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旗他们，把郭雨田等一直送到车上，望着车不见了，还呆呆地望着。
大队工作队给县社教总团报的统计表，报了个三上三下。如果要按现有清理出的干部贪污多吃多占计算，不但全县所有干部都成了“四不清”干部，小东方也没有一个“四清”干部。他们把贪污多吃多占得杠子划高、再划高、再划高，“四不清”
干部的比例仍然很高。
杨信说：“我们一开始就混淆了嘛！贪污、多吃多占，毕竟有区别。本来中间还有个顿号，后来顿号都取掉了！”他们又重新核算填表上报。幸亏“四清”工作组中，有一大批铁算盘。有的两眼只瞪本子，不瞪算盘，打出来的数字一个不差。有的双手打算盘，打出来的数字，两个算盘上一模一样。姜文旗他们在《宁静县社教简报》的最后一期上，才知道小东方是全县“四不清”干部占的比例最少的一个大队。
原来的“四不清”干部和“四不清”家属，劳动时都和其他社员分开干，现在又和到一起了。这正是水稻薅草的大忙季节，田野里的稻苗刚在水面上耍风，杂草又一棵棵伸出头来。社员们腿棒子上抹了红漆防止起痒肤疙瘩，他们一排排躬腰站在田里，红的是腿，绿的是田，黑的是头，齐刷刷得很是好看。随着一阵轻风在水面上飘荡，悠扬欢快的歌声也唱了起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贫下中农挺起了腰，牛鬼蛇神全打倒……“老姜，上来！老姜，上来！”
一辆吉普车急促地开到了风雨桥。桥西原是小东方的老茔坟地，现在变成了一片绿田。姜文旗和社员们正在薅草，杨信下了车，就朝田里喊。田里薅稻子的人都扔了手中的草，立起腰看着。姜文旗不慌不忙，咕咚咕咚上了田埂。他把脚洗干净，把鞋壳里的土磕净套在脚上。他要放膝盖上卷起的裤腿，又见腿棒子上刚抹了红漆，怕沾裤子就没放，拍了拍身上沾的草叶、灰尘，就一步一步地朝吉普车跟前走。他眉头舒展、神态自若的样子，使人看着吃惊。
社员们都惊呆了。他们知道，好多干部就是这样被带走的，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姜文瑞和姜文祥等人，大惊失色跑到田埂上，他们朝杨信呆呆瞪着，又朝姜文旗家门口瞧。他们见吉普车拉了姜文旗没朝县城走，而是拐到朝大队部走的路上，才松了口气。
杨信在车上一句话没说，姜文旗也一声没吭。车到了大队院里，姜文旗吃了一惊，这里停了那么多小轿车。他下了车听到会议室里欢声笑语，急忙就进去。公社分团的团长乔华坐在中间，右边坐着工作队的周怡，左边坐着工作队的夏倩。这一排桌子边上，坐着县里来的几个领导。
杨信拉着姜文旗的胳膊，先走到乔华跟前说：“你只知道他是公社分团的团长，但你不知道，他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是从中央来的！”
姜文旗“啊”了一声，眼泪都快出来了。乔华在临羌堡饲养场和饲养员睡在一个土炕上，炕沿上常有虱子朝出爬。地上还有两个臭气熏人的大咸菜缸，一出门就是牛屎驴粪。他身为中央部级领导，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没挪窝。
杨信指着夏倩笑嘻嘻地说：“你更不知道，夏大娘是西征红军的老干部，是从中央军委下来的！”
姜文旗呆呆地瞪着夏倩。她在五夷堡和一个五保户老太太睡在一个炕上，那是一间进门就低头的房子。夏倩每天早上坐在炕上穿衣服，手到袖子里伸胳膊，手背子就碰到房梁上。时间长了，她手上的五个骨节全碰烂了，所以老贴着胶布。
她找姜文旗谈过好几次张新海的事，姜文旗见她不在，从姜雪英家里拿了把斧子，把梁上的一块疤砍平，用布包住。后来她还是穿衣服碰手，不过她住的时间长就知道了，每天早上裤子坐在炕上穿，衣服站在地上穿。
杨信指着周怡说：“你们一天老叫她周大娘，她是洪湖赤卫队的老队员，几个娃娃全是在洪湖船上生的。她是自治区党委的老干部！”
姜文旗恍惚想起来，他睡在大队油坊，深夜猛听见她对夏倩说：“几个孩子，都生到外面，还说党员没带头。他们知道，女人生孩子怎么苦吗！”她常爱到海子湖边转悠，静静望着湖光霞影沉思。原来，碧波粼粼的湖水，使她想起洪湖的风浪；丛丛芦苇，使她想起洪湖的青纱帐；百鸟哀鸣，使她想起洪湖的枪炮声；那湖边停泊的小船，使她想起在洪湖里度过的艰辛岁月。记得去年秋季的一天，社员们劳动休息，有的跳鳖，有的翻手腕，有的下方、吹泥哇呜、撂乱弹，她却建议划船比赛。小伙子们都比不过她，她划船能使船急转弯、急调头，快如飞箭、稳如磐石。船还能蹿到芦墩上，隐藏起来。小伙子们急得汗流浃背，都不服气，说咋不如一个老太婆。
杨信指着县上来的几位领导中的一位介绍说：“他是县委书记史生杰同志，从西北局调来的！”史生杰五十岁左右，他两鬓苍白，抿着嘴笑眯眯地和姜文旗握手。
周怡说：“介绍了半天，你自己还没介绍！”她指着杨信说：“他是自治区党校的理论教员！不过身份、职位，都要长期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我们走了也不能说！”
姜文旗到现在才似乎明白了。运动刚开始，县社教总团就从干部名册中，查出了一位从“镇反”时就参加工作到如今，党内党外无任何处分的领导干部，还查出了一位群众经常告状经常受处分的领导干部。他们觉得很典型，就把主要领导、主要兵力放到了小东方。
县委书记史生杰是来宣布领导班子的，杨信任东方红公社党委书记，姜文旗任社长，朱守业任公社贫协主席，李光明任曙光公社党委副书记，朱进任红卫公社副社长。和姜文旗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人全都升调了。史生杰宣布完就要走，他还要带李光明、朱进到任职公社宣布，朱守业在县上开贫协会时已给他谈了。
送走县委书记，姜文旗还在院里呆站着。杨信伸手把他拉进来说：“来，老伙计！进来缓缓！”他给姜文旗拉了个凳子说：“你坐，你坐！”姜文旗不坐又要蹲，他一把拉起来说：“我今天偏要你坐，看你坐不坐！”
姜文旗苦笑一声，只得坐了。坐了没半分钟，一条腿又弯起来蹲。过了一会，两条腿都曲起来蹲在凳子上。
周怡问：“你为啥有凳子不坐，老蹲呢？”
姜文旗说：“平时转队，碰到干部汇报工作，就蹲下来听。时间长，就养成习惯。
坐在板凳上，老觉得高人一等的样子。”
夏倩问：“你在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经历这么多运动，心里到底还有啥想法？”
姜文旗说：“有人说运动太多，伤害了干部。但从50年代初县委就成立了审干办公室，党还是有错必纠，平了反嘛。当然伤害的因素不可否认，但有的干部为啥坏毛病老不改？贪污分子的帽子，这个运动给摘了，那个运动又戴上了。真是老百姓常说的，干部属核桃转的，要经常敲打！所以，我们党的干部必须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还是毛主席那句话说得好，我们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就能保持优良作风，取掉不良作风……”
乔华问：“你从‘镇反’、‘土改’、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了过来，你觉得农村体制上，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
姜文旗说：“‘镇反’、‘土改’后农村形势很好，特别是翻身农民分到土地以后，那个干劲、那个局面再没出现过。问题出在入社以后，先是以农业社为核算单位，后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加上‘平调’，问题越来越多。从去年到今年农村形势好转，主要是贯彻了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面实行评工记分制度。东方红农业社为啥一直走在全县前面？我们很早就实行了评工记分制度。这次你们下来全面整顿了农村财务，建立、健全了农村财务制度，功不可没啊！你看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财务经常出事……”
乔华又问：“你对目前的农村体制，还有啥建议？”
姜文旗说：“要我说，把生产队分得再小一点，各生产队可以互相竞争……”
“哎！哎！哎！”杨信听到这里，突然插话了：“乔团长，再罢考我的老伙计了！
你考得我都没处坐了！”他不愧是党校理论教员，他听姜文旗说“生产队越小越好”
就觉得话不对，急忙过来打岔。
周怡叹道：“叫他说嘛！我们一走，可能再也听不到了。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
朱葵花、陶淑琴、张鸡换站在门口朝远处张望。姜文旗随着杨信朝公社走了，他还推着那辆车子，车子后面还挂着那个粪背。朱葵花朝西南看，镇雷台早不见了，她朝正西看，保安寺也早不见了，她朝老莹坟地看，那里已是绿浪翻滚。唯有海子湖，还像块明镜似的，映照着这里的一切。她想起了屠氏临死前对她说的话，她又想起了逃跑至今无踪迹的张新海。
远近的村庄燃起了一堆堆火。工作组用车拉了资料，到无人、无柴的地方烧。
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缕缕白烟升腾到空中，真成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了。朱葵花猜到，工作组撤离的日子临近了。她原来打算，等“四清”结束后，凭着她的老脸，周怡会同意姜文旗回家的。现在不知为啥，这种想法渐渐放弃了，不禁叹道：“叫他干啵！我的儿子是人，人家的儿子不是人？你瞧他们工作组，不吃老百姓一块豆腐、一个鸡蛋、一丝羊肉，睡的那个地方还不如猪窝。白天和社员一起干营生，手上都磨出老茧。晚夕还和社员一起学习、开会，说是和贫下中农实行‘五同’。这么多年，谁见过这么‘五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