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总体研究，是在中国与东西方各国文学关系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包括中外文学思潮史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三种基本的研究类型。这种总体的、综合的研究，时间跨度大，涵盖面广，概括性强，适应了读者对这一知识领域全面、总体、系统、宏观的认知需求，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一节）中外文学思潮史研究
在世界近现代文学史上，发源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具有区域性、全球性、流行性的特质，因而“中外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就成为中外文学关系整体研究的一大切入点。中外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左翼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
首先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近百年来在我国逐渐被泛化，甚至被滥用。总的来看，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将它们看成是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思潮，另一种是把它们视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学创作的“创作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所谓“创作方法”来研究，一般属于文学理论的研究；而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探讨它们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影响中国文学，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这里评述的主要是后者。
从文艺思潮角度研究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著作，1980年后的二十年间出版了数种，如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彭启华的《现实主义反思与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等。其中，温儒敏（1946—）的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版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思潮的研究论著。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现实主义的流变，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般的分期法，分专章阐述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传入、嬗变并逐渐时代化、政治化的过程。
作者深入地分析了欧洲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俄苏左翼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得以发生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复杂原因。最后在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比较中，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中，考察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缺失、民族特色和历史位置。该书资料丰富翔实、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论述严密，见解深刻，现在看来仍然是关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耐读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研究成果中，具有一定比较文学性质的论著有罗钢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罗成琰的《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和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其中，罗钢的著作以五四新文学时期创造社为中心，论述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并对中西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做了比较分析。罗成琰的著作在参照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试图总结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学体系。
他基本上沿袭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西方浪漫主义特征的总结，即主观性、个人性、自然性，然后据此分析了中国浪漫主义的主题形态、审美构成和文化渊源。他正确地指出了中西浪漫主义的差异，认为中国浪漫主义舍弃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宗教性和“回到中世纪”的情绪，舍弃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简化和缩小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内涵，但另一方面又引进了一些西方浪漫主义所没有的因素，即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和本土文化的因素，这些使得中国的浪漫主义具备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这些概括无疑都是不错的。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文艺思潮传到中国来，也仍然应该具有这个思潮应该具备的基本“思潮”属性，即张扬人性个性与自由、反抗强权与压迫，解放情感和解放思想，依此严格说来，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只发生在以创造社为中心的五四文学中。而作者似乎忽视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与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因而他把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有具备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某些特点的作家作品都纳入“浪漫主义”的范畴中，例如像沈从文的创作固然以描写人性和自然为特色，但这是否就可以说他的创作是浪漫主义的？从思潮角度看，沈从文的创作似乎更接近于欧洲的古典主义。
这种将思潮与创作方法混淆、使得浪漫主义普泛化的情形，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中也同样存在。陈著与罗著的不同，在于罗著重点是横向的概括，陈著的重点是纵向的梳理，而梳理的重点又是五四时期到40年代。在对浪漫主义作宽泛理解的情况下，作者梳理出了从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到30年代的沈从文，再到40年代的徐訏的浪漫主义文学史。
左翼文学思潮，指的是20世纪、特别是1920—30年代欧洲、前苏联和日本等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驭下的文学思潮。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在20世纪的中国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倾向和“权力话语”是左翼文学。
但由于涉及一些敏感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对中外左翼文学的客观科学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空白状态。1980年代中期，艾晓明博士将这个课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1990年，艾晓明（1953—）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在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俄苏—日本三国的左翼文学的广泛深刻的联系中，对中国1920—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有关的重大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有真知灼见的探讨、分析和论述。
作者认为，中国左翼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理论运动，因此，她把左翼文学思潮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研究中国的“革命文学”论争与苏俄文艺论战的关系，指出了苏俄论战对中国的影响和两国论战的过程和结局的不同；第二章研究日本福本主义与创造社由前期浪漫主义到后期“革命文学”转变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中国接受福本主义的“极左的浪漫主义”的国内和国际的背景与根源；第三章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太阳社”与日本的藏原惟人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关系；第四章综述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后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演进；第五、六、七章分别就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左联”与前苏联的“拉普”、胡风与卢卡契的两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比较等三个专题进行探讨。
全书在恰当运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学术观点。有的章节作为单篇论文先行发表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特别是关于卢卡契与胡风的比较研究，分析两者之间的联系，又特别指出了两者的不同，发前人之未发，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首肯。在近20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论著中，艾晓明的这本《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以其对理论问题的高度把握和分析能力、比较文学方法的娴熟运用、本色和纯正的语言表述，而成为经得住推敲的学术精品。此外，王观泉的《“天火”在中国燃烧》（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也梳理了辛亥革命后至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其中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在左翼文学中，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从前苏联传入的“创作方法”或理论思潮，曾长期在中国文坛上占有独尊的、主导的地位，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十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两部专著。
一部是李杨博士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另一部是陈顺馨博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杨著作的立足点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的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比较文学的色彩不浓，此不多述；陈顺馨的著作则可以说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史和接受史。作者按历史时间的线索，将30—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史分为四个阶段分章论述，最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历程、文化过滤及其深度影响做了概括的分析和总结。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的论述最为翔实的著作。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是80—90年代外来文学思潮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热点。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曾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激烈讨论。那场论争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和政治的背景，但从学术上看，也为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80年代，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和评论及研究的文章、书籍成批涌现，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开始起步。这些研究涉及平行的研究和传播—影响关系的研究两个方面。
在平行研究方面，张石的小册子《〈庄子〉与现代主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指出，《庄子》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学科分类上说，《庄子》是以妙笔生花的文学形式表现的哲学，西方现代派则是渗透着深沉的哲学意识的文学；从思想意识上看，两者的共同主题是“反文化”；在政治态度上，两者都从整体上反对一切政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两者都对各自的社会历史中的伦常和宗教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从美学上看，两者都是“一”的美学，也就是摒弃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不可对象化的一元论的美学。作者力图揭示东西方不同时空上的不同文化形态的深层的相通性，有些观点和结论是有启发性的。但无论《庄子》和西方现代主义有多少“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在根本上的不同和差异恐怕还是主要的。因此，这种比较研究仍然存在着“可比性”的程度和限度问题。
更多的是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1986年，辽宁大学出版社的“文艺新潮丛书”中有一本周敬、鲁阳撰写的题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小册子，也是第一部扼要和较为全面地论述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专著。作者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描述和评介持审慎的态度，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几经沉浮，不绝如缕，但在创作实践上成绩并不显著，理论建树也极贫乏，大多是评介文章，有的只是匆匆过客，并无作品可言。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自觉倡导有三次，即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1950—60年代台湾的象征派文学，80年代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提倡和争论。
199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凌河的专著《中国现代派文学引论》，该书对中国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模式、视角，对西方现代派的思想和形式的借鉴做了论述，特别是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刘呐鸥的都市文学、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做了分析研究。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正序、陈厚诚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书，这是二十多位作者历经五年写出的大作，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研究。作者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影响有三次高潮，一次低潮，并依此划分为四编加以论述。第一次高潮是1917—1927年，以意象派、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心理分析小说在中国的影响为主要内容；第二次高潮是1927—1937年，以西方现代派在中国诗歌、小说（主要是新感觉派小说）的进一步渗透为主要内容；第三次是1937—1976年，为低潮期；第四次是1976—1988年，为现代主义影响的第三次高潮。全书框架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分析透辟，在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上发前人之未发，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仍然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
作为多人合作撰写的书，不流于拼凑，而多有独创是很不容易的。1995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吴中杰、吴立昌教授主编的《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诸流派，包括精神分析、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新感觉派的创作。两年后，学林出版社又推出了一本同类著作——谭楚良的《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论述范围是整个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其中，对50—60年代台湾的现代派文学的论述篇幅占全书的近三分之一，成为本书的特色。199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八十万字，是80—90年代问世的篇幅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全书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划分为史前发萌期、普遍尝试期、感性表现期、理性深化期、“偏隅”发展期、恢复繁荣期共六个时期，在观点和材料上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类著作的集大成的书。
除了上述综合性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研究著作外，90年代以来还出版了多种按文学体裁划分的专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和小说史。在诗歌方面，1993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罗振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梳理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诸流派的历史脉络；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毅的《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同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同道的《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对包括象征主义诗歌、西南联大诗人群、上海诗人群、台湾现代诗运动及80年代的朦胧诗与后朦胧诗，做了评述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