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兰州尹贤
丁芒先生是我的朋友，又是我心中的老师。我对当代诗词的好些看法、主张，或者是根据他的论点，或者是受他的启迪。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甚多。
丁芒先生有深厚的中西文学理论素养，新旧体诗都是行家里手，因而能敏锐地发见新诗和当代诗词的问题。他为人正直，不为权势名利所扭曲和诱惑，哪怕身处困境时，也能守住学人的良知，因此能提出并坚持正确的主张，促进新旧体诗的健康发展。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华诗词学会筹建之际，人们对蓬勃复兴的旧体诗词有些迷惑不解，众说纷纭，或冷嘲热讽，甚至敌视攻击。丁芒先生为澄清是非，扫清道路，及时发表了长文《从当代诗歌总体论旧体诗词的社会价值》（载1987年1月《当代诗词》），深入分析了形成当代诗词复兴的客观因素，上承传统审美观的余绪，下补新诗六十年的不足，是合乎规律的历史反捩作用，不是少数人可以制造，更不是少数人可以阻遏和能打倒的。
丁芒先生与李汝伦先生相同，分析当时旧体诗词的创作情况，可分为“古”人之诗、“官”人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四类，质量不甚如人意，为此他指出要解决时代性与艺术形象性两大问题。
在新旧体诗词关系上，丁芒先生审视了新旧体诗双方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大声呼吁“千改万改，首先要打破新旧体诗词的界限”，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吸引、互相探求、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后来新诗刊物发表诗词，诗词刊物也发表新诗，不能不说有他的影响。
对于中国诗歌前景的推测，他一方面肯定旧体诗词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传统优势和存在价值，但同时指出它毕竟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与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不能彻底适应，包括情感、审美要求、结构、语言等方面，它只能作为染色体一代代遗传给我国诗歌后裔，旧体诗词不会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对当时各地忙着建立诗社诗会，兴冲冲写诗词的人来说，未免逆耳，有点扫兴。
在1997年12月出版的《当代诗词学》里，丁芒先生进一步重申了他以上的观点。此书强调：中国诗歌发展必然要走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新旧体诗相互吸收融合产生新体诗歌的道路。旧体诗的存在价值，在当前超过了新诗，它的社会地位也不应逊于新诗。但是话说回来，“旧体诗词不能代表中国诗歌的未来，只能起作用于未来。中国诗歌的主流，仍然将沿着新诗的河床前进。旧体诗词的时代价值与地位，是因为新诗改造的需要而见重。单纯提倡旧体诗词，是一种逆向行为”。这段话太精辟了，我认为是“发人之未发，进一步指明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弥足珍贵”（参见拙文《贯通新旧启示未来》，载《三角洲》1999年第1期，1999年9月16日《文论报》）。说这话需要理论家的睿智和胆识，大无畏的勇气，肯定会引起诗词界某些人的不快，但他还是要说，毫不含糊。时间证明了还将继续证明丁芒先生之言的真理性。它无异黄钟大吕，又如暮鼓晨钟，长在振响，发人深思。
丁芒先生不仅在宏观上高瞻远瞩，指引着新旧体诗前进的方向，在微观上又具体指导，提高诗词创作的质量。如《当代诗词学》第三章讲诗词的传达和表现时，论述正确处理古与今、同与异、气与势、直与曲、理与情、深与浅、虚与实、典型与特殊、文与质、律与散等“十大关系”，理论结合实际，解决创作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当人们都感到当前诗词创作质与量的反差，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精品战略之际，丁芒先生及时撰文《运用辩证思维，攀登精品高峰》，提出要解决诗坛面临的“四大矛盾”，即个性与共性、独创与趋同、感性与理性、动势与静止的矛盾；同时要处理好“十个‘不如’”。论述深入浅出，对渴望提高创作质量的诗友们有很大帮助。我正是受此文的启发，根据第一个“不如”：着眼（立意），小不如大；着手（表现），大不如小，写了一篇专论：《提倡写“一点红”》，阐述小中见大、以少总多，举实例说明。拙文在全国第十九届诗词研讨会上大会交流，《中华诗词》等多家诗刊转载，反应良好，我要感谢他。
在此要重提一下《当代诗词学》，这是一本好书。从什么是诗，诗的感受和传达，诗词的内外结构，谈到诗词语言等等。强调要面对时代写诗，具体指导怎样写工业诗、农业诗、讽喻诗、山水诗、爱情诗等，解剖麻雀，找出规律。丁芒先生将当代诗词纳入科学体系，是一开创性的工作，应属难能。
此书完全可以进行修订再版。
丁芒先生不仅著书撰文，还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函授面谈，指导帮助许多诗词爱好者，既明确创作方向，又知道具体要求和作法。他应不少作者的请求，撰写书序。我是受惠者之一。人们赞赏他为拙著《诗词写作指导》写的序言，求实中肯。他说此书可称《当代诗词学》的姊妹篇，都属当代诗词有一定总结性代表性的两翼成果。如他所料，这书受到了广大讲习诗词者的欢迎，成了花城出版社的畅销书之一。丁芒先生诲人不倦，奖掖后学，支持先进，繁荣诗词，这是他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如暖人的春风，知时的好雨。
丁芒先生是多产作家、两栖诗人。他的新诗写得不错，旧体诗词曲写的也很好，合律合谱。像《中国当代诗词选》（叶元章、徐通翰主编）所载《随感》《军中乐》（《从军乐》）《十人桥》《忆江南·君山》等，豪放雄健，或清新明丽，可以传世。但是他不像个别诗家，紧紧把守旧体诗词这个可以称王称雄的山头，不让人出入，而是与时俱进。他倡导诗歌改革。
“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是他对中国诗改的三大目标。他认为诗体改革是诗词发展必经之路。他主张新旧体诗互融互补的双向运动，以达到二者的接轨。他不为诗界的异议所动，以身为范，创写“自由曲”，为诗苑增添了新品种。自由曲全部使用当代口语，把古典诗词曲（主要是曲）的格律因素择优融汇其中，首先在山西推广，成绩显著。例如诗人温祥所写的自由曲和新散曲，很受欢迎，引人注目，其中一首自由曲竟被认为是“一种当代半格律格式的新诗”。这就说明新旧诗体的接轨是可能的，丁芒先生的主张有科学预见。不过我对自由曲的定名存有疑虑：“自由”容易流于松散而不成型，新诗就因为“自由”而大半个世纪走不出倒楣运。未来主流体的诗歌，应是多种形式的格律体。
丁芒先生在中国诗界数十年，文集数百万言，能系统提出前瞻性意见，贡献多多，诗品人品，均受到众多诗友的尊崇，在当今诗坛不多见，应算首屈一指的。遗憾的是我和他关山遥隔，很少相聚，所知有限，未能将应该写到的都写出来，只能略陈如上，有待大家继续补充。
2010．5．兰州望蜀斋
【作者简介】尹贤，实名尹贤绪，1929年生。兰州交通大学教师。曾任《甘肃诗词》主编，《中华大典》中唐文学部编纂人之一。“第三届龙文化金奖·优秀作品奖”获得者。著有《新韵诗词曲选评》《新韵诗词曲写作指导》《望罗斋诗文三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