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并成为整个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所以翻译阿拉伯文学，主要是翻译阿拉伯诗歌在中国曾形成一个繁盛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十多种反映进步思想的阿拉伯诗选中译本，其中绝大部分是从俄译本转译的。主要包括：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同学集体翻译的诗集《阿拉伯人民的呼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南开大学俄语教研室翻译的埃及诗集《尼罗河的土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凌柯等译的《埃及和平战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朱嘉等译的《伊拉克和平战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凌柯等译的《叙利亚和平战士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顾用中等译的《黎巴嫩和平战士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平凡等译的《约旦和平战士诗选》（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肇堃、仲觉译的《阿富汗、伊朗和平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译文社编的《现代阿拉伯诗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阿拉伯新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魏和咏译的伊拉克诗人阿里白雅帖（1926～？）的《流亡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杨有漪、陆孝修译的阿尔及利亚诗人萨阿达拉的《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冬林译的突尼斯诗人沙比（1906～1934）的《沙比诗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木萨、陆孝修译的《约旦的风暴》（作家出版社，1961年）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1958年编辑出版的伊拉克诗人的诗集《明天的世界》和黎巴嫩诗人的诗集《和平的风》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陆续又有一些阿拉伯诗歌的中译本问世。与前一段时期不同的是许多诗歌是从阿拉伯文直接译成中文的，因此译文更准确，也更接近原作；主要有潘定宇等译的苏丹诗人穆罕穆德·凯尔（1926～？）的《战斗之歌》（作家出版社，1963年）、杨孝柏译的艾布·赛勒马的《祖国颂》（作家出版社，1964年）、潘定宇等译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周国勇、张鹤编译的《非洲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仲跻昆译自阿拉伯文的《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郭黎译自阿拉伯文的《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等。由此可见，中国的翻译家、作家和文艺爱好者为译齐阿拉伯各国的诗歌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与此同时，阿拉伯诗歌也更贴近了中国人民的心，并走人中国人民的审美视域。
直接将阿拉伯文译成中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正如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家、北京大学仲跻昆所说：“译事难，译诗尤难。如果我说译阿拉伯古诗是难上加难，这大概不能算是危言耸听，过甚其词。诗究竟是可译还是不可译，似乎是译界历来有争议的问题，无疑，我认为大部分诗还是可译的，只是觉得不好译，译不好。”【注1】另一位著名阿拉伯文学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郭黎也指出，他翻译现代阿拉伯诗歌所遵循的原则是：“基本上采用直译的方法，以规范的现代汉语，努力忠实地保留原诗的内容与形式。”“由于中阿两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这样的直译比起龙飞凤舞的‘意译’来显然吃力得多，译者之所以坚持如此做，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读者捧起译诗集，是想读真正‘外国味’的诗。”【注2】中外翻译界都曾对“直译”或“意译”提出难分轩轾的意见，真正要做到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提倡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主张恐怕是很难的。可以想见，众多的阿拉伯文学译者，尤其是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成中文的译者，为了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驱使，想读“外国味”译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译作，才使广大中国人民更深刻地了解了阿拉伯人民的喜怒哀乐，更全面地认识了他们的思想。
黎巴嫩现代诗歌里的长城
阿拉伯人民通过他们的作家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生于黎巴嫩的诗人哈利勒·穆特朗（1872～1949）即是其中之一。
穆特朗虽然生在黎巴嫩，但长期生活、工作在埃及，因此有“两国诗人”的赞誉。他是生活在阿拉伯从传统到现代转折时期的大诗人。他的诗作揭开了阿拉伯现代诗坛发展到新阶段的序幕，堪称是现代阿拉伯诗歌改革的倡导者。埃及评论家说：“他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感到高兴，努力去实现将诗歌与时代协调起来的愿望。他态度温和，不完全拒绝传统，他自由地保持传统的语言精华和风格，就像古人按照自己的天性各显其能一样。他是个艺术家，在诗歌美方面有他自己的观点，虽不那么明朗和具有独创性，却仍是一种可贵的观点，因为它多少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崇高艺术典范。”【注3】正因为穆特朗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在他工作的埃及于1913年在埃及国立大学大厅为他举行表彰大会。这是当时阿拉伯国前所未有过的文学集会。1947年，埃及政府又在国家歌剧院举行盛大集会，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重要人士、著名学者和文学家都参加了盟会，再次肯定了他在诗歌、戏剧、新闻等领域为埃及所做出的卓越成绩。他当之无愧地享有“阿拉伯国家诗人”的称号。
穆特朗对东西方文化、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在他身上集合着两种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他在保持阿拉伯文学传统的语言和风格的同时，又不受其拘泥而提倡革新，尤其注重自由表达内心世界，以对自然景物、人文景观的描绘，来烘托诗人复杂的内心感受，情景交融，相互辉映。著名的《中国长城》一诗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些特点。
《中国长城》一诗，从诗人和皇帝两个叙述角度，想象了与中国长城相关的事物。使人仿佛感到诗人在和中国皇帝进行思想交流，别开生面。开始诗人想象皇帝有如此大的权力，为什么还会“辗转反侧，通宵不眠”，皇帝则认为他的“不幸”在于他身边是一个“在屈辱中发酵的民族，知足常是他们饮酒的好去处”。他们没有什么远大前途，因为“没有什么耻辱能激怒他们”。为了“诊护”“他们的灵魂”，皇帝“欲为他们建一条永恒的城墙，像大地那样不会倒塌，不会败腐”。皇帝认为“以它来保卫国土坚不可破跃跃欲试的野心家在它面前踏上退路”。诗人却不那样认为，他指出：“即使您把城墙筑得再高，直到星辰在它的顶端站定。”“即使用山岭充当它的基石紧密叠合，水泼不进”，“白种人仍能向北京城进军，肆无忌惮地掠抢、夺取，舰队载着他们越海而来，犹如风暴中乱舞的精灵”。诗人认为：“人们家园四周的围墙又有何益，当他们的心灵软柔，战战兢兢。”最后诗人指出：“任凭什么也保护不了衰弱的民族，除去经历过劫难考验的勇气”，“它才是抵御敌寇的坚壁，它才是不可抗拒的威力”。【注4】
在《中国长城》这首诗中，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借古讽今，借中国比喻阿拉伯，告诫埃及乃至阿拉伯人民，纵然有像中国长城那样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不在人民心中筑起战胜强敌的长城，也难以取得胜利，并进一步表明，阿拉伯人民只有鼓起勇气，奋起反抗一切压迫者和入侵者，才能真正获得和平与安宁。埃及评论家也明确指出，穆特朗的“《中国长城》一诗，用很风趣的对话，激励埃及人民的斗志，起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注5】包括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和知识，更需要解放思想和启蒙，只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意志，才能迅速地改变它的现状。这正是穆特朗的政治理想，正是他像《中国长城》一类的自由诗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这样巧妙地将精湛的诗行和强烈的愿望融为一体的艺术珍品，只有像穆特朗这样的“阿拉伯国家诗人”才能创作出来。
黎巴嫩另一位现代诗人尼芳·萨巴也通过对中国姑娘的讴歌，表现了黎巴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尼芳·萨巴的长诗《寄语中国姑娘》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获得自由的中国姑娘在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表现了诗人对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对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民的美好祝愿。
诗中写道：“亲爱的姑娘，你好！现在你自由了，你自主了，黑眼睛的、年轻的中国女公民！”【注6】“现在你可以学习，实现自己的心愿！”“愿你也像春天，像自由一样宽宏大量！”诗人用美好的词句歌颂了心目中的美丽中国姑娘。紧接着诗人想象到在旧社会，“你被投入伸手不见五指的牢房”，“忍受着判刑前的苦难！”诗人又想象到在新社会，“你重新生活的时刻已经来临！”“学习吧，亲爱的姑娘！进学校，向科学进军……是你今后的道路。”最后诗人用了一连串赞美的诗句，来礼赞中国姑娘：“你的幸福的眼睛星星一样闪光，你的柔情像霞光一样明丽，你使中国富强，恢复永远放着异彩的信誉和光荣。”
也门现代诗人笔下的北京
20世纪，中国许多钦慕阿拉伯文学的有志之士都纷纷前往阿拉伯各国求学。《阿拉伯现代诗选》的译者郭黎也夹裹其间，先后在阿拉伯也门和埃及学习、进修。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阿拉伯也门萨那大学学习期间，对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阿拉伯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老师，著名的也门诗人、也门作家联合会主席马卡里赫不仅以自己的作品相赠，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他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这不仅使郭黎深受感动，而且也表现了阿拉伯迫切希望中国了解自己的热望，以及广大阿拉伯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马卡里赫（1939～）全名阿卜杜·阿齐兹·马卡里赫，出生于伊卜，19岁开始写作。中学毕业后到埃及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作家联合会主席、“也门研究中心”副主任、萨那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卡里赫是当代也门最有影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著述颇丰，除《马卡里赫诗集》外还出版了《也门现代文学研究》、《也门现代诗歌》、《也门土语诗歌》等专著。【注7】他是个兼创作于评论于一身的诗人和学者。
马卡里赫《致北京的吻》一诗，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满怀激情地表达了诗人对北京的向往，对中国的热爱。北京作为中国人民的心脏，伟大中国的首都，是诗人渴望的幸福之地。诗中开篇写道：“我何时才能在你红色的广场欢庆胜利的城楼下走过，吻一吻那前额。”【注8】诗人将北京比作心目中的爱人，急切地想见到“她”，并亲吻一下“她”的前额，一派崇敬、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紧接着诗人抒情：“啊，北京，我以绿色也门的名义放一只洁白的鸽。”“白色的鸽”即《圣经》《旧约》“诺亚方舟”故事中的和平鸽，它象征着和平、安全，诗人在这里表达了也门人民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息。在诗的第二节中，诗人表达了“何时才能行走在白昼的历程进军的路”，哪怕只有几米，因为在诗人心目中，“那是毛泽东、人民、支持者的历程”，可见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有多么深的了解和多么深的热爱。
从第三节诗开始，诗人开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述说自己对北京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是多么“心驰神往”。尽管两国相隔遥远，但是共同的理想，建设富强国家的“伟大征途”，使两国人民相会在一起。“在暗无天日的夜里”，是我们两国奋进的人民“给进军的人希望的火把”，鼓舞着那些“进军的人”向着未来奋勇向前。第四节诗里，诗人写道：“当‘纸老虎’把我们钉上十字架的夜晚，你，来自东方的、绿色的慧眼，向薄暮的窗口临视，注视着人民怎样创造他们的黎明”。“纸老虎”显然指资本主义列强，这几句的意思很明确，即在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压榨阿拉伯国家的时刻，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关注着阿拉伯人民的命运，关心阿拉伯人民的建设事业。第五节，也是最后一节诗，诗人又从历史回到现实中来，在诗人生活的城市里，“群星拥抱着高高的尖塔，它正用烟和汗书写音调和谐的故事”。据诗人马卡里赫在回答译者郭黎的问题时说：“这里的‘尖塔’，指中国援建也门的萨那纺织厂的烟囱，它是也中人民友谊的象征。”【注9】中国援建也门萨那纺织厂的烟囱能够冒烟是因为中国工人帮助也门人民搞建设流下了大量的汗水，这说明中也两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谱写着相互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诗的最后，诗人再次流露出自己对北京的一片深J清，“北京啊，那是永不消失，永不死亡的爱情故事”，充分表达了也门人民迫切想和中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好愿望。
也门另外一位著名诗人，也是萨那大学教授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加尼姆（1912～）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诗歌创作，在阿拉伯半岛的文化界、教育界颇有声望。他在《阿拉伯现代诗选》的译者郭黎在阿拉伯也门萨那大学学习期间不仅将诗集《在马车上》亲自赠予他，而且不顾年事已高，亲自逐一为译者——一个普通的中国青年留学生校正版本上的错字，至今令他感动不已。【注10】
伊拉克现代诗人心目中的毛泽东
在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由译文社编的《现代阿拉伯诗集》中，共收集了阿拉伯各国现代诗歌36首。其中大多数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材，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伊拉克诗人阿卜杜·瓦哈尔·白雅帖（1926～）写的题为《献给诗人毛泽东》的诗，别具特色，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影响。
白雅帖因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遭到殖民当局的迫害，流亡叙利亚和黎巴嫩。1957年伊拉克独立后回国，任教育部编译局局长，1959年任驻苏联文化参赞，离任后在莫斯科大学和亚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对中国各方面情况非常了解。后又任伊拉克文化部顾问。
【注1：仲跻昆译：《阿拉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注2：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2页～23页。】
【注3：[黎巴嫩]汉纳·法胡里著，那傅浩译：《阿拉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646页。】
【注4：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8页～83页。】
【注5：[埃及]邵武基·戴伊夫著，李振中译：《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23页。】
【注6：《现代阿拉伯诗集》，译文社编，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74页～78页。】
【注7：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注8：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334页。】
【注9：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4页。】
【注10：郭黎译：《阿拉伯现代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