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文明的烛照——古代阿拉伯作家
巴尔特萨纳了解的“产丝之国”
叙利亚和中国的文化往来由来已久，几近2000年的历史。早心目中的中国在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张赛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时，就已得知条支在安息以西，临西海。《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均有关于条支的记载。条支确切的地理位置其说不一，“现在看来，条支即Antiochia说的理由显得比较充分”。因为，“就安息以西，临西海的整体方位而言，条支指的必是古叙利亚。先是指的创建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其首都为安条克（Antiochia），条支即是Antiochia的省译。……前64年，仅剩叙利亚之地的塞琉古王国亡于罗马帝国，此后条支即指罗马治下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叙利亚”。【注1】近年来，中国考古专家对莫高窟的北区进行发掘，出土的经文有汉、西夏、回纥等8种文字，在发掘243窟后，还首次发现了叙利亚文字。这充分证明，中国和叙利亚的关系源远流长。
叙利亚对中国的了解缘于丝绸。早在西汉时期，叙利亚和中国就由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当时的丝绸之路在进人安息西界以后，转入叙利亚境内，然后再抵达地中海岸。罗马统治时期，丝绸始终是叙利亚从中国输入的主要货物。2世纪末、3世纪初享有盛名的叙利亚作家巴尔特萨纳（154～222）曾述及过有关中国的事。“在每一个国家中，人们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我将从世界肇端的地方（亦即远东）开始，谈谈我所知道的，以及我所记得的。在产丝之国（中国），法律禁止谋杀、卖淫、盗劫和偶像崇拜。在这幅员广大的整个国土上，看不到庙宇，看不到妓女，也看不到淫乱的妇女；没有盗贼被带进法院，没有谋杀者，也没有被谋害的人”。【注2】
巴尔特萨纳的记述，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描述，显然过于理想化了；以后这些记载又被西方后人不断地转载、传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古代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已畅通很长时间了。正如作家所认为的，中国是个远在“世界肇端的地方（亦即远东）”的一个国度，是个“产丝之国”。可见当时叙利亚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和“遥远”及“丝绸”两个概念联合在一起的。叙利亚和中国丝绸贸易的不断开展，既促发了叙利亚人渴望获得缫丝技术的兴趣，也促进了叙利亚和中国之间更加频繁的文化交流。直至中国的育蚕法传人叙利亚。据拜占庭史学家普罗哥庇记载，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483～565）在其执政期间（527～565）曾唆使两名拜占庭人，从中国将蚕卵和桑种偷藏在一根空心手杖里，暗地带回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人才得到丝蚕，并发展起养蚕和丝绸业。
叙利亚作家笔下的中国是个“产丝之国”，是丝绸将中国和叙利亚两国连接起来，又是丝绸促进了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相互交流，丝绸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和友好使者。
陶瓷之光辉映下的阿拉伯作家
自8世纪中叶起，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通贸易往来开始发生变化。此前中国外销的产品主要是丝绸，形成陆路丝绸之路的壮观局面。此后除了丝绸，瓷器（包括如唐三彩一类的精美陶器）也逐渐成为远销国外的大宗产品，以致形成海上陶瓷之路的新的贸易路线。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贸易的这种变化，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外的原因。中国的陶瓷发展到唐代，开始出现唐三彩那样的精品。继后，北方的白瓷和南方的青瓷，无论在制瓷工艺上，还是外观质地上，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海外对陶瓷的需求量大增，于是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出现了初具规模的烧制外销瓷器和瓷窑。而当时由于西北地区纷争激烈，陆路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样无论是出于交通安全快捷的考虑，还是出于海上运输运载量大和破损少的原因，海上外运陶瓷，运回香料，都是颇符合商业利益的。因此，海上陶瓷之路，应运而生。
就阿拉伯世界而言，自阿拔斯王朝于762年兴建巴格达城以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波斯湾的一些港口开始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商人的聚集地。他们经商远航的目的地就是中国。此外，航海技术的进步，造船业的发达，都为中国和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大量的唐三彩、白瓷、青瓷、黄褐釉瓷、黑瓷等，经由海上陶瓷之路远销海外的颇多，因而除了深爱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喜爱之外，还引起许多阿拉伯作家、诗人的赞美与称颂。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贾希兹（775～868）虽然其貌不扬，但知识渊博，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著作等身，在科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他的《商务的观察之书》中举出了从中国贩运来的‘多彩陶瓷’”。【注3】他“所著《守财奴》（又名《吝人传》，自注）一书也提到份换货的协议，其中一款是从中国进口瓷器。瓷器成了中国出口货中不可缺少的项目”。【注4】在目前能见到的译文资料中，就可发现贾希兹对于中国瓷器给予了多么细心的关注。
阿拔斯王朝时期另一位大作家、诗人艾布·法尔吉·伊斯法哈尼（897～967）精通各种学间，被认为是当时的活文库。他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文集《乐府诗》（又名《诗歌集成》）中，记述了哈里发穆泰瓦基勒在位时期（847～861），一位诗人收藏的许多中国瓷器，被一只为了欢度宰牲节（即古尔邦节）而育肥的公羊撞碎。这位诗人最痛惜的是其中的一支灯盆，称之为“一个中国的瓷盆，富于想象力的画工在上面绘画图形纹样”。【注5】而那些“纹饰中凝结着非凡才智的中国瓷碗”，【注6】正是当时阿拉伯人引以为自豪的最贵重的珍藏宝物。由此可见当时的阿拉伯人将中国瓷器视为至宝的社会风气。
阿拔斯王朝又一位作家、编纂家撒阿里比（961～1038）在《珍闻谐趣之书》中赞美中国瓷器时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于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类器皿……。”【注7】在同一部书中，撒阿里比还写道：“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注8】中国的瓷器以其制作精美，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无论是撒阿里比，抑或是其他对中国瓷器感兴趣的作家，无不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在作品里，至今让人们觉得阿拔斯王朝时的阿拉伯人是何等的喜爱中国瓷器，是怎样在赞不绝口。
据近现代考古发现表明，阿拉伯各地出土的唐瓷遗物不多，大量的是宋代以后的瓷器碎片，不少还是阿拉伯各地的仿制品。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林、埃及、伊朗等国，都有唐以后瓷器碎片出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出土的是宋元以后的瓷器遗物。这些标志着中国工艺水平的瓷器，闪烁着历史的光辉，令人永远羡慕不已。
皮影戏带给阿拉伯人的欢乐
皮影戏最初产生于印度或中国，目前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它是古代东方的产物当不会错。中国的皮影戏不仅很早就已发展起来，而且制作技术极为高超，因此影响深远。
皮影戏既然产生在东方，那么其流行的区域自然很广。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崇信伊斯兰教的许多国家，如阿拉伯、北非、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在伊斯兰教的“斋月”期间，都演出种被称为土耳其式的皮影戏“卡拉居士”（Korogheuz）。这种皮影戏早在15世纪就已颇为流行。16、17世纪开始成为从割礼仪式到宫廷娱乐和一切喜庆仪典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演出。19世纪以后，这种演出活动又成为斋月期间人们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这种被称为“卡拉居士”的土耳其皮影戏据中国阿拉伯学者李振中说是“十三、十四世纪通过蒙古人和突厥人由中国传到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盛行，很受上层统治者和下层人民的欢迎”。【注9】波斯历史学者瑞师德丹丁认为：“当成吉思汗儿子继承大统的时候，有中国的演员到波斯，演员在幕后表演特别的戏曲（指皮影戏），证明那时传人波斯。据说土耳其的皮影戏，是由波斯流传过去的。”【注10】也有学者指出：“土耳其也不是这种影戏的原始产地，是由外面传来的，传来的说法有两种：一说由印度，爪哇带传去，一说在一五一七年土耳其皇帝并埃及时从埃及带去的。”【注11】结论有两点：一是中国皮影戏和土耳其皮，影戏有关系，二是土耳其皮影戏和埃及皮影戏有关系。既然中国是皮影戏的发源地之，那么埃及的皮影戏受中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肯定的。
13世纪埃及著名作家、皮影戏表演家伊本·达尼亚尔（Ibn Daniyal，1248～1311）颇有才华，他努力试图将皮影戏这种流行民间的娱乐形式和文学结合起来。“据说他是第一个把阿拉伯书写语用于皮影戏的演出者。皮影戏是十二世纪经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从中国传人埃及的。”【注12】土耳其的“卡拉居士”皮影戏在表演时一面用手耍弄影人，一面用嘴说台词，以影人对话为主，语言短小精悍，讽刺幽默，内容主要服从艺人的思想和才学，可长可短。由于是艺人的现编现演，具有即兴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因此，一般也没有脚本，也没有音乐伴奏，受土耳其皮影戏影响的埃及皮影戏，被伊本·达尼亚尔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文字化、文学化了。他写了许多皮影戏的台词。“流传下来的有三出戏的台词：《皮影精灵》、《千奇百怪》、和《多情人》。”《皮影精灵》描写一个媒婆花言巧语，把一个丑姑娘描述成绝代佳人，新婚之夜，新郎才发现上当。《千奇百怪》刻画开罗当时的三十多种工匠形象，每种工匠都以滑稽的表演，来表现自己职业特色。《多情人》描写英雄和美人的爱情、斗争和悲欢离合的故事。【注13】伊本·达尼亚尔写的这些皮影戏台词意义重大，他改变了皮影戏以往没有文本的状况，由民间演出变为文人创作，这不仅对埃及，即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皮影戏演出，也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可惜的是阿拉伯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缺乏戏剧传统的广大地区，由于传统的黑暗、宗教的不提倡，本应继往开来的戏剧文学创作也成为发育不全的早产儿。随着皮影戏这种戏剧演出形式在土耳其、埃及等地的不发达状态，阿拉伯古代的戏剧艺术未能及时地提到文化艺术发展的日程上来。
2.文坛上的长城之影——现代阿拉伯诗人笔下的中国
阿拉伯诗歌与中国
阿拉伯民族是个善于抒情的民族，素有诗言志的传统。通观阿拉伯文学发展史，堪称是一部史诗。如果说阿拉伯民族是个诗的民族的话，中华民族也是个诗的民族。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不仅是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而且也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文学体裁。因此，诗歌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之一。从这一点来看，这两大民族相互译介诗歌中的优秀作品，了解对方的情感，满足对方的审美需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阿拉伯人是极富想象力的，广阔无垠的沙漠，一望无际的天空，星罗棋布的绿洲，变化莫测的气候等等，都使阿拉伯人出于冲动或激情而写诗。抒情诗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人驰骋自己想象力的文学天地。因此，阿拉伯诗歌历来就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丰富的宝藏之一。正如中国阿拉伯文学史家仲跻昆所说：“在中世纪世界，如同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媲美一样，也只有中国的诗歌可与阿拉伯诗歌相媲美：两个民族的文学都以诗歌为主体；诗歌又基本上是抒情诗，都讲究严谨的格律、韵脚；诗歌的内容、题旨也很近似。当年阿拉伯诗歌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周边国家、地区以及对西欧影响，与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周边国家、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影响极为相似。”【注14】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译成中文的古代诗歌除蒲绥里的《斗篷颂》以外，其他非常鲜见。
【注1：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注2：［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38页～339页。】
【注3：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注4：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205页。】
【注5：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5页。】
【注6：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注7：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5页。】
【注8：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1页。】
【注9：《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2期，第114页。】
【注10：《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299页。】
【注11：董每截：《说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注12：[英]汉密尔顿·阿·基布著，陆孝修、姚俊德译：《阿拉伯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注②。】
【注13：（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二期，第115页。】 【注14：仲跻昆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