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文学地理学、归因谬误与南北方文学（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

近人柳存仁（1917—2009年）在《上古秦汉文学史》中谈及文学史的书写，他说：“对于产生某一时期文学之时代精神、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亦应有确切之认识，再依据事实认识而考察其所发生之影响。”(商务版，1948年，页5)

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

张隆溪教授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内容也体现柳存仁的书写主张 (环境影响论)，例如，我们看到张教授论及地域气候差异对文学的影响，他说：Living in different climates, people tend to establish different life­styles; the northern style in general is more practical and austere, while that of the southerners more imaginative and luxurious.(p.27) 大意是：北方作品一般而言务实而简朴，南方作品中多想象之词，比较绚丽繁缛。

十九世纪末，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在丹纳（Hippolyte A. Taine）“环境论”的影响下，提出过“南北文学观”。日本学者这样区分南北文学特征，对中国的早期文学史编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具体论证地域影响作品特征的时候，张教授的说法启人疑窦，例如，他说：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differences did have a bigger influence and they clearly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cient anthologies. Poem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s we mentioned earlier, have mostly four-character lines, that is, lines of four monosyllabic words, …。(p.27) 张教授认为古时地域和气候的影响较大，并以先秦诗集为例说明作品的特别风貌。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笔者认为，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书中建立的因果关系，值得再三斟酌。

北方的地理、气候影响了《诗经》的特征?

也许因为《诗经》之中以四言诗行居多，所以，在张教授眼中，四言（相对于五言、七言）显得比较austere（简朴），是北方文学的特点之一。

然而，在笔者眼中，用诗行的字数较少来“印证”地理和气候的影响，未必妥当。为什么？建安时期三曹父子的例子可以说明笔者的看法。

现存曹操的诗篇多为乐府歌辞，他尤其擅长四言和五言。至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也和曹操一样长时间处于北方，曹丕、曹植的五言诗各占他们现存诗篇的一半以上。

《三曹诗选》

曹丕《燕歌行》据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曹植现存四十多篇赋。三曹的情况（诗行长短）不一致，这现象正好说明地理和气候对诗行的长短没有必然的影响。到了南北朝，北方诗人也甚少写四言诗。

如果说，只谈三曹的诗篇，取样(sampling)不够多，那么，何妨连“建安七子”一并考虑？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玚、刘桢。他们大多数在北方活动。据说，孔、徐、王、刘是山东人，应、阮是河南人。陈琳投靠河北袁绍，后来加入曹营。他们皆曾居邺城（今河北临漳），亦称“邺中七子”，七子的诗篇，却是罕见四言句（郁贤皓、张采民《建安七子诗笺注》巴蜀书社，1990年，页16）。刘勰评七子，说他们的诗篇“梗概而多气”。这评语也不适用于《诗经》。

张教授又说The Book of Poetry has a rich variety of themes and scenes, but by and large, these are represented in a realistic manner.(p.27) 所谓a realistic manner，应该是指“诗风贴近现实”，可是，笔者已经在别的文章中论述过：《诗经》的篇章中也涉及神话故事、神鸟、神兽。除非能证实那些故事和鸟兽是现实世界存在过，否则，realistic这标签未必适用于涉及神话神迹的诗篇。

《建安七子诗笺注》

《诗经》之中，没有南方诗篇吗?

《诗经》之中，也有些诗篇写南方的长江、汉水，例如：《大雅・江汉》写“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又例如，《召南・江有汜》写“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卫风・汉广》写“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江”就是长江；“汉”，就是汉水。换言之，《诗经》不单只收录北方诗篇。

何为南方？何为北方？分界线在哪里？

1908年，地理学家张相文 (1867—1933) 提出以“秦岭—淮河线”（秦淮线）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张相文《新撰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秦岭是中国中部东西延伸的山脉，横跨甘肃南部、陕西、河南，长约1600公里。淮河长约1000公里，由西至东，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秦淮线除了在地理上是处于地域正中，也考虑气候、降雨降雪、温度、农业、植物等分别。

《新撰地文学》

无论如何，长江流域往往被视为南方，这点在小说《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中体现得很清楚。

《楚辞》中的四言句式与归因谬误

张隆溪教授论及南方地域气候对《楚辞》的影响，他说：works in the Songs of Chu have a greater variety of lengths, from five to six or seven characters, often with an additional character as an exclamatory particle. 这句话中，the Songs of Chu就是《楚辞》。

上述言论，值得商榷。不错，《楚辞》之中，是有六言句、七言句，然而，from five 改成from four会比较好，因为《楚辞》中，《天问》一篇的开端就是一连串的四言诗行：“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洪涛《从窈窕到苗条：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

《天问》之中有这么多四言句，又不是属于少数，何以南方人的四言句就不入张教授之眼？除非《天问》不属于 the Songs of Chu, 否则，from five to… 之说宜修改。

《天问》之外，《九章・橘颂》开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又，《九章・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明显也有四言句子，岂能忽视？

至于张教授说《楚辞》句中常有an additional character as an exclamatory particle，应该是指“兮”等语气词的使用。张教授没有说错，“兮”字常见于《楚辞》。

不过，《诗经》实际上也使用“兮”字句式，而且在不少诗篇中出现：

见于句中者，例如《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见于句尾者，例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句中句尾皆用者，例如《邶风・绿衣》“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清肆雅堂刊本《诗经》

通篇句句用“兮”者，例如《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

同类例子还有《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桧风・素冠》，也是全诗句句有“兮”字。

因此，以诗句每行字数和叹词的使用来说明不同地域对作品的影响，在归因方面(attribution) 恐怕是有问题的，例如，《天问》《橘颂》四言句的成因是什么？《天问》《橘颂》难道也受北方地理和气候影响？又，曹丕身处北方，何以他创出七言体？

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

与其将《楚辞》的句法特征归因于地理气候，不如考虑：南方诗人参考过《诗经》。一般史家强调诗、骚不同，读者没有预期诗、骚句式实有雷同之处(unexpected affinities)。如果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刻意将一部分文学特征抑压掩盖，恐非史家所应为。

文学史话语，会过度概括吗？

在讨论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时，南北差异的话语(north-south differences)又再出现：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limate and custom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cquir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nifested in literary creations with quite different styles. (p.71) 不过，这回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除了气候影响文学外，还增说风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因素影响文学。

由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书中没有详细论述以上各项的情况，譬如南北经济状况怎样具体影响文学作品的风貌，笔者无法进一步复按。

《中国中古文学史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民国时期，刘师培（1884—1919）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一文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请注意：他用了“大抵”“多尚……”来减低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之虞。

关于 fallacies of generalizations (概括谬误) 这方面，读者诸君可以参看Davi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70), pp.103-4。这书专论“史家的谬误”。

《史家的谬误》英文版

上世纪中后半叶，内陆出版的文学史书多以屈原作品为“浪漫”或“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例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页70-72竟然五次用“浪漫”来形容楚辞﹔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段之中，六用“浪漫主义”。

不过，一般学者解读《楚辞》作品还是离不开楚国政局的现实，就连降神之作《九歌》也被解读成屈原思念现实世界中的楚王。

由于诠释《楚辞》往往倚重楚国的国运（楚国的“现实”），后来屈原“爱(楚)国主义”成为文学史书写中的重要话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好例子，读者可以参看该书第五章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到了二十一世纪，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仍然保留“(屈原)爱国”的论述，但似乎刻意回避沿用“主义”二字。

“爱国”自是宝贵，于是，《楚辞》中纵有鬼神巫觋也都不成问题了， 言论也罕见于近五十年的文学史书。《楚辞》得到评价比《诗经》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