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一个青春的、充满现代精神氛围的少女世界,在韦伶那儿,同时就竖起一个生命的尺度。从成年女性的角度看,它同时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它作为一种美的、生命的极致,作为一个已经逝去的春天的梦幻,对已经成年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召唤。“男人们永远读不懂这些事。我先生对萤照例是那宽容的微笑,怎么老摆不脱写这些不可能的梦幻呢?我彻底失望。想一想仍用了最后的努力去沟通说,这不是痴人说梦,这是许许多多女人对女孩时光最深的记忆哟。”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看做是女人们的一种自恋。其二,作为一种自己竖起来的生命尺度,它自然就有一种对现实生活、对自己现在的生存状态的比照作用。和那种可以看作生命的极致状态的尺度相比,现在的我生活得怎样,是充满活力还是萎靡、困顿,是和谐还是异化?这就有了某种自审性。自恋与自审,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
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秘花园》就是这样一部充满自恋、自审精神的作品。
《幽秘花园》出版于1998年,是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大幻想文学”丛书中的一本,写法显然受到丛书题旨的影响,是一部自觉地带有志怪小说、幻想小说特点的作品。在故事中,作者故意泯灭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限,让现实世界的人进入幻想世界,也让幻想世界的人突现到现实世界中来:一个名叫玫瑰的小女孩在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小女孩韦三妹的带领下来访问六十多岁时的自己,并使失忆多年的白婆婆终于恢复了记忆,想起童年时曾和一个叫朋朋的小男孩约定,坐船到远方去寻找蓝石头,用蓝石头搭一座神奇的房子。但后来,这个约定却被自己忘掉了。这与其说是对儿时生活的一种追怀,不如说是对现实女性生活、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拷问。儿时,现在的白婆婆也即当时的玫瑰还生活在童年的诗意世界里,对未来对远方充满诗意的幻想,她和小男孩朋朋约定,去远方寻找蓝石头,可是长大后,结婚后,特别是在生下第一个孩子得了一场大病后,她就把这一切全忘了。她整天待在家里,种树,管园子,带孩子,整个魂都让孩子和果树给缠住了。自己不出门,也不让丈夫出门,为此还把原来准备去远方的船也烧掉了。丈夫把远方的样子画在门窗上,可她看都不看,认定那是“假的”,“没有的事”,是“蒙人的”,“他们联合起来蒙你”。她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种了一园子的果树。现在八个儿子都长大了,都去了远方,白女孩也变成了白婆婆,但她仍守着她的院子。果子熟了,就采摘了等着孩子们的归来,孩子们不来,她就将果子喂鱼吃。就和突然闯进这个院子的小女孩韦三妹所做的一个梦一样,她带着一群鱼在院子里游,不管游得多么舒适、多么惬意,但终究出不了那个院子。游累了,最后都回到原先的墙壁上去。这里,童年的约定,童年的游戏,童年的梦想,是作为一个人的“魂”来看待的。守住它,就守住了自己的魂;失去它,就失去了自己的魂。人不能不讲现实,但人也不能没有梦。人和动物不同,就在于他有文化、有精神,有对自己生活的远期设计,有对理想的追求。一个和谐的生存状态和一个异化的生存状态不同,在它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能从具体的有限的存在中超越出来,使生活成为诗。缺失了精神,缺失了终极关怀,缺失了浪漫和诗,人就会和动物一样只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生命只等同于他的现实存在。白婆婆正是在这一点上遮蔽了自己,异化了自己,不仅自己忘记了童年的约定,生活在一个虽然舒适但却狭隘、封闭的有限现实里,而且整个否定诗意、浪漫、终极关怀的存在,她的视界只在她的院子里,只在她的孩子和果树上。她对有限现实的过分沉溺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这张网束缚了她的翅膀,久而久之,翅膀也退化了,甚至忘记还有飞翔的存在。对于人、对于白婆婆这样曾在童年想象过远方和蓝石头的女性,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哀。在故事中,白婆婆失忆源于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的一场大病,但实际上,她失落童年的幻想,是源于她婚后过于现实的、过于琐屑的生存状态。整天沉溺在孩子、园子、果树里,又未对童年浪漫和诗情予以仔细地呵护,那个本就极易受伤害的童年梦怎能不失落呢?通过白婆婆的生活道路,韦后对成年女性的生存状态进行严峻地审视。
沿着白婆婆的道路,韦伶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自审还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在故事中,白婆婆告诉韦三妹,她住的院子原是一座公馆,是一个大官僚（白婆婆说是戴笠）为他抢来的女人（白婆婆说是胡蝶）修建的。大官僚将女人关在屋子里,她“穿着美丽的蝴蝶翅膀那样的衣衫,在那些奇花异卉间哭泣。她们都是些不能飞的蝴蝶,她们的身影儿一直被困在花园的墙里面”。在女孩随后的一次梦中,这个被幽禁的女人变成一只白色的蝴蝶,在花园的围墙里飞来飞去,最后翅膀被夜雾湿透,贴在一朵紫色的大花上。这只蝴蝶抬起一张人的脸,泪流满面地向空中喊道:“好多年了,你把我一个人关在这里,好多年了呀!”①直到故事最后,当白婆婆忆起儿时的约定,跟着老伴姜爷爷走出花园的高墙,韦三妹再去花园时,还隐约地看到那个穿古装戏服的女人,“她的脸藏在树影下面,正悲伤地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这是一个比白婆婆更痛苦的女性形象。她的被禁锢不是她自己造成的,她是作为别人的玩物被人强迫着幽禁在这高墙大院之内的。那是一只失去自由的、真正被夜雾沾湿了翅膀飞不出去的蝴蝶。不管她是否与人有过童年的约定,不管她是否记得远方的蓝石头,她都被锁在高墙里面。她的挣扎,她的哭喊,自更有一种让人同情的震撼人心的性质,也更有对世人的警示意义。或许,正是受了这女人“意味深长”的目光的提示,故事中的小姑娘韦三妹终于打消了返回大院取回她遗忘在那儿的白布的念头。她怕进去后大门突然关上,再也出不来。如果那样,她可能也像这女人或白婆婆一样,永远不能去远方捡她自己的蓝石头了。
①韦伶:《幽秘花园》,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在传统“女书”,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带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禁锢,包括女性的自我禁锢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韦伶是在与童年、与童年幻想的比较中来谈论这一话题的。许多人童年都曾有过许多美好的梦想。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对社会生活越来越深的投入,许多童年的幻想都逐渐淡化,或将其作为儿时的幼稚而抛弃,这是很令人遗憾的。生命的质量和人在生活中的作用不全是一回事。从功利的角度看,童年的游戏或许并无太多的意义,但它表现的诗意、浪漫、和谐或许是生命的一个真正的高度。在这一意义上,时时地返回童年,即让童年的自己不断地向现实的生存状态进行叩问,应是反思人生、提高生命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是,童年原则和社会现实原则在内容上毕竟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孩子可以不讲功利,可以不关心柴米油盐而只关心远方的蓝石头,但成年人却不行。《幽秘花园》中的白婆婆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她要照看孩子,她要照看院子。当韦三妹问她为什么不和姜爷爷一道出门时,她回答说:“出门?出门了我的果树谁来看管?家里没有人气,会变成荒园子了。”这很不浪漫,很不诗意,但十分实际。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没有孩子和院子。有孩子有院子就要有人照看。都去远方捡蓝石头了,谁来照看孩子和院子呢?这方面,人们,包括故事中的白婆婆的老伴姜爷爷,似都应给白婆婆更多一些的理解。韦伶对白婆婆的批评似也偏苛了一些。不是成人不应想着远方的蓝石头,而是怎样看待蓝石头,在什么地方寻找蓝石头。我以为,在一定意义上,白婆婆的蓝石头就在她的院子里,她的果子,她的儿子就是她的蓝石头。问题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家可以使人死,也可以使人生。照看院子,照看孩子,从俗务的角度看,它可能是最具体、最现实、最功利的,但放在人生、人类发展的大背景上,它可能也是最诗意、最浪漫的。如果没有后一种理解,我们可能很难对女性、对女性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作出公正的评价,也无法理解她们的喜悦和痛苦。白婆婆生养了八个儿子,可儿子长大后,都离家而去了。果子成熟的时候,老伴不在,儿子也不在。她成功了,却无人为她喝彩。“老头儿恨我的果树。他说你要是守着那些果树,我就永远不待在这屋里。”反倒还是小女孩的韦三妹能够理解她:“人的最大孤独,不是孤身奋斗的孤独,而是无人分享幸福、喜悦和成功的孤独。”似乎还应加上一句,就是奋斗了成功了却仍不被人承认、理解的孤独。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地开拓,这部作品可能会写得更深邃、厚重一些。
故事的结尾,白婆婆终于找回失去的记忆,循着童年的约定,跟着姜爷爷一起到远方寻找蓝石头去了。但前面提到的那重矛盾仍未解决。“接下来,那些鱼,那些果子,谁来管理它们呢?”韦三妹无法回答的问题还是被聪明的作者解决了:她让那幢房子连同那座山坡在一次地震中沉入湖底。人们可以远远地望见那屋的影子,但可望而不可即。彼岸的东西就应该让它们留在彼岸。也正因为留在彼岸,它们才特别的美丽。
三
《幽秘花园》的结尾安排白婆婆忆起儿时的约定,跟随着老伴姜爷爷去远方寻找蓝石头,在韦伶那儿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带必然性的结局。因为在韦伶的价值取向里,当她将成人的社会生活和儿童、儿童生活放在一起进行比照的时候,倾向总在儿童、儿童生活这一边。在韦伶看来,童年是一段最欢乐最自由的时间,随着年龄的增大,进入社会,这些美好的东西总要失去很多。意识到这种失落以后怎么办?自然是寻找。如果说《幽秘花园》中白婆婆的寻找多少是在别人的召唤、带动下进行的话,作者的另2003一部小说,出版于年的《山鬼之谜》,则是一次自觉的、积极主动地寻找了。
《山鬼之谜》的表层是一个颇具科考特征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巫山神女谷的村妇传说被山鬼掳去后生下鬼娃,鬼娃年幼时远走他乡,几十年后,鬼娃之女叶林奉父命回乡寻根访祖,眼看已接触到山鬼的一些踪迹,惊动乡民及整个巫山野人科考界,就在省里及北京的专家都急急赶来要弄个究竟时,叶林却在神女谷神秘地失踪了。巫山野人是一个在科考界,以至大众媒体上都时常出现的话题。有人说是亲眼所见,有人是根据一些真实的迹象所作的判断,有人是从科学的角度所作的推论,有人是根据历史记载所作的演绎,言之凿凿,一些权威的科研部门、权威的研究者也参与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韦伶生于重庆,对西南大山自然熟悉,近年常去巫山居住、访问,作品中还时时流露出亲近山地、植物、树柏林妖的情结,选择这一题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较深层次,这个看来很具科考特征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复杂的内容。人和山鬼怎样生下孩子?鬼娃为什么要远走他乡?既远走他乡为什么又让女儿回巫山寻根问祖?叶林作为来自现代都市的女孩为什么对巫山一见如故,并在科考人员要和她一起解开野人之谜的时候突然主动地消失于神女谷中?这既是现实的可以从科考的角度予以探讨的问题,也是精神的、需在形而上的层面追寻的问题。从精神的、形而上的层面看,这儿涉及的是现代人存在论上的问题:身份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对鬼娃、叶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鬼娃的母亲是村妇,父亲是山鬼,在别人眼里,他自然是一个异类。他之不见容于周围的社会,远走他乡,势所必然。但这身份的焦虑不会因为他远走他乡而消失。相反,越是远离家乡,越是年龄增大,这种焦虑也变得越强烈。所以,虽然他在外面的社会里生活得很成功,也娶妻生女,但却无一刻不怀念着生他养他却又不愿接纳他、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巫山云雨。所以,当他走到生命的尽头,仍嘱咐女儿带着信物去巫山寻根问祖,以完成自己的宿愿。女儿叶林出生、成长在外面的大都市,从小并不知道父亲的故事,不知道巫山神女谷的世界。可她既为山鬼之后,身上有着山鬼的血液,自然就继承了些山鬼的心性和禀赋,和那个遥远的神秘世界有了不少联系。如作品写她虽为大城市的女孩却喜欢山野,本能地有一些和她父亲一样的善于行走、攀援的本领,虽第一次来到巫山却立刻与它息息相通。她的重返巫山,既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也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追寻。她最后主动地消失于大山之中,可以看做是人对故乡的一种回归。这焦虑同样表现在故事中的外公、小原、小鱼等人身上。鬼娃的母亲被山鬼所掳生下鬼娃,同时又是现实社会中外公的妻子,她和外公一起生下了付小原、付小鱼,鬼娃远走他乡之后她也消失于山野,但人们都相信她仍活着。她一方面和神秘的山鬼的世界相连,一方面和现实世界相连,身份不明,和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紧密相关的外公、小原、小鱼的身份又怎能分明?推广开去,和他们同生活在一个山村、一个地区的人们,以至生活在外面的世界的叶林的母亲等人的身份不也一样含混不明么?再推开去,恐怕生活中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成了问题。神女谷的村民不容鬼娃,将他看成一个异类,是想借此将自己与山鬼区别开来,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没有人能完全摆脱这种干系,因为人的身份本来就不是那么明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