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常饮食 ,最能撩起人的食欲
▲ 一盅酒,两碟菜,寻常酒菜,但若是在自然山水里享用,味道便是不同了。摄影/安哥
常常有人出题,让我写一点关于中国文人与吃的文字, 我想这个题目着实难写。
首先是中国文人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 文人或文化人历来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文化程度和出身的划分, 又有着入仕与不仕, 富贵与贫贱,得意与失意的不同境遇。尤其是隋以后的一千多年以来, 科举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晋升仕途的机会,文人这一社会群体就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了。其次是口腹之欲人皆有之,文人也是人,焉能例外。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食之道,说来也极为简单,正如《礼记》 “人饥而食,渴而饮”那样直白。但是如何食、如何饮,往往又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操。
▲ 因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方法后来被广而效之,并有了“东坡肉”一菜。摄影/刘峰
对于“君子远庖厨”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历来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以至曾成为批判的对象。
比如在三四十年前的荒诞年代,甚至说“君子远庖厨”是看不起炊事工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追求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确是事实。也有人说,“君子远庖厨”是说君子不要沉湎于对饮食的欲望和追求。其实,“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是说君子最好不要看到肢解牲畜那血淋淋的景象,也就是类似“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一种回避,大抵不视则不思,不思也就食之安心了。“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应该是指对饮食的恭敬,对生活的认真,对完美的追求, 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毫不冲突。
中国的文人对饮食是认真的说到文人与吃,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实在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远的不说, 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陆游就是两位大美食家。苏东坡自称“老饕”,有《老饕赋》《菜羹赋》这样的名篇,且能身体力行,躬身厨下,于是后来民间就杜撰出什么“东坡肉”之类的菜肴。
▲ 北宋文豪苏东坡自封“老饕”,馋而会吃。
陆游更是一位精通烹饪的诗人,在他的诗词中,咏叹美味佳肴的就有上百首之多。无论身在吴中还是在四川,他都能发现许多美食,不但能在厨下操作,就是采买,也要亲自选购——“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蒸鸡最知名,美不数鱼鳖”。从陆游这首诗中,没有看到什么山珍海味,不过是排骨、鸡和春秋两季的时蔬而已,这正说明了文人也是普通人,过的是平常与恬淡的生活,却无不渗透着对生活的挚爱。清代的大文人朱彝尊和袁枚也都不愧为美食家,之所以称之为美食家,并非仅指他们 好吃,懂吃,做到这两点并不难,大抵多数人都能达到。难得的是朱、袁两位在多种著述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食宪鸿秘》与《随园食 单》两部书,其中不但记载了许多令人垂涎的菜肴,还有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制作菜肴的技法、佐料的应用和饮食的规制。
▲ 冬日大雪,东晋谢安召家人雅宴,对雪论诗文。有酒有雪有诗意,这便是吃的意境。
清代也有许多文人兼官僚的家中能创造出脍炙人口的特色菜,像山东巡抚丁宝桢家的“宫保鸡丁”,扬州知府伊秉绶家的“伊府面”,乃至后来谭宗浚、谭篆青父子创出的“谭家菜”等等,我想大抵是他们的家厨所制,与其本人不见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春夏秋冬、风霜雪雨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的赏花,夏日的听雨,重阳的登高, 隆冬的踏雪,佐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趣的氤氲。这种别样的情趣会长久地浸润在记忆里,弥漫在饮食中,于是才使饮食熏染了浓浓的文化色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记得读过钱玄同先生一些关于北京什刹海的文字,时间好像就是在1919年前后,地点在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乘着雨后的阴凉,听着蛙鸣蝉唱,剥着湖中的莲蓬,悠然地俯视着那一堤垂柳,一畦塘荷,是何等闲适。
先是“馋人”,再是文人文人对饮食的钟爱丝毫不因其文字观点和立场而异。正如林语堂所说“吃什么与不吃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偏见”。 鲁迅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是有些偏狭的,例如对中医和京剧的态度,但他在饮食方面却还是能较为宽泛地接受。在他的日记中,仅记在北京就餐的餐馆就达65家之多。周作人也有许多关于饮食的文字,由钟叔河先生辑成《知堂谈吃》周作人与鲁迅虽在文学观点和生活经历上有所不同,但对待中医、京剧的态度乃至口味方面却极其相似,如出一辙,而对待绍兴特色的饮馔,有比鲁迅更难以割舍的眷爱。至于梁实秋就不同了,《雅舍谈吃》所涉及的饮食范围很宽泛,直到晚年,他还怀念着北京的豆汁儿和小吃,我想这些东西周氏昆仲大抵是不会欣赏的。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馋人”,之后才能对饮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评品。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对饮食有着很高的欣赏品味,其哲嗣汪朗也很会吃。我与他们父子两人都多次在一起吃过饭,饭桌上也听到过汪曾祺先生对吃的见解,其实都是非常平实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写过关于饮食的书,讲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确是知味之笔,十分精到。
“好吃”的文化人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们经常举行一些小型的聚餐会,大家趁机见个面,聊聊天,当然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邓云乡、何满子诸位都是其中成员。上海是有这方面传统的,自二三十年代以来,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约会,这也是一种类似雅集的活动。
上海的饮食环境胜于北京,物种、食材也颇为新鲜和多样,不少久居上海的异乡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邓云乡先生、陈从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海化的异乡人。
我至今记得在陈从周先生家吃过的常州饼和邓云乡先生家的栗子鸡,那味道实在是令人难忘。居家过日子,平时吃的东西终究差不多,都是些家常饮食,却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到灯市口丰富胡同老舍故居去看望胡青先生(那时还没有成为纪念馆),聊了不久,即到吃饭时间,舒立为她端来一大 碗热气腾腾的拨鱼儿,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对我说:“我偏您啦!”(北京话的意思是说我吃 了,不让您了) 然后独自吃起来。那碗拨鱼儿透着葱花儿包锅和洒上香油的香味儿,真是很诱人,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却只好说“别客气, 您慢慢吃”,可实在是想来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罢了。文人与吃的关系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笔下变得浪漫。中国人与法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关于美食的描述,生动得让人垂涎。法兰西国家电视二台有个专题栏目叫作“ 美食与艺术”,它的专栏作家和编导就是颇具盛名的兰风(Lafon)。2004年,我曾接受过兰风的采访,谈的内容就是美食的文化与艺术,所不同的是,在法国只有艺术家这样一个群体,却没有“文人” 这样一种概念。“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是陆机对王武子夸赞东吴饮食的典故,虽然对“千里”还是 “干里”,“末下”还是“未下”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莼羹之美,盐豉之需确为大家所公认。也许远没有描绘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许多普通的饮食和菜肴诗化为美味的艺术和永不消逝的梦。
图文来源:
《中华遗产》2008年11期,撰文/ 赵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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