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足迹遍布欧洲，据说现在领导着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所以他在流亡四年后看到从前的同志成为掌握政权的人物，且干着丑陋的勾当时，便退出了党派，安静地坚守自己纯洁的信念，可是，他保持着较高的声誉。那个女孩则是他收养的孤儿：她长着淡淡的黄头发，黄眼睛，脸色苍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弱，满脸的病容，面无表情。华德莱之所以会收留她，是因为他对贫苦的儿童非常喜爱，仿佛是他那神秘的温情作怪似的。他学过医，预备帮助人家。他最难过的莫过于看到儿童有病受苦，当他看到他替那些儿童解除了痛苦，他们削瘦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时，他愉快极了。房东的女人却对那些穷苦的工人——在她的眼中就是无政府党——的进出很不满意，看到那么多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很气恼，对华德莱颇有责备，甚至说出些难听的话来。可是，华德莱不愿搬家：他有副古怪脾气，于是便不再理会房东的言语。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华德莱先生这才对他略有好感。克利斯朵夫发觉这个小女孩有点儿像萨皮纳的小女儿，这令他心中总有些暖意。但出于一种关爱，他很关心这稍嫌阴郁的女孩：她没有年龄相仿的朋友，也不爱说话，只是安静孤单地自己玩儿或拿着玩具娃娃编故事。华德莱却没有注意到她对人很冷淡和总是不安的神气，只是一味爱她，当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儿介绍给她认识时，他得到了两方家长客气而肯定的回绝。这些人，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
三楼上的大公寓没人住，房东留给自己住，但一年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出门在外，冬天出去过冬，夏天在英国避暑。他以前是个商人，钱挣到一定的数目后，就洗手不干了。现在只是靠利息过日子，反正他又不花什么大钱。
三楼边上那个较小的公寓住的是亚诺夫妇。亚诺四十出头，是一位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和抄写。为此，他根本没时间来写博士毕业论文。他妻子比他年轻，比他小十岁，人相当和气，只是怕羞。因为没有工作，她呆在家里，但这贤惠的女人从不埋怨，尽量找事做：看书，或为丈夫预备笔记。抄写笔记，或是补衣服、做帽子。他俩相对来说都比较聪颖。因为没有熟人，他们亦从不出门，有时，做妻子的亦会想去看看戏，但后来却因为丈夫没兴趣——他太忙太累了——而取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俩非常爱音乐，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他们对那些音乐家的生平知之甚详，亦对他们充满同情。可是丈夫不会弹琴，妻子会弹却极度怕羞：她即使在丈夫面前弹琴也会像一个初学琴的小姑娘。而即使仅这一点，两人也心满意足了。他们两个人也热爱文学，但好的篇章在那时太少了。他们的生活平和、快乐，虽然有些伤感——亚诺先生的思想相当有深度——这也使这对孤独的夫妇的人品远高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但却没有勇气和空闲把它写出来——他认为那些只是虚名，他经常把所有的钱用来买书：这使他们那美丽的意大利之旅永远不能成行。因为他们很明白，他们自己是不会积蓄的。亚诺的妻子理解他，因为她也爱书，这让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和自己共同分担勤苦的生活很幸福。他们没有孩子，这一点反而使他们更相爱，亚诺太太心地极好，非常乐意与工程师一家交往，但却因为别人未表示而不敢去接触。关于克利斯朵夫，他遥远的乐声已令他们陶醉，故当克利斯朵夫去结识他们，正是他们乐意之至的——要不然，他们才不愿首先迈出第一步，因为那太唐突。
住在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是一对有钱的犹太人夫妇，但却没有儿女。与其说他们住在这儿，还不如说他们是这儿的过客，因为他们一年到头有六个月住在乡下。他们虽然因为习惯使然而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但由于从不和邻居交谈，人们对他们的事并不比他们搬来的时候了解得更多。虽然他们夫妇为人善良，喜欢帮助人家，在做慈善事业，可是，他们却不受欢迎，因为韦尔先生嘲弄别人的天性太难抑制了。接受了他的恩惠的人，因为在他面前觉得自己可笑而不肯原谅他们。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
六十岁的韦尔是个亚述考古学家，因为中亚细亚的发掘而享有盛名。他厌倦了远东的发掘工作，他就不做了，而且也没接受任何公司的职务。他生在有钱人的家里，没法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残酷，而且，他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决不满足于自己的专业学问，他对所有的学问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平时注意着很多事：美术、数学、社会问题及一切思想界的运动。但他却从未为了任何一门而入迷：他很聪明，反而不受约束。他的妻子有着坚定的道德信仰，富有同情心，热衷于慈善事业。他们两人很相爱。
最底下那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和他的女儿。他叫夏勃朗，是个少校，以前驻扎在殖民地，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立过显赫的战功。他现在每天只是散着步，看着花坛，吹着技巧永远没有进步的笛子。要不然，他就笨拙地按着那气喘吁吁的风琴，呜啊呜的，令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愤。但有时，他会埋怨政治，埋怨他疼爱的女儿，但他女儿却用清脆的声音，和善地回答他。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十分可爱，为了孝顺她的父亲，她没有出嫁，她大半天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发呆，或收拾园子，每天高高兴兴地陪着父亲。反正，他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了。
所有的这些人，孤独地在这个花园里住着，外界的风根本吹拂不到他们平静的生活。虽然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和梦幻淹没了，但他们都在那里工作：怀疑的老学者、失望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傲慢的还是悲观的，都在工作，而泥水匠还边唱歌边工作，只有克利斯朵夫因为感情丰富，用他们所不知的、洞察一切的同情心去体味他们，虽然他不了解他们。他不能像奥里维那样熟悉法国，但他却爱着他们，自然而然能为他们着想，想象他们的处境，他终于静静地参悟了一切，听着这些心灵无声的音乐：这屋子周围，尽是一些精神上孤独的人群——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或已结成团体的人。
奥里维为了进一步引导他，他经常拿着他想发表文章的那份杂志——《伊索》给克利斯朵夫看，它以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的：
“有人去市场上卖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买主问第一个奴隶能做些什么，他卖力地吹嘘了一通，问到第二个，回答比第一个还能干。轮到伊索时，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能做一切事；我自然不会的。”
这是蒙丹对所谓“以拥有知识的自夸自大之徒”的讽刺，《伊索》被称为怀疑派，但却拥有更深刻的信仰。当然，因为群众喜欢一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学，或者是一些没有破绽的谎言，所以，这个讥讽的面目对群众没有影响。
奥里维他们却不顾这些。因为法国的民主化加速了他思想的贵族化，除了那些入门的人外，科学让人难以接近。而像奥里维那种更关注行动和思想道德的文人，也带着明显的贵族气息，纵使像艺术——至少是尊重美的那一种——也对人紧闭门扉，瞧不起群众。他们也无所谓，他们要的似乎是保持内心的纯洁，而不是教育别人，他要的并不是胜利，而是只求证实。
他们这些作家里也有大众艺术家，即使是在最真诚的人里亦有些人在传播无政府主义，传播一些现在只能让人的心灵受到折磨、受到伤害，却要在一百年或几千年后才能证实的未来真理。另外，还有些人却写些沉痛或讽刺的戏剧——是让人悲伤的戏剧。克利斯朵夫读后，认为本来想暂时忘掉痛苦的观众在经历这份消遣后定会抑郁不欢，从而觉得他们可怜。
“你们给民众看这个吗？那会让他们窒息的。”
“放心，”奥里维道，“大众根本不看。”
“那是理智的！你们简直疯了，难道你们要让他们丧失生活的勇气吗？”
“为什么不呢？让大众意识到生活的悲惨面后，仍旧打起精神去面对它，去负起他们应尽的责任，这难道不应该吗？”
“打起精神？我根本不会相信，最恰当的应该是毫无兴趣，而当一个人的生活乐趣被完全拿走了后，我相信他就完了！”
“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不能扭曲真理吧！”
“可是也不能全说出来！”
“我真不敢相信这话竟然是你所说的，你不是要永远追求真理，爱真理高于一切吗？”
“是的，对于我，对于那些坚强到足能忍受的人，我们可以把真理给他，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把真理传给他们简直是胡闹，是一种残忍行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本国看不到的东西：我喜欢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敢和爽快，但却厌恶你们的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不顾后果地把它往社会上一摔。我们德国人却不会这样，他们注意生活，谨慎小心地只看想看见的事。倘若你们是为爱真理而牺牲，我会很尊敬你们而无话可说；然而你们却为了爱真理而让别人痛苦，那却不行，那太残忍了。我认为，爱真理应当胜过爱自己，而爱别人还在真理之上！”
“难道为了这个还要说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了奥里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