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杨家堂屋左边的一间屋子里，以玩麻将为掩护召开座谈会。他们一边座谈，一边把麻将牌弄得哗哗响。毛泽东首先亲切地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和家庭人口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往年的庄稼收成，然后，详细地向他们了解板仓地区农民运动的状况。在座谈会上，毛泽东还详细地询问了板仓地区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所占的比例，并由一个人用算盘一户一户地进行了计算。最后，毛泽东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村革命运动还做了重要指示。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先让开会的同志一个一个离去，待送走大家以后，他才披上一件上衣，推开房门走出去，打算到几个农民家里去访问。可是，毛泽东刚一跨出院门槛，就被两个便衣特务堵住，其中一个掏出手枪对着毛泽东，气势汹汹地盘问：“毛润之在里面吗？”
毛泽东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沉着镇定地指了指房里说：“他们正在玩牌，正好三缺一，你们何不进去试试运气？”说完，就从容地挑起放在门边的水桶，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两个特务信以为真，急忙冲进屋，挑开门帘往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他们知道上了当，转身就追。只见两只水桶静静地放在路上，毛泽东已无影无踪了，气得他俩直叫，狠狠地把两只水桶踢得咣咣当当乱响乱滚。出了院门，毛泽东机敏地闪进一个农民院里。他敲了敲门，一位老人走出来，见是毛泽东，赶忙把他请进屋里。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合上笔记本，才向这位老人说明了情况，并让他去杨家看一下。得知那两个特务早已离去，便又回到了杨宅。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起身离开了板仓。毛泽东在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调查过程中，热情地赞扬了他们“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站在农民兄弟的立场上，热情地为他们的行动叫好，对那些称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予以猛烈的抨击。毛泽东离开板仓回到长沙后，首先将考察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报告。而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对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于1927年3月5日在《战士》周刊上发表。这是一篇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对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做了杰出的贡献。
在阴云笼罩的日子里，毛泽东到武汉开展工作。一天，在汉口与特务狭路相逢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北伐军节节胜利，出师不到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长沙、福州、南昌、武汉等重镇已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相继迁往武汉，继续着前景并不乐观的国共合作。就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日子里，毛泽东分别于1926年冬和1927年2月两次从长沙来到这个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带着孩子也来到了这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共产党。
1927年春，蒋介石破坏工农运动，连续制造了阳新、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一系列惨案。2月27日，朱仲忻等反动分子在湖北阳新用煤油活活烧死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工农运动干部。
在这种种猖獗的反革命阴谋面前，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国共两党同志，“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精神武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先是一批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全副武装，打着“上海工界联合会”的旗号，冲出租界，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然后，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洗劫了上海总工会。每天都传来带有血腥味的消息：罢工者被就地处决，头颅被高高地悬挂着；女共产党员被士兵割掉乳房，子弹射穿阴部等等。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面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倒行逆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决站在革命工农的一边，组织工农大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早在3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之后，毛泽东就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愤怒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并表示要同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作坚决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和湖北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省农协共同派专人和两连兵力，于3月30日出发阳新，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十余人，判处徒刑十一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有针对性地对学员加强军事训练，军事课程由每天的2小时变成4小时，并组织学员直接投入实际战斗。
5月，毛泽东曾派300名全副武装的学生军奔赴麻城，镇压了那里的地方武装红枪会，并帮助筹建了当地的农民武装。
5月下旬，毛泽东又派农讲所学员参加平息反动军官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叶挺的统一指挥下，打垮了夏斗寅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可是，在5月21日晚，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街上布满了反动的士兵。他们开进工会和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还逼迫学生喊反动口号。他们捣毁革命机关，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在农村，去发动群众的学生被活活用煤油烧死，农会干部被土豪劣绅绑在树上一边用刀子割，一边撒上盐和辣椒。他们在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
对于许克祥的叛变，毛泽东主张坚决回击。毛泽东认为，再不起来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反对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的陈独秀却决定派毛泽东去四川，但毛泽东毅然回到了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工农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但时间不长，陈独秀又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回武汉。
毛泽东回到武汉后，看见了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湖南农运是幼稚行为……要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行为……”他气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真是岂有此理！敌人已把刀子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讲自己不是，简直是奴颜婢膝！”
随着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的发生，武汉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武汉国民党政府开始公开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发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封闭。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见他们平安上船后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因为从对方的问话中听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毛泽东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另一个特务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也很快地消失在大街上，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他的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确定了走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不久，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准备和杨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回湖南。
这天深夜，他们来到火车站，只见到处都是军警、特务。毛泽东见势不妙，就悄悄地对杨开慧说：“你们先走，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另想办法进站。”
杨开慧带着孩子登上南行的火车，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启动，也没见毛泽东的身影。她急得坐立不安，紧张的心情直到她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才平静下来。原来，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乘另一列货车先到了长沙。
离开了武汉，白色恐怖的阴影仍笼罩在毛泽东的心头，他沉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