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姊妹花天并蒂莲——《天方夜谭》与《天方日谭》
天下奇书《天方日谭》
《天方日谭》是《天方夜谭》的姊妹篇，即是说《一千零一日》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作为阿拉伯古典名著的《一千零一夜》早已为中国广大人民所熟知，尽管那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但“阿拉丁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等名篇，还是和神秘的阿拉伯世界一起，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头脑之中。《一千零一夜》成为阿拉伯人民留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相比之下，由于“高灯下暗”的原因，《一千零一日》却鲜为中国读者所知。但是它其中的许多故事还是像深埋地下的宝藏一样，慢慢地被人们发掘出来，焕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芒。
《一千零一夜》最初叫做Hazar Afsanah，意思是“一千个传说”，当然这个“千”字只是形容数目极多，并非确指一千个。后来有了一夜一夜讲故事的形式，讲了比一千个还多的故事，于是书名就约定俗成地被厘定为《一千零一夜》了。而《一千零一日》却被称为Hesarlek pu，即“千日谈”，由于后来也有了固定的一日一日讲故事的形式，也是讲了比一千个还多的故事，书名也约定俗成，被厘定为《一千零一日》。
17世纪，法国学者彼狄斯·迪·拉·克罗依克斯来到波斯的首都伊斯法罕，即现在伊朗的德黑兰。他精通波斯语，专门研究古代文化，很快就在伊斯法罕交了许多朋友。他将《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译成法文，并写有专文介绍的序言。尽管译文始终未能发表，并保存在慕尼黑图书馆中，但他仍是最早个将《一千零一夜》介绍到西欧的学者。又是他最初将《一千零一日》介绍到欧洲，但是经过一百年，直到1785年，它才第一次被印成书，可惜那时克罗依克斯早已长眠地下了。
克罗依克斯发现《一千零一日》这部鸿篇巨制完全是一种巧合。他在逛街时发现了即使是威严的国王也十分尊敬的年老僧侣，经过向身旁的波斯人打听，才知道这位老僧是大僧正莫切里士，是所有学问僧的首领。他写了许多著作，知识渊博，能背诵所有的经文，就像背诵波斯著名抒情诗人哈菲兹的诗一样。他还记得许多东方的民间故事，并在他的文章里写成了动人的文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克罗依克斯本人就是一个民俗学者，听到这些消息，就下定决心要去结识这位高僧。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高僧深为他的学问所感动，同意让他参阅自己的文件和宝藏。克罗依克斯就是这样通过这位高僧知道了世界上除《一千零一夜》以外，还有《一千零一日》的。这位高僧是从印度方言将这些民间故事译成波斯文的，他觉得这位法国学者值得信赖，就让他研究自己的译文，并允许他将其中的故事译成法文。于是《一千零一日》有了法文译本，并从此风靡整个世界。
《一千零一日》和《一千零一夜》一样，同样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框架式结构来结构全书。不过讲故事的不再是美丽的宰相之女山鲁佐德，而是一位克什米尔王宫中的老奶妈苏特鲁美妮。书中叙述克什米尔公主有一天在花园里被一阵风吹袭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长满鲜花的草原上，一位英俊的男青年将刚采摘下的一束鲜花送给了她。两人正要交谈，怪风又起，公主再睁开眼，又回到原来的花园里。从此，她害了相思病，日渐沉重。为了能够使她存活下来，老奶妈每日给她讲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日。故事讲完了，又敷衍出一段将死的公主被救，并和她梦想的埃及王子团圆的故事，颇有和汤显祖所写的《牡丹亭》相类似之处。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青年男女大胆执著追求爱情的勇敢。他们在游园梦幻中相见，醒后感伤至极、痛不欲生。在历经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终成眷属大团圆。表现了古代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以及那些渴望冲破精神牢笼、争取爱情自由的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相同的追求，相同的情感世界，既是那些与她们境遇相同的女性具有的，也是人类所共同的。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日记中所写的：“……通过千变万化的形式，不断地揭示人的一致性，这是艺术和科学的主要目的。”【注1】正是这种“人的一致性”使文学这种人类生命运动过程中的物化形态，超越了时空界限，跨过了文化藩篱，形成人类共同具有的、彼此相通的、可以产生审美共鸣的文学同一性。因此，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一千零一日》中的公主才有可能与中国古典戏曲名作《牡丹亭》中的淑女产生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共鸣与审美共鸣。
《一千零一日》里的中国
《一千零一日》里的中国，除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即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这种直接的描述看似随手拈来、随心所欲，实则匠心独运、精心构思。例如在有名的故事“杜兰铎的三个谜”中，几乎全部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国，中国首都北京是男女主人公活动的中心舞台。
《一千零一日》中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涉及中国的许多事物，是因为它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它之所以产生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阿拉伯和中国开始确立历史性联系的具体事实的反映。它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普通的阿拉伯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一般认识和普遍情感。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很不够，中国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神秘而陌生的国度。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提出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诫，不仅强调了了解中国的重要性，而且说明了中国是个遥远的知识之国。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大批充满冒险精神的商人来到中国，向往之情被新奇之感所代替。他们发现中国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富，京城是如此之灿烂辉煌。他们情不自禁地发出慨叹，并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一千零一日》中“杜兰铎的三个谜”，充分表达了阿拉伯人对中国的憧憬。主人公鞋靶王子卡拉夫在安排好父母的生活以后，决心自己去独闯天下。他充满激情地对父母说：“很久以来，我就渴望能到中国去，我想看看它的首都北京，我相信只有到我能赢得中国伟大的帝国友谊，我们复国才有希望，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告诉我会这样的。”卡拉夫这些话代表了当时阿拉伯人迫切想了解中国的愿望，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敬仰。重要的是他将复国兴邦的大业与赢得中华大帝国的友谊相提并论，说明当时阿拉伯人异常珍视与遥远中国的友好关系。为了能去中国，他放弃了一切。这个大胆的计划虽然使他父母“感到十分悲伤，但很快他们就认识到，再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了。”可见代表了阿拉伯人民思想的卡拉夫，对中国的情感是多么的深厚，多么的情真意切。
卡拉夫一路前行，不避艰险，他穿过广阔无垠的炎热沙漠，爬上高山峻岭，驰过草原，跨过河流，路上还同猛兽和盗贼作战，“但什么也阻挡不了勇敢的王子往东去的道路。”因为在他心目中有个伟大的中国。六个月后，他到达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他的想象中，北京是“一座大城，城四周筑有很高的石砌的城墙，宫殿有着黄色、蓝色和绿色的瓦顶，庙宇是用乳白色的云石建筑，在城墙上的钟楼，有着琉璃瓦盖，十分宏伟壮丽。”皇宫有“宏伟的殿堂、精美的长廊”，“门的两边有近卫把守，金门一打开”，“只见内殿四壁挂着彩色缤纷的柔软锦绸，在内殿的深处有一个龙形宝座，是纯银铸成的，皇帝阿尔敦罕就坐在宝座上，两边排列着文武百官。”【注2】在作者的笔下，中国的首都北京是如此的雄伟庄严，是那样的富丽堂皇，令人心想神往。充分表现出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的丰富想象力和高度的热情。
爱屋及乌，除了中国的国度和国都北京，中国的皇帝在阿拉伯《一千零一日》的作者的心中也“是个有智慧而且心地仁慈的统治者”。书中的人称他是“中国统治者伟大的阿尔敦罕”，并评价说：“他爱老百姓，老百姓也爱戴他。”即使是鞑靼王子卡拉夫“一路上也听人们这样说”。当中国皇帝得知卡拉夫前来向自己的女儿求婚，就“慈祥地望着站在前面的年轻人”，他因怕卡拉夫猜不出谜语而被杀掉，不仅“叹息一声，老皱的脸上如蒙上了乌云”，而且“摇摇他头发灰白的头”，表现出对卡拉夫王子的同情与惋惜。当卡拉夫答对了杜兰铎的三个谜语后，“皇帝从宝座站起身来，走下金阶，把卡拉夫搂在怀里。他高兴地说：‘这法例最后终于得到满足了，我们所有不幸已成过去！年轻人，你使我老怀欣慰，快投入我的怀抱，我乐意接受你为我的娇婿，你已经征服了杜兰铎，现在她一定得嫁给你了。’【注3】他的行动和语言将他的兴奋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完全是一个世俗的父辈的表现，而不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最后他还十分宽容地饶恕了侍女亚独玛的错误，并为她将来在中国找一个好夫婿而准备好嫁妆。作者在书中将中国的皇帝想象得如此善良、公正、仁爱，反映了阿拉伯人的美好愿望与天真理想。
《一千零一日》中曾多次提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如卡拉夫说：“我想看看它的首都北京”，一位老太婆说：“如果你是要到北京，那你已到达旅程的终点了！这城就是中国统治者伟大的阿尔敦罕的首都，是什么使你从远方来到此间？”再如，由于中国公主杜兰铎的美貌与多才多艺，书中写道：“所有著名的国王子弟，都纷纷到北京来，要求娶她。”最后当王子卡拉夫和杜兰铎公主准备结婚时，“中国皇帝办了一次大婚事，阿尔敦罕派了特使专程赶到贝尔那鞑靼去，将铁木耳罕和艾玛珍接到北京来，一块分享这快乐。”【注4】在这部书中，北京是个令人向往的美丽城市，成为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北京在辽代为陪都，称燕京，金时正式建都，称中都。元代为大都，明、清称京师，通称北京。在元大都时城市规模宏大，宫殿壮丽，人户繁庶，商业发达，城里住着许多外国商人，是当时少有的国际大都市，在世界上广有影响。至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内外两城，奠定了明、清两代北京城的规模。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正是元、明之际，北京的国际影响才深深铭刻在远在天方的阿拉伯人的脑海里，成为《一千零一日》中亦虚亦实的描写对象。
2.面向世界的中国公主——不断被艺术化的图兰朵
走出《一千零一日》的杜兰铎
在《一千零一日》的大故事框架中，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的是《杜兰铎的三个谜》（即《卡拉夫和中国公主的故事》）。内容写中国公主杜兰铎（又译杜朗多、图朗多、图兰朵、杜兰朵）用猜谜语的方式正式征婚，但凡未能猜破谜底的求婚者都要被杀掉。诺加依鞑靼王子卡拉夫猜出谜语后，又落入公主的圈套，险些不能娶她，最后受感动的公主自愿嫁给了王子。其故事内核见于波斯诗人内扎米（1140—1202）的叙事诗《七个美女》，又名《七座宫殿》或《别赫拉姆书》，写成于1196年。在这首叙事诗中，国王别赫拉姆的第四个妻子苏格拉伯公主给他讲的故事，即俄罗斯公主用猜谜的方式征婚的故事，它与《一千零一日》中《杜兰铎的三个谜》的故事大同小异，只是俄罗斯公主变成了中国公主。而内扎米《七个美女》的题材则选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的《列王纪》（980～1009）中关于“萨桑尼王朝（226～651年）的别赫拉姆五世（420～438年）的记载和有关他的传说。此外，诗中也吸收进了一些民间故事。”【注5】这些“传说”和“民间故事”以及“讲故事”的叙述方式都有阿拉伯文学影响的痕迹。这样一个东方故事被译介到欧洲以后，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最早将它搬上舞台的是意大利著名剧作家戈齐。
戈齐（1720～1806）站在贵族立场上，坚决反对基亚里和哥尔多尼提倡的戏剧改革，反对让下层人民成为舞台上的主人公。为了捍卫意大利传统的“即兴喜剧”，他反对戏剧反映任何严肃的或现实的问题，于是在1761年至1765年间，曾先后写了十部童话剧，以对抗哥尔多尼的喜剧。它们主要取材于《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日》、意大利作家巴西内（1575～1632）的民间故事集《五日谈》、西班牙戏剧、东方传说和其他传奇故事等。其中1762年在威尼斯首演的《杜朗多》（Turandot）取材于已变为波斯传统的阿拉伯《一千零一日》中的故事。此时剧中的中国公主已是个美丽又冷酷、聪明又高傲的形象了。她作为出嫁的条件而提出的三个谜语，曾使许多慕名前来求婚的王孙贵族踏上不归路，但终于被卡拉夫王子的聪明才智和执著爱情所感动，最后嫁给他为妻。此剧内容尽管是从《一千零日》中照搬的，但从题目上突出了中国公主杜朗多，戏目虽被称为“中国戏”，其实也并未涉及多少关于中国的事情。
《杜朗多》这种以中国为背景的戏剧之所以能进人意大利戏剧舞台是有历史渊源的。自17世纪中国和欧洲因为贸易往来而频繁接触以后，人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以至于人们将这种想象化为娱人的戏剧节目搬到舞台上。在巴黎还设立了中国舞场，产生了中国娱乐剧院等。同样“中国的笑话甚至浸入到轻歌剧和喜剧之中，特别是小戏院和‘意大利喜剧班’，采用最多。”【注6】这个剧团1692年就在御前演出过五幕喜剧《中国人》。1729年，内托斯剧团于圣劳梭特演出过“中国公主”在当时流行的喜剧及歌剧中，还有1753年在巴黎演出的《回来的中国人》，1754年演出的《法国的斯文华人》，1765年演出的《中国姥妪》，1778年演出的《中国令节》等。在这种氛围中，《杜朗多》自然应运而生，因此，这部童话剧被作者自己称为“中国悲喜剧童话”。在18世纪欧洲这股“中国热”中，英国文坛要移植它，并且称戈齐是意大利的莎士比亚。德国在1777年和1799年也出现了两个改编本，并于1777年首次演出。
【注1：张隆溪编选：《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56页。】
【注2：杜渐译：《一千零一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
【注3：杜渐译：《一千零一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注4：引文均是杜渐译《一千零一日》。】
【注5：张晖译：《涅扎米诗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注6：[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