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骆寒超的《新诗主潮流》等。上述各书都自觉地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中外诗歌艺术交汇进行了分析。在小说方面，199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时忠的《新时期小说与西方文学思潮》，分专题研究的方式对新时期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荒诞小说、结构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新状态小说等与西方文学思潮，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相关性进行了评析。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诸种思潮流派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在中外文学思潮比较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由于这类研究论题相对集中，切入点相对独特，研究难度相对较大，成果也往往更有独创性。8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种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后现代主义等，都有十几篇乃至上百篇论文，同时还出版了数种专门的研究著作。
特别是严家炎教授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西方某一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为课题的博士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金量。以下拟重点评述的著作主要有：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和《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肖同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尹康庄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与程金城合著的《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王宁的《后现代主义之后》、曾艳兵的《东方后现代》等。
解志熙（1961—）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是我国仅有的一部研究该课题的专著，系统地描述和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唯美—颓废文学的传统。一般认为，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在20—30年代对中国文学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未能形成气候，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唯美—颓废文学思潮。解志熙则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有一股真正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他参照西方学者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界定，即只有“颓废的唯美主义”才是真正的唯美主义，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唯美与颓废倾向作为一种思潮的两个侧面加以统一的研究。
以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法国、英国、日本等东西方唯美—颓废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在此基础上，作者将中国的唯美—颓废文学思潮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重情趣的唯美—颓废主义者，以北京文坛为中心；二是重官能的唯美—颓废主义者，以上海文坛为中心；三是界乎两者之间的“颓废的象征主义者”（穆木天语），并分专章对这三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及其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评论。
作者认为，从一开始，中国文坛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理想化、浪漫化了，他们最欣赏的是唯美—颓废主义文学那种冲决一切传统道德罗网的反叛精神以及无条件地献身美与艺术的漂亮姿态，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深层基础——一种绝非美妙的颓废的人生观，因此，中国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是有异于外国的唯美主义的原型和原意的。
在撰写上书之前，解志熙曾在台湾出版了《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台北智燕出版社1990年），该书又于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本，并加了一个正标题《生的执著》。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看来，对此前长期被人忽视的外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解志熙在学术研究选题上的一个特色。
与上书比较而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更不被人所注意，而要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存在过存在主义文学思潮，恐怕是少有人认同。而作者却以二十万字的篇幅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事实上，台湾的繁体字本出版后，就有人对这本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如曾庆元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批评解志熙将自己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来硬套鲁迅、汪曾祺、冯至、钱钟书等作家的创作。
对此，解志熙在新版本的《后记》中做了反批评。平心而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确有存在主义的因素，如有些作家所表现的对生存的焦虑感、人生的荒诞感等，都与存在主义相通。但这些相通的东西是受了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呢，还是作家的不期而然的共通体验？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较多的话题和材料，解志熙对存在主义做了广义上的界定，将尼采、克尔凯郭尔等，都作为存在主义者来看待，而受他们影响的鲁迅、冯至等作家也就等于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事实上，存在主义由一种哲学思想而形成一种“思潮”，特别是一种文学思潮，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好在作者在书的最后也指出，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广的、有限的。尽管存在一些问题，总的看，解志熙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梳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创作倾向，是有益的。
肖同庆的博士论文《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所说的“世纪末思潮”，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一是以波德莱尔、王尔德、马拉美为代表的具有近代颓废和唯美倾向的文学思潮，主要包括前期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两大文学流派。看来，肖同庆的这部书所研究的对象，与上述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一书，有相当大的重合的地方，但着眼点有所不同，研究思路各有特色。
作者将西方世纪末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重心，同时也分专题探讨了西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作者在本书的“引子”中提出，他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是：西方“世纪末”思潮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五四新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和通过何种方式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二者发生关系的契机是什么？中国文化传统中哪些因素对接受和排拒这种思潮产生了影响？“世纪末”思潮在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异？如何对它进行历史的定位和评价？全书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影响与传播：思潮研究》从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描述了西方“世纪末思潮”东移的轨迹，论述了西方“世纪末”颓废诗学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西方唯美主义戏剧与五四时期的戏剧创作的关系，分析了“世纪末”艺术思潮对五四作家的艺术趣味形成的作用。下编《比较与解读：主题研究》，运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从中西文学中抽象出了普遍的文学主题，进行比较研究。作者总结和抽象出的四个文学主题，即“世纪之病”、“都市之病”、“颓废之‘家’”和“寓言之‘城’”。
前两者属于“世纪末”的普遍的思想主题，后两者分别是属于以“家”和“城”为题材来加以表现的“没落主题”和“衰败主题”。作者的这些总结和抽象是颇具匠心的，例如，在“寓言之‘城’”一章中，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城”字为书名的几部重要作品——《猫城记》《边城》《果园城记》《倾城之恋》《围城》——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书中有些史料在使用上有些问题，如在谈到五四时期广为流行的“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的时候，认为“新浪漫主义”一词是日本的厨川白村最早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厨川白村之前，日本就有人使用了“新浪漫主义”一词了。总体上看瑕不掩瑜，《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部高水平的、有特色的比较文学著作。
象征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显见的一种创作思潮之一，关于欧洲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的论文、专著也最多。仅专著就有前述的三部。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最早问世的研究象征派文学的专著。这本书对西方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了大致的描述，对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以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姚篷子、胡也频为主要构成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人及其主要作品做了评述，开象征派文学研究风气之先，对后来的研究者有较大的启发和影响。
尹康庄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是博士论文，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象征主义的本体阐释》，对象征主义的含义、性质、艺术哲学观、创作美学以及与其他文学思潮的关系做了阐释。中篇《象征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将现代文学的三个十年作为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三个阶段，纵向地勾勒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其中包括象征主义创作理论的译介、象征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分析了不同时期有象征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如鲁迅、梁宗岱、九叶诗派等的创作实践。这一篇在史料的收集整理上较为全面，不仅谈到了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而且对日本的厨川白村的象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也有专节论述，指出了厨川白村的象征主义理论和西方的不同。下篇《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审美构成》，从横向的角度，对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美学特征做了分析，认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具有深沉美、朦胧美、神秘美的审美特征，中国象征主义的艺术体现形式有“情节象征”、“氛围象征”、“细节象征”、“语言象征”等。不过，这种总结分析未能充分注意与外国象征主义的比较，实际上这些“中国特征”恐怕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象征主义的一般特征，中国象征主义的特征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恐怕要从另外的角度去看。
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与上述尹著书名相同，而且也是博士论文。在内容上与尹著也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例如第一章《象征主义及其诗学体系》、第二章和第三章《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但吴著在后三章中对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文学的理论总结和提炼更具深度和力度。其特点是从诗学的层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接受异域象征主义影响的过程中对象征主义诗学的探索予以高度关注。在第四章中，作者指出，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的深度，主要表现为诸种诗学范畴的生成，这些范畴包括“契合”论、“纯诗”、“诗化小说”等。这些范畴的生成，虽然是对外国象征主义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介绍的成分超过了自身的创造成分，但它毕竟体现了中国作家诗人自己的独特体验和理解，标志着象征主义诗学的中国化。在第五章中，作者考察了中国文学中象征主义诗艺和技巧对现代小说、诗歌、戏剧及散文创作的具体渗透；同时也指出，西方的本原意义上的纯粹的象征主义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很少存在，中国的象征主义在创作上体现出一种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相互渗透的特征。在第六章中，作者分析了象征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艺术表现的深度模式的影响，指出对意象性的关注、对梦境与幻象的执迷，超越了写实主义的反映论，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艺术上趋于含蓄化和深蕴化。他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水准是不容研究者乐观的，正因为如此，象征主义的引入，对于从总体上弥补现代文学艺术水准的缺失起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作者的这些分析和这些结论都是客观科学的、有说服力的。
徐行言、程金城合著的《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与存在主义一样，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表现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始终没有形成气候。但本书所论述的，不仅是作为文学思潮的表现主义，而且还是作为一种艺术方法的表现主义。作者借鉴国外学者的看法，将表现主义视为一切现代主义各思潮流派的共同的艺术方法，指出：如果试图在一个新的视点上用一个比“现代主义”更为具体和恰切的命名来概括现代主义诸流派在诗学上的统一性，那么，“表现主义”无疑就是一个最适合的术语。表现主义艺术方法构成了现代主义诸流派在艺术思维和艺术风格上的共同背景，即强调文艺是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表现，而表现的方法则主要是陌生化、抽象化和寓言化。
作者还指出：“如果我们将象征主义视为现代主义运动前期（1915年之前）的主流艺术范式的话，这个运动的后期则无疑是以表现主义方法为中心的。直到今天，这一艺术方法范型仍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产生着深刻影响，并在戏剧、电影、绘画、雕塑、观念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得到广泛运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表现主义正在成为人类文艺史上继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之后兴起的又一种最基本的艺术方法。”作者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1920年代鲁迅和郭沫若在译介和创作上推动了表现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表现主义在20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80年代以后的当代作家，如宗璞、王蒙、高行健、海子、残雪、余华等，都受到了卡夫卡、布莱希特等欧洲表现主义作家的影响。
《表现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描述了表现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表现主义文学潮流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对表现主义在20—30年代中国的传播以及对80—90年代的先锋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表现派戏剧和表现主义诗歌等，做了分析阐释。书中还对中国表现主义的主题选择、艺术范型和诗学思考，分章进行了研究。该书将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与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填补了表现主义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接受现代主义文学过程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是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加区分，有时将英文的postmodernism译为“后期现代主义”。1990年代后，随着有关“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引进，学术界才开始重视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90年代上半期“后现代主义”一时成为热点话题，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有关中国文学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论著也出现了。最早问世的是陈晓明先生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作者从具体文本入手，分析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中的后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