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人物语言,或叙述者对人物语言的引用。人物语言是故事中人物自己的语言。可在小说中,人物是叙述者叙述出来的。一篇小说就是一篇叙述者的话,只不过在作品前面没有加上“××说”,没有用一个引号将全篇作品引上而已。这样,人物语言就是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引用的人物语言,它们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包含的。人物语言被包含在叙述者的语言之内,必然地受到叙述者语言的渗透、影响,其本身不可能是纯粹的。只不过因为叙述者与被引用的人物的关系不同,叙述者处理人物语言的方式不同,其表现出的效果也不一样。《十六岁少女》中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同一的,是今日的自己叙述昔日的自己的故事,两者距离很近,引语也是回忆性的,一般也不会出现叙述人对故事人物的戏谑和调侃。但在《男生贾里》等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是分离的。叙述者是一个从不在故事中出现的讲故事人,人物是贾里、贾梅及他们的父母、老师、同学。叙述者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讲述人物、故事,也可以走进故事,站在人物立场上,用人物的嘴巴说话,或转述人物语言,这时他就在“表演”人物。就如舞台上的相声演员一样,一会儿站在故事外面讲述故事,一会儿进入故事,成为他讲述的故事中的这个或那个人物。从语言表现的角度看,就有了叙述者对人物语言的不同方式的引用。《男生贾里》等在语言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不断地、随时随地调整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将叙述人的语言、人物语言及被叙述人改造过的人物语言综合在一起,出现某些信息发送主体不明的情况,而叙述的调侃效果、喜剧化效果也正在这种故意的综合、含混中表现出来。
一种情况是较为纯粹的人物语言,就是作品中直接引用的人物说过的话或人物的心理独白。这类语言是对人物语言的直接模仿,受叙述者语言的干扰最小,其最一般的要求是个性化。在秦文君小说中,由于被描写对象都是少年儿童,个性意识尚未完全形成,语言的个性特征尚不明显。如果说个性,秦文君表现的主要是一个群体的个性而非个体的个性,即写少年儿童、中学生语言的个性而非贾里、贾梅或其他人物的个性。中学生,特别是现代都市里的中学生是一个很有自己个性特征的群体。年龄不大,经验不多,但反应快,思维敏捷,模仿能力强。特别是处在都市学校这个信息量大、信息速度快的环境中,互相影响,刻意表现,形成一种亚群体的语言,如夸大其词、赶时髦、多社会流行语、在口语中夹进众多的书面语、政治时事语,甚至文言文、外语,一惊一乍等等。秦文君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就典型地反映着这种特点。如欢呼的时候说“甲级”,称同学间的探问为“间谍”,刻薄女同学长得胖,先叫她“肥儿灵”,后又升级叫“卡门”。“此卡门是指胖得进不了门的意思。”最能集中地表现这种人物语言特点的是《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每章开头引用的主人公日记,它们近似人物的内心独白。
我敢下赌注,世界上像我这样不走运的男生并不多。假如我没有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妹妹;假如妹妹不是那种天资平平、娇气十足的女孩——退一万步讲,只要她不在我们学校上学,那我就可以节约许多脑细胞,或许还能出类拔萃大名鼎鼎。可惜,这都是幻想。为了这个同校同级娇滴滴的妹妹,我被一连串的麻烦包围了。
很想有朝一日把所有被妹妹牵连的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苦恼哥哥协会……——《男生贾里》
这显然是一种极为夸张的语言。谁都知道不会因为一个孪生的妹妹和自己同校读书就要浪费许多脑细胞,不会因为照顾一下妹妹就影响自己出类拔萃以致不能大名鼎鼎,更不会有许多男孩因妹妹而苦恼不堪以致要成立一个什么苦恼哥哥协会。读者的正常生活知识是一个尺度,正是与这个尺度比较,不仅看出贾里言语的夸张,而且在这种夸张后面表现出来的对妹妹的喜爱以及自己作为哥哥的某种自豪感。这段语言包含着双重的明贬暗褒。其中,这后一层含义是叙述者拿贾里的语言和人们心目中的正常语言进行比较达到的。贬,故意显示其语言夸张、做作;褒,在夸张、做作的语言后面是贾里对妹妹的手足情深。
最能反映秦文君小说语言特点的是间接引语。间接引语是叙述者对人物语言的间接引用,人物语言进入叙述者的语流,经过叙述者的加工改造,打上叙述者的思想烙印,呈现同一话语有双重的发送主体,双重发送主体既协调共处又矛盾斗争的复杂状况。叙述者通过引用既可以表现出对人物语言的肯定、赞扬,又可以表现出对人物语言的调侃、反讽,还可以通过对人物语言的不同选择及重新组合对人物语言进行强调或歪曲,以至消解,现出一个创造喜剧效果的巨大空间。秦文君语言的幽默、喜剧效果,也主要从这儿表现出来。
一是大量的描述性间接引语。叙述者概括地引用人物语言,但保留“原话”的某些特别的标志。虽然叙述者转述的只是人物语言的内容,但读者仍可通过这种“标志”想见“原话”和原说话主体的某些特点。
宇宙是贾梅她们初一（2）班的插班生,他的名字太大了,听起来总令人想起星球或大气层之类的名词。那男生长得胖胖的,眼睛一大一小,留过一级了,他爱说话,一开口就神采飞扬,比如他说发胖是经济发达的象征,难民中根本找不到胖子;眼睛有大小是因为博采众长,一只眼睛像爸爸,一只眼睛像妈妈;至于留级,那是因为生了场大病,耽误了学业,天才一般说来比庸才容易患病。——《女生贾梅》
长得胖,眼睛一大一小,留过级,在读者那儿,都有它一般的、大家都能心领神会的含义。宇宙的诡辩显然是强词夺理,鸭子死了嘴壳硬。但这种强词夺理不仅反映出他爱面子,同时也显出他思维的敏捷、联想的丰富,歪理也说得很有逻辑。虽是间接地引用人物语言,也能将人物的特点表现出来。
还有许多间接自由引语。即将人物语言进行概括后引入叙述人的语言,没有引导语,叙述人的语言和他概括引用的人物语言不加区分地放在一起,势均力敌争夺话语的主导权,以致使信息的发送主体不明。
她的原话是——我不会不睬你的,也不会跟任何人提这事,因为你是好心,我懂。
这两句话令贾里终生难忘,妹妹真有些义气,像女侠——毕竟是一胎来的,哥哥的气概多少会影响一些妹妹的。但他只是想想而已,并未流露出来。何必说呢,免得她骄傲起来。——《男生贾里》
今天是让人寒心的星期一,男生贾里匆匆往学校跑……——《男生贾里》
“毕竟是一胎来的,哥哥的气概多少会影响一些妹妹的”,这是谁的语言?像是贾里的,是贾里的心理独白;但也可以看做是叙述者的,是叙述者顺着贾里的心理发表的带一点调侃的评论。下一例表现得更明显。整个句子无疑是叙述者的叙述,可“让人寒心”四个字是谁的语言?叙述者不在故事内,也不是中学生,没有什么寒心不寒心的问题,这四个字应是贾里的。可贾里的心理语言又无任何提示无任何标记地出现在叙述者的语言内,使得信息发送主体不明,这便是自由间接引语,叙述者用自己的语言将贾里的感觉、贾里的心理语言说出来。
还有一种更特殊的情况:
在班委中,陈应达、鲁智胜、贾里是一个小团体。因为其他三位班委都是女生,这三个女班委之间并不友好,相互给颜色看,经常说赌气话。三个男班委从不偏向哪一方——谁搞得清丫头们的事呢?——《男生贾里》
“在班委中……”这显然是叙述人的语言,但“谁搞得清丫头们的事呢?”显然是三个男班委的语言。人物语言不带任何标记地突然插进叙述人的语流,人们一般称此为自由直接引语。同一段落甚至同一语句中出现两个叙述主体,读者阅读时,需敏锐读出哪个句子是哪个人说的,不断地从一个叙述主体转向另一个叙述主体,感受到同时听两个人说话的艺术效果。
从单纯的叙述人的语言到叙述人转述的人物语言,秦文君的小说始终回响着几种不同的声音。或是调侃,或是反讽,或是将人物语言引进叙述者语言,或是把人物推到前台,在让人物夸夸其谈的时候又悄悄地抽去他讲话赖以存在的背景,使人物语言在语境的压力下变形,出现心口不一、所言非所指、所指非所言的双声、多声现象,产生戏谑、反讽、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这虽是现代大众文学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和作者时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少年儿童这种对话方式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因为意识到文学的对话性,意识到自己面对着一批活跃的少年儿童读者,作者是把自己放在与他们相近的立场上,其创造的叙述者不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个舞台的表演者。一会儿站在故事外面讲述故事,一会儿又进入故事,变成故事中的这个或那个人物。站在外面讲故事时,就用叙述人的语言;进入故事,就扮演不同的人物,用人物的嘴巴说话。问题是这种扮演是一种临时性的扮演,是在叙述者给出的大语境中的扮演,有时干脆就是一种滑稽模仿,模仿的目的就是为了揶揄它、消解它。讲故事的过程中,叙述者也时常站出来加几句旁白或点评,对人物语言、行为进行解释、补充、说明或反讽、调侃。但这种反讽、调侃、揶揄、消解的最后结果又不是要否定人物,而是将人物不和谐的语言、行为后面的热情、善良、好心更好地表现出来。这比直接地赞扬儿童的美好心灵等表现方法更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六
以上我们沿着时间线索,探讨了秦文君小说在叙述方式、结构方式、语言方面的主要特点及其演变,这些都属于形式的层面。形式层面的特点是内容层面特点的反映、投射,因此,循着形式层面的特点,我们自然地进入对作者小说内容的探讨。也只有深入地探讨了作者小说的内容,才能对作者小说形式层面的特点有更深的理解。
但把握秦文君小说内容方面的特点却比把握同时期许多作家的同类特点似乎更难一些,因为其特点并不明显。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是从作者表现了什么开始,而是从作者没有表现什么开始,这样进入作家作品的内容或许会更快捷一些。
首先,作家很少表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这儿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指与政治、思想、路线等等有关的内容。在秦文君开始创作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这曾是中国文学——包括儿童文学中最热门的内容。有的从正面去肯定、维护某种意识形态,有的从反面去揭露批判某种意识形态,有时还发生直接的交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沸沸扬扬,一直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的大潮。或许是作家个人的天性使之然,或许是一些女性作家的生活内容带来的限定,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秦文君几乎是天然地拉开了与这些内容的距离,将这些内容悬搁起来。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即使她写于十年动乱刚结束不久的作品,也淡化意识形态内容,写家庭亲情,写孩子游戏,儿童感觉中的世界是一个远离社会矛盾斗争的世界。《十六岁少女》属知青文学,故事的背景是十年动乱,同类作品,特别是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同类作品,几乎都是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故事的中心予以表现的。秦文君笔下的主人公却是受不了家的束缚,想当一回自己的主人才去黑龙江的。故事里既无阶级敌人的破坏也无两条路线的斗争,有的只是人情、人性,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遇到的事情。直到后来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作者仍将社会生活悬搁起来,比如改革开放,比如市场经济,比如社会转型期间暴露出来的各种现实问题,都未在秦文君的小说中留下很深的烙印。她的艺术世界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悬浮在现实上面的世界,她不想干预现实也拒绝现实延伸到她的世界中来。
作者也很少按我们熟悉的方式写儿童生活,或用我们熟悉的道德内容对儿童的心灵进行塑造。比如,学生负担过重,儿童不被成人理解,贫苦儿童上学的困难,朦胧的爱情,等等,这些在当代儿童文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很少进入秦文君的小说。作者不怎么热衷文学中的道德主题。而这恰恰是以往儿童文学的主要内容。童话、寓言、小说,甚至诗,总是将社会生活某些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演化成艺术形象,引导儿童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秦文君小说似乎也不写这方面的内容,即使写,采取的也不是这种古典的美学角度。她甚至很少写游戏。这在近20年也是关注颇多的题目。有些人写情趣,有些人写潇洒,斑马更提倡“野出去”,将神秘幽古、山林旷野、星球意识、亦真亦幻作为儿童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并写出一批很有创新意义的作品。秦文君也不写这些。相对于他们,秦文君的现实气息、生活气息倒是更浓一些。
秦文君到底写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