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德去做两件事

王安石的一生，是文学家的一生，也是政治家的一生。

所以要看待王安石的一生，必须从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以文学和政治为抓手，才能准确全面客观地看待王安石的一生。

说起王安石，人们脑海中自然而然会幻化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那就是后世贴给他的标签：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诗人、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也是北宋风云人物，他主持的变法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学历史课本上北宋篇章中的重要一环，莘莘学子也从这一章节初步知道了“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名词的历史含义。

而王安石的文章，也是莘莘学子心中的既爱又怕，爱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纵横捭阖，别致又清新，读来如沐春风，怕是因为王安石的诗词文章是必背课文。

王安石的短文、小品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如《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往往一笔切中要害，让人无反驳的余地。学生也由此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名词常识。

王安石的文章政论文居多，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文章处处透露出“务为有补于世”的实用主义理念即使在他的游记中也有浓重的议论成分，脍炙人口的《游褒禅山记》就属于此类。

文学家王安石

在群星璀璨的宋代文坛，王安石也以其超凡的文学素养跻身群星行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叙事中，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很有名，他写的政论文是非常多的。但是王安石的诗词创作如何呢？其实王安石在诗词的创作上也是自成一家的。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词。

王安石的诗词，或许是学生时代中接触最早的，《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早已入选小学语文部编教材。

有一次，王安石读到张籍的《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王安石被这种用平常口吻写诗却传达出强烈情感的手法深深触动，写下了一首以诗论诗的诗歌：

题张司业诗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王安石对张籍诗作的评价可谓是画龙点睛。“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样的评语又何尝不是王安石诗歌的注脚呢。

北宋蔡绦编著的《西清诗话》中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有一次苏轼见到王安石的一首《题西太一宫壁》的六言诗，王安石如此写道：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大文豪苏轼读完王安石的这首诗后，注目良久，感叹道：“此老，野狐精也。”王安石的这首六言诗，确实写得很有神韵，在宋诗里也可以算得上是一首清新之作，宋诗里也很少有这样的作品。

这首诗的意境之美可以媲美唐代诗人王维的《田园乐》了，王维原诗写道：“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的诗作要比王维的诗更有一些意境。

王安石的诗写得出神入化，非常有意境。历代宋诗选本中，王安石与他的诗歌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像“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春机盎然的诗句就出自王安石《泊船瓜洲》一诗。

王安石最初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但他总觉得这个字无法表达出春回大地的意境，又改为“过”字、“入”字，还嫌不好。

经过十多次的反复推敲修改，最后确定为“绿”字，一下子就把春回江南的意境表达出来了，这种千锤百炼的写作风格在他的文章中也是处处体现。

这首诗意境含蓄隽永，读来朗朗上口，回味绵延，而且还被选进部编版小学六年级语文教科书。

当然，被选进教科书的王安石诗歌并不止这一首。王安石的《元日》一诗也获得了这样的殊荣。

《元日》描绘了一幅热烈、欢快、喜庆的春节景象。全诗巧妙地选取了春节期间家家户户燃放爆竹、喝屠苏酒、换桃符三个生动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细节。

王安石的《元日》一诗恰到好处地描写了人们辞旧迎新的新年新气象，也让读者通过诗作对宋代的春节习俗和文化有了更深了解。

诗中的名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更是形象地说明了宋代人们过春节时，家家户户贴桃符（春联的前身），喜迎新年的节日喜庆气氛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安石在诗歌创作上学习杜甫，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精辟绝妙，鞭辟入里。当然正像我在前面列举的王安石的诗作，他的诗中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清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评价王安石的诗：“学杜得其瘦硬。”这样的评价只是说出了王安石诗中风格遒劲的一面。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两句耳熟能详的诗句出自宋代文学家王安石的《梅花》一诗，原诗如下：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的《梅花》一诗，赞咏的对象就是梅花，也就是诗歌中常见的咏物诗。

所谓的“咏物诗”，简单来说就是以物为吟咏、赞咏对象，借此抒发诗人各自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感触、不同的情怀、不同的心境。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借赞咏梅花的清高、顽强，来比喻自己无所畏惧、勇敢前行的决心。

王安石年轻时，就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后因种种原因，他的理想抱负未能实现，于是写下了不少咏物言志的作品。

王安石的诗风遒劲清新，立意超卓，他喜欢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如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磊落坦荡的苍松，耿耿直节的劲竹等。这首《梅花》诗，可以说是王安石咏物诗中的精品佳作。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诗是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

反观王安石的诗歌，因为凝练的语言和优美的诗境，成为诗歌的一种范式，因而被许多诗人模仿、借鉴，也给许多诗人的创作带来灵感。

像王安石《示长安君》一诗中的“草草杯盘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两句，不仅情感表达独到，而且诗意也很唯美，在宋诗中是难得一见的好句子。

王安石的这两句诗还被后来人化用，如李清照的词作《蝶恋花·上巳召亲族》中的“随意杯盘虽草草”一句，但细加品味，就很容易看到化用王安石诗句的痕迹。

再如王安石的《江上》一诗，其中后两句是“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而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游山西村》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又很明显是化用了王安石《江上》的后两句。

王安石善于在诗词中加入历史典故，这不光因为他学识渊博，还因为他熟读历史文献典籍，所以他用起典故来，自然是得心用手，挥洒自如，妙趣无穷。

王安石曾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经》《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

越是胸中典故多的行家，读起王安石的诗来，越是由衷地钦佩不已。连大诗人黄庭坚也由衷地赞誉：“王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

比如他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中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两句不但对仗精妙，而且暗藏典故：护田，排闼。

典故都是出自班超《汉书》中的历史人物故事。“护田”出自《汉书》：“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排闼”也出自《汉书》：“樊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

这就是“护田”和“排闼”的来历。《汉书》中的这两个典故都与人物故事有关系，但王安石却用这两个典故来形容山水，这是极具创造性地化用典故的优质案例。

王安石还非常喜欢集句诗，如他的诗作《招叶致远》就是一首集句诗，原诗如下：

山桃溪杏两三栽，嫩蕊商量细细开。最是一年春好处，明朝有意抱琴来。

“山桃溪杏两三栽”出自唐代诗人雍陶《过旧宅看花》；“嫩蕊商量细细开”出自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最是一年春好处”出自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明朝有意抱琴来”出自李白的《山中与幽人独酌》。

王安石的这首集句诗全都是出自前人诗句，别出心裁，浑若天成。如果不细加考量的话，很难相信这是一首集句诗，由于四句诗的诗意贯通，反而倒像是王安石的原创诗歌一样。

这样集句作诗，比自己创作一首诗，难度还要高。

当然，如果仅仅是收集名句、组合名句，也不算非常难，这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拿着提词器提取关键词，有很多韵律和格律上的限制，这一难度让许多诗人都望而生畏，只能望洋兴叹。

如王安石写的组诗《胡笳十八拍》，18首长诗都用集句的方式写成，即使是当下用人工智能去排列组合，也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但是王安石却让人匪夷所思地做到了。

王安石自己也说，写成这首诗，也是殚精竭虑，苦思良久，并向禅师学习坐禅后才得以大功告成的。一起看一下王安石的集句诗《胡笳十八拍》中的第一首：

中郎有女能传业（韩愈），颜色如花命如叶（白居易）。命如叶薄将奈何（白居易），一生抱恨常咨嗟（杜甫）。良人持戟明光里（张籍），所慕灵妃媲萧史（韩愈）。空房寂寞施繐帷（王安石），弃我不待白头时（张籍）。

南宋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王安石的集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集句惟荆公王安石最长，《胡笳十八拍》浑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腑间流出。”

这样的评价是中肯公允的，也是非常精准的，对王安石集句诗的精髓可谓是一语中的。

王安石的诗词作品中，诗作的数量占比明显多一些，词的数量却极少，但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却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该词在宋词名作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且深得历代词学评论家的赞叹，也是历代宋词选本中必不可少的一首，原词如下：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境界高远，气势如流，篇幅虽小，却包孕万象，读来大有意境千里之感，纵览古今概。这种气概宛如他的诗歌《登来飞峰》中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气概，但却又有着独特的词境。

这种境界恰如词中的时令一样，透着晚秋时的清肃寥廓，此词初看雄健，但静静体味，却能感觉到，此时的王安石心中，浸染着秋凉叶落后的惆怅之情，无奈之情。

原因就在于此词写于王安石二次罢相后，正闲居金陵，他的心境正如词中所述：苍凉而失落。

再如王安石的《浪淘沙令》，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王安石称赞明君之情，词作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原词如下：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王安石在这首词首先以历史人物伊尹和吕尚的典故为切入点，用“历遍穷通”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他们的人生履历。

不管是困窘的处境，还是顺利的境遇，他们全都经历过了，并将他们人生际遇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联系起来，叹息君臣相遇之难。

结尾两句，是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这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经历过繁华，忍受得了寂寞。在词作下阕，王安石追忆往昔，借历史典故以抒发心中感慨，由此而引发出自己获得宋神宗的知遇之恩，在仕途上大展宏图，推行新法，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

王安石的词作中除气势雄浑、气象万千的豪放作品外，也不乏清新婉约之作，比如这首《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这首词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的作品，在词作的艺术锤炼上比早年更为成熟。历来的评论家，极推崇王安石晚年写景抒情的小诗，而往往忽略这类风格的词。

其实，这首词比其同类的诗还要出色，此词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诗入词，开拓创新。

王安石晚年的这首山水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恬静的美，词中反映出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对世途感到厌倦，而对大自然则无限向往，动辄借自然景物以抒发自己的幽怀。

由于王安石的词作相对较少，他的词作在数量上与宋代的一些数量高产的词家无法相比，但是王安石的词作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一生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除了他的文学诗词成就外，还有由他发起并主持的那场影响了北宋走向的熙宁变法。

那么，王安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那场风起云涌的变法中，王安石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要揭开这些迷雾，一切都还得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际遇说起。

宋真宗元年（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在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一个世代为儒的书香门第。

王安石的父亲在南北各地做过几任州县官，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过很多地方。王安石少年时期就爱读书学习，记忆力特别好，写作更是精彩，显示出了很高的文学才华。

《宋史》中对少年时期的王安石的评价是：“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跟随父亲历经南北的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民劳财匮”的民生和社会现状，也对民生问题有了更深体会。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为王安石的心头埋下了一颗改革的种子，所以他后来才那样义无反顾地大力推行改革。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考取了进士，到淮南出任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升迁机会，调为鄞县知县。

鄞县任职之后，王安石又辗转到舒州、常州任职，他在基层任职长达十七年之久。

不管在哪儿，王安石都是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发展农业，做了很多务实为民的工作。

这十七年间，王安石深入基层一线，体察民情，对宋朝开国以来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改变北宋现状的建设性理论观点。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的任上被召回京述职，给宋仁宗呈交了一封《言事书》。

这篇文章是一篇政论文，文章有九千多字，也称“万言书”，内容是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关于朝政的深思熟虑的意见看法，还有王安石的施政纲领。

宋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但这篇《言事书》在朝廷大臣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为十年之后的变法赢得了一些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舆论阵地。

其实，这篇《言事书》是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规国家未来总体规划的集大成理论著作，其中很多理论相当成熟，因为十年之后的变法主张大多源于这篇《言事书》。

以至于《宋史》中也如是记录了这一事件：“后（王）安石当国，其所措注，大抵皆祖其书。”

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世。同年王安石的母亲病逝，王安石回家服孝，并继续在地方任职。

宋英宗在位的四年里，王安石在舒州任职，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但王安石都拒绝了这些升迁的机会。

王安石认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势必会遭遇重重阻力，那么赴京任职就不会有所作为，还不如在基层继续任职，这样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抱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基层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

《清明上河图》中北宋都城汴梁的繁荣景象

（一）王安石力排众议，主导变法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赵顼在儿时就久慕王安石之名，而且对百姓疾苦非常同情。

宋神宗继位之初，锐意进取、励精图治，想通过一番作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君臣想法不谋而合，神宗即位后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马上又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君臣促膝长谈，商讨国家大事，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又召见王安石。

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宋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竭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此时的王安石信心百倍，这一时期的心境与决心，在他写的《登飞来峰》一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仕途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

诗的第二句，巧妙地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

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

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仕途上高瞻远瞩，不畏重重险阻的勇气和决心。

王安石随后写成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交给宋神宗。

该文详细阐释了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文章针砭时弊，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文，无疑给宋神宗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宋神宗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理司”，这一机构是专门用来制定和颁布新法的。

制置三司条理司的设立宣示着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

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条例法规立即颁布，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理财”和“整军”为中心。

“理财”方面的有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整军”也就是强兵，这方面的法规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

王安石任命了许多支持他的人参与到变法的行动中去。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变法一开始，反对的声音很大，尤其是遇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抵触。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与反对派展开激烈的辩论。

不管是面对面的激烈辩论，亦或是书信方式的辩论，王安石都将变法的思想、宗旨和目的表达得非常清楚。

王安石在与反对变法的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武器，有力地回击了反对的声音。

变法初始阶段，宋神宗是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

但凡以言论侮辱王安石或者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对变法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也被宋神宗罢免或贬谪，这是对变法得以顺利推行、得以有力贯彻的鼎力支持。

（二）势均力敌的较量

宋神宗熙宁三年，酝酿已久的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年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同年三月，大臣孙觉、吕公著、张戬、程颐、李常等强烈反对新法。

王安石作为变法的领军人物，这个时候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与反对变法的人针锋相对，交锋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司马光是强烈反对变法的人，也是反对变法的领军人物。

王安石是变法的第一执行者， 而司马光则是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历史将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在变法问题上的辩论也日趋白热化。

司马光认为没有必要实行新法，遵循旧法、开源节流就行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司马光截然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事，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北宋名臣司马光雕塑像

为此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在《与王介甫书》中，司马光列举了变法的弊端，强烈要求王安石遵循旧制，废弃新法，并对变法加以诋毁和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以回信的方式向司马光详细阐述了变法的宗旨和决心，这封书信就是前文提到的《答司马谏议书》。

在信中，王安石言辞犀利、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司马光对变法的诬蔑和人身攻击，尤其对司马光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

王安石措辞强硬地批评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的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同时也表明变法的决心。

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司马光收到回信后，立即给宋神宗上书《弹奏王安石表》，一来弹劾王安石，二来反对变法。

在《弹奏王安石表》中，司马光义愤填膺地说道：“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不可共器，若寒暑不可同时。”由此可见这次变法的反对声音有多强烈，阻力 有多大。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以表明变法的目的，这篇文章就是《答曾公立书》，也是一封书信。

在这封信件中，王安石从正面详细阐明了青苗法对政府财政来源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是对青苗法的有力宣传。

其实，青苗法的初衷是非常好的。

青苗法之前，农民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富人借钱借粮，并支付一定的利息，秋季庄稼丰收之后，就还回去。

而青苗法是要把农民向富人借钱借粮改为农民向官府借钱借粮，而且收取的利息低很多，遇到收成不好的时候，利息可以推到下一年。这样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关于“理财”，也就是如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王安石是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的。

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他在文章《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就提出了理财制度和用人制度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变法极其重要的一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以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代之以《春秋》《三传》和明经取士。

王安石主张文章要实用，他提出“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创作观点，也就是文章要为社会服务，不以卖弄文采为主，而要有实用性。

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在宋仁宗嘉祐四年就已经形成，文章《兴贤》说的就是选取人才的重要性，而在文章《取才》中这种观点就更加明显。该文提出文章要“适用”和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而且认为录取人才不应有年龄的限制。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始终是围绕着“富国”“强兵”“取才”的最终目的而展开的，在熙宁五年与熙宁六年，虽然反对变法的声浪依旧很高，阻力依旧很大，但是变法持续进行着。

（三）王安石退出历史舞台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变法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一年春天天气大旱，导致粮食减产，庄稼歉收，饥民流离失所，这时监安上门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给宋神宗。

图中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郑侠借机论述新法的诸多错误和过失。宋神宗也对变法产生了动摇，反对变法的人也力谏罢免王安石。两宫太后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不得已之下，宋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府，但是变法并没有停止，王安石的继任者韩绛和吕惠卿继续执行变法。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可他却是一个忘恩无义之人。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独揽朝政，为防止王安石再度回朝，借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企图彻底清算王安石。

韩绛得知吕惠卿的险恶用心之后，将此事秘密汇报给宋神宗，宋神宗则立即召回王安石，继续让王安石主持朝政。

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度拜相，继续推行变法，但是这一次的变法过程却是举步维艰。

一是支持变法的人越来越少，连宋神宗也产生了摇摆不定的态度；二是变法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一些新的法规没有得到有力地执行和贯彻，反而出现了负面的效果；三是来自反对派愈演愈烈的阻挠和抗议。

熙宁九年（1076年），变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加之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便辞去了宰相职务，退居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不再过问朝政。

在隐退江宁期间，王安石的心境渐渐平淡下来，从此不再过问朝政，从夙夜兴工、宵衣旰食的繁忙工作逐渐过渡到远离仕途的闲居生活与日常中来。

在江宁期间，王安石在江宁城与钟山之间的中点处修建了一处住宅，因距离城中心河中山的路程相等，所以王安石将住宅取名“半山园”。

距半山园仅有七公里的钟山定林寺昭文斋是他日常下榻的别馆，他时时在那儿读书、著书、接待客人，也经常到附近的山林溪壑间登览野游。

远离仕途的生活令王安石很惬意。

无官一身轻的王安石读书写作之余，便到附近的钟山散步，他还蓄养着一头小毛驴，每每登山，遇山路崎岖之时，他便骑在小毛驴背上，一付优哉游哉、寄情山水的闲适与自在的境界。

正所谓经历过繁华，耐得住寂寞。在此后的十年里，王安石在江宁一心著书立说、钻研学问，偶尔也会游赏江宁风景名胜。

公元1086年四月，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宁。在王安石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去世。

新法被继任者宋哲宗全面废除，这宣告着持续了十五年的并由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落下了帷幕。

或许是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同时代的人不能理解变法的真正内涵。这种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一直延续到清朝。

连同样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对改变现状感同身受的清代皇帝光绪，也写下《宋神宗》一诗，该诗甚至对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的变法也是持有否定态度的：

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可惜有才偏执拗，终教新法病斯民。

小话诗词

王安石的性格铸就了他的行事风格，变法中他固执己见。对于反对变法的人，他是不能包容的，也是毫不容情的。

以王安石的性格来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变法，他还是会为后世留下一篇篇千古之作。

《宋史》中有一段记载王安石的话语：“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随着当代学者们对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和宋代史料、文献、典籍的深入解读和研究，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越来越理性、客观公正。

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