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家人早已做好了准备，还向人借了13块光洋给他做盘缠，一见毛泽东回来，急忙催促说：“人家派兵来捉你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道：“急什么？从湘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同志是得讯就赶来的。可县团防接到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就赶到的，再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再来到这里，顶快也要到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虽然觉得有理，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沉不住气，替毛泽东担心。
毛泽东又沉着地找了几个农民谈话，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做了组织安排，又到厨房去盛了碗泡饭吃。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赶来了，他看见毛泽东还稳稳当当地坐在堂屋里，就急切地催促说：“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毛泽东镇定自若地招呼毛福轩坐下，并问道：“你当真看到了那些快兵？”
“我倒没看见，刚才如意亭的一个人特地跑到我那里告诉说，她亲眼看见赵恒惕的快兵到成胥生那里去了。我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在各处放哨，以免发生意外。”毛福轩回答说。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紧，他抓他的，我走我的。”
毛泽东放下碗筷后，又把毛福轩叫到自己房间，对今后韶山斗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部署。
这时，已经上灯好久了，在毛福轩等人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才换了一件乳白色长衫，穿了一双青布鞋，走出房门。
毛福轩派了三个农民护送毛泽东，为了防备万一，他们抬了一顶小轿子做掩护。毛福轩还一再嘱咐三个农民：“一路上，你们要注意安全，遇到人问，就说抬的是医生，家里人病重请来的。”
毛泽东和几位农民刚刚离开，又有几位农民带着扁担、箩筐赶到，接杨开慧和岸英、岸青到他们那儿去躲避，顺便把一些重要的家当也挑走了。就这样，杨开慧和她的两个儿子，在几位农民的接应下，悄悄地离开了上屋场。
毛泽东和三位农民，沿着韶山冲那条终年潺潺流淌的小河，急匆匆地走着。当他们快到湖堤润附近的磨楼时，迎面跑来了一个放哨的农民，他气喘吁吁地说：“前面有一群灯笼朝这边过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来了。”
毛泽东一行赶紧停了下来。他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地形：这条通往冲口的小路，左边沿河，地势开阔，不好隐蔽；右边是高山，易于隐蔽，但山势太陡，爬上去比较困难。稍作分析，毛泽东果断地把手一挥：“走，咱们上山！”
他们把轿子藏在路旁的树丛里，毛泽东把白色长衫一撩，头一个攀上山去。三个农民紧随其后爬上了山坡，钻进了一片松树林里。
毛泽东他们透过松树的缝隙，借着快兵们提着的灯笼发出的火光，看到山下有24名湘潭团防总局的快兵气势汹汹地朝上屋场急奔。
当这群快兵快到毛泽东家时，碰上那位放哨的农民正从塘基上走过来。快兵队长叫住了那位农民，问道：“毛泽东在家吗？”
“怎么不在家，刚才还听到他说话声哩！”那个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群快兵迅速散开把上屋场团团围住，然后有几个士兵在队长的命令下猛地踹开屋门冲了进去。他们翻箱倒柜，搜了半天，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发现。等他们回过头来再找那个农民时，早已不知去向了。这群快兵辛辛苦苦地跑了90里，却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气得他们不断地骂成胥生情报不准，垂头丧气地滚了回去。
这时，毛泽东和护送他的农民早已离开韶山冲，经宁乡道村到了九江庙。在那儿，毛泽东和几位农民分手，然后坐小船去了长沙。到长沙后，毛泽东找到了中共湖南区委的负责同志，向他们介绍了韶山农民运动的近况，并对区委下一步工作做了一些指示，而后离开长沙去了广州。
赵恒惕捕杀毛泽东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运，一天，在板仓杨宅门口被特务堵住，并问：“毛润之在里面吗？”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和亲密战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与该校教师、全国颇有名望的教育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交往甚密。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周六或周日，毛泽东、蔡和森和萧三等人总是聚集在板仓杨家，与杨先生谈学、谈政治、谈中国、谈世界……几乎无所不谈。每当这时，杨开慧总是坐在一旁或默默静听，或插上一两句参加他们的讨论。毛泽东总是投来一个亲切的微笑，或耐心地向她解释点什么。在杨先生的这些学生中，属毛泽东年龄最大，他种过地，当过兵，又上学读书，所以思考问题最深刻，思想也最进步，因而，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在杨开慧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哥哥，她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大哥哥，总是盼望着他来家里做客。在毛泽东的眼中，杨开慧是一个非常聪颖的小妹妹，所以，每当杨开慧出现时，毛泽东的精神都格外振奋，思想极为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1918年6月，杨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父母来北京居住。两个月后，毛泽东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杨先生推荐，毛泽东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图书馆员。这期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发展。这时的杨开慧已是一个17岁的少女，身处异地，得遇同乡知己，自然情愫暗生。毛泽东要赴上海时，彼此已心照不宣。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时，有时就住在杨家，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对此杨先生是赞成的。1920年初，杨先生去世，杨开慧扶柩，将父亲归葬于长沙板仓，然后进福湘女校学习。7月，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这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合了。没做嫁妆，没坐花轿，没举行任何仪式，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夫妻生活。杨开慧作为妻子不仅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而且成了毛泽东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承担起了湘区党委机要和交通联络的工作。她跟随毛泽东走南闯北，在共同的革命生活、工作和追求中，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更加美满，感情更加深厚。但因为反动势力的追捕，他们被迫分开了。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悬赏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广州等地领导革命。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许多离愁别绪。在《贺新郎》一词中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在飘峰山脚下，有一个秀丽的村庄——板仓冲，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县内的清泰都。板仓是杨开慧的故乡。杨家住的下板仓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静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稻田，银链般的板仓河，在田园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美。杨开慧就在这山明水秀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合后，从1921年到1927年间，曾先后四次来到板仓，住在杨宅，秘密领导革命活动。
1926年至1927年春，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风暴迅速掀起。仅湖南一省，到1927年1月，就有5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0万。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到1927年3月，农会组织遍及全国16个省300余县，会员近1000万人。这场农村大革命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地主阶级、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动势力大肆污蔑农民运动，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资产阶级叫喊农民运动“过火”、“越轨”，并以破坏统一战线相威胁，借以反对工农运动；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也屈服于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压力，斥责农民运动“过左”，是“左倾幼稚病”，并提出了一系列限制农民斗争的办法来抑制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回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步行1400多里，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在考察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板仓。
当时，湖南和全国的革命形势虽向前发展，但国民党内蒋介石新右派集团正加紧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背叛革命的准备。湖南各地的反动势力也正在蠢蠢欲动，他们四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共产党人，其中赏银最高的是毛泽东，3000两白银！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毛泽东的考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他只好白天躲在杨宅的阁楼上分析、研究调查材料或看书，晚上出去进行访问、调查或搜集材料。
在调查中，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所以，访问和召开座谈会是毛泽东运用的主要调查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