续向西安前行。当卡车到达西安时，斯诺下车叫随车的战士到车厢里取下提包。可这个战士却发现，提包不翼而飞了。装资料的提包到底哪里去了呢？经过分析，斯诺初步判断可能是押车的士兵为了躲避沿途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检查，将提包塞进了装枪械的麻袋里，在咸阳与枪械一起卸下了车。当时天色一晚，卡车已经从咸阳开出了近50公里，司机建议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咸阳找回提包。可是斯诺心里清楚，提包里装的资料是他4个月的心血，一旦丢失，永远无法弥补。他向司机反复讲述资料的重要性，坚持让司机立即返回咸阳替他找回提包，司机看到斯诺十分着急的样子，只好答应照办。
当天晚上，斯诺借住在西安的一个朋友家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后来回忆说：“终夜辗转不睡，挂念着我的行囊，如果这行囊在咸阳被打开了，不仅我会失去行囊，那些和我同车的东北军士兵也会陷入绝境，因为在咸阳驻防着南京的宪兵。”凌晨，斯诺突然听到了那辆卡车回来的声音，他急忙从床上跳下来，飞似的奔向门外，迎向卡车，当司机提着他的资料包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万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拥抱司机，再三表示感谢。事实证明，斯诺连夜找回资料包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第二天蒋介石一大早就飞抵西安城，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布满了宪兵和军队的岗哨，特别是从咸阳到西安的主要道路都被重兵把守，一切交通全部断绝。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失而复得的珍贵资料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闭门谢客，夜以继日地整理在苏区的采访笔记，想尽快完成书稿带回美国发表。可是在他埋头创作之机，国民党政府却散布谣言说他已经被红军枪决了，美联社对此事非常感兴趣，转发了这一消息。斯诺知道后非常愤怒，决定用事实和真相戳穿国民党政府散布的谎言。
1936年11月9日，斯诺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各大通讯社各报记者们讲述了自己在陕北苏区的采访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大量红军战斗、训练和生活的照片。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斯诺不但没有死，而且还带来了许多红军的照片，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爆炸性的头号新闻。从这天开始，斯诺成了重要的新闻人物，白天出席各种集会，报告自己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晚上坐在打字机前精心撰写苏区之行的一篇篇通讯。为了真实、迅速地报道红军的情况，让中国西北红星的革命火焰照亮全世界，斯诺以记者的使命感、责任心不辞辛劳，不分续昼夜坚持工作。11月14日，一篇题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的报道发表在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大幅照片及与斯诺的长篇谈话被刊登在显要位置上。之后英国《每日先驱报》开辟专栏，在头版连载斯诺在中国苏区的访问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斯诺写的三十多篇中国苏区见闻。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第一次发表了斯诺拍摄的75张陕甘宁苏区照片。这些真实的报道和讲演，打破了国民党十年来对苏区的新闻封锁，向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红军的战斗与生活，也让世界看到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共产党又是怎样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
1937年7月，斯诺编辑完成了在陕甘宁苏区采访的书稿，并为这部书稿初拟了《红军访问记》《陕北的数月》《陕北记行》《红军在中国西北》和《红星在中国》等几个书名。在一次家宴上斯诺请朋友们帮助选定最佳书名，在场的人都赞同《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同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的这部用胆识、汗水和心血写成的著作。由于在排版和翻译的过程中的疏忽，把书名印成《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对这一疏忽却拍案叫绝，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书名了，它向全世界真实的报告了中国西北升起了一颗灿烂的希望之星，这颗星必将照耀中国大地。
《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在伦敦连续出了五版，发行数10万多册。美国兰登出版社翻印后，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的书，不久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斯诺认为：“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34.出版《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苏区的外国记者撰写的，也是第一部全面反映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伟大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书籍。它如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让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也让全世界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由于斯诺真实报道了在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灿烂的希望之星，关注中国命运的世界各国人民，用不同的形式支持中国革命，期盼着灿烂的希望之星早日照耀全中国。
斯诺根据在中国苏区采访事实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出版发行后引起了轰动，可是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书。当时在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的胡愈之，在斯诺那儿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自然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书名吸引了他的眼球。胡愈之向斯诺借来《红星照耀中国》，连夜读完后喜出望外。他想，这样一部真实而又完整地报道红军的书，如果能让更多的关注中国命运的人看到，就会使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从而就会对中国革命产生更大的影响。胡愈之把这一情况和自己的想法立即报告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等人在得知此书的内容后，立即电告党中央。在陕北的党中央知道后立即回电，让上海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尽快出版该书。随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在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后，立即组织有关学者以“复社”的名义秘密进行翻译，还专门请斯诺为中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写了序。斯诺对原著的文字进行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原著所没有的他在苏区拍摄的红军干部战士生活、战斗的图片70幅。
1938年2月初，《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和日寇的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出版发行后立即传遍海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竞相传看。中国西北红色希望之星照耀着中国大地，照耀着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心。斯诺在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报道，生动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伟大形象，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在艰苦环境下的生活状况。同时，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以顽强的毅力徒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当时世界著名的评论家、作家、记者对斯诺的勇敢精神和《西行漫记》给予高度评价、称颂，中国共产党对此也高度赞扬。斯诺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军民生活，一跃成为世界新闻界的知名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