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现代派”似是而非，中国实在缺乏“现代主义”生长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状态；“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不合时宜，那种超越精神和艺术宗教的狂热与中国民族性以及社会条件相去甚远，只有“后现代主义”这种无根的文化才能在当代中国无根的现实中应运而生。曾艳兵在《东方后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他用“东方”来代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可能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容忽视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现象或后现代特征也同样是明显的。但“东方后现代”决不简单的只是“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我们的“后现代”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后现代”。
作者重点论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指出，当代中国在接受和借鉴西方后现代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的思维方式、表述方式、诗学体系、历史精神、女性意识、语言特色等，都在后现代主义“东方化”过程中产生了作用。作者还从中国当代有关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文本的分析中，揭示了“东方后现代”的特征。
王宁（1955—）素以紧紧追踪西方当代各种新思潮并及时地向国内读者加以评介而知名。他近二十年来的成果都编入了四卷本的《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002年）中。他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文章，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再论先锋小说的后现代话语特征》、《通俗文学中的后现代性》（后编入《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第一卷）等。到了90年代后期，他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动向了。
这集中体现在1998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后编入上述《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第四卷）。在这本书里，他评述了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文化与学术潮流的兴起；指出后殖民主义的异军突起，标志着当今西方文论日趋“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女权主义的多元走向和日益具有包容性则在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边缘话语对中心的解构和削弱；认为在后现代主义衰退后，整个西方文化和理论界出现了没有中心的多元格局。他还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后殖民性》和《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先锋意识》等文章中，运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现象。这属于较为成功的“阐发研究”。由于王宁对西方文论有着透彻的了解，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的西方影响也能洞察入微，在用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的时候显得得心应手，不露斧凿之痕。
（（第二节））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总体研究，按其研究的角度、范围和规模，可以分为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类型。
一、中外文学关系史的专题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涉及如下三类研究课题。第一，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的研究；第二，中国与东方各国文学关系的综合研究；第三，中外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问题，就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最重视的选题领域之一。每年都有几十篇文章，就这一领域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某作家作品、某思潮流派、某文学现象等所受外来影响的问题，进行实证的研究。1982年，现代文学史专家唐弢先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的长文（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作者的同名论文集），较早从总体的、宏观的角度论述中外文学中的影响与超越问题。数年后，这方面的专著也问世了，那就是曾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是一部多人合作撰写、有一定编排体系的论文集，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影响关系专题研究的著作。在80年代后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以其学术水平高、体系性较强，而具有重要的地位。
该书由“导言”和四个专辑构成。主编曾逸撰写的“导言”，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宏观角度，阐述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世界文学的形成以及中国现代作家在世界性文学交流中的选择。正文第一辑中的十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些小说家包括鲁迅、许地山、茅盾、郁达夫、王统照、老舍、废名、沈从文、艾芜、巴金、施蛰存、张天翼、路翎；第二辑中的十一篇文章分别论述了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冰心、蒋光慈、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等十一位诗人与外国文学、外国诗歌的关系；第三辑中的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周作人、丰子恺和梁遇春三位散文家与外国文学、外国散文的关系；第四辑中的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田汉、夏衍、曹禺与外国戏剧的关系。全书的三十篇文章基本涵盖了与外国文学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而且，文章的执笔者大都是国内第一流的现代文学学者。我们不得不赞赏主编的出色的组稿能力，他把有关权威的研究家的稿子集中起来，保证了本书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和高质量，如王富仁撰写鲁迅、陈平原撰写许地山、叶子铭撰写茅盾、许子东撰写郁达夫、杨义撰写王统照、宋永毅撰写老舍和李金发、凌宇撰写沈从文、王晓明撰写艾芜、汪应果撰写巴金、吴福辉撰写施蛰存和张天翼、赵园撰写路翎、刘纳撰写郭沫若、蓝棣之撰写闻一多、方锡德撰写冰心、黄子平撰写艾青、赵毅衡和张文江撰写卞之琳、陈圣生撰写何其芳、钱理群撰写周作人、朱栋霖撰写曹禺……这种以中国现代的各个作家为中心点，在一个大的平台上将各个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加以展开，有效地避免了史的著作的框架限制。上述因素是这部书能够长久保持其学术魅力和特色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较早问世的关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关系研究的个人专著，是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该书按国别或地域，将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分为八章，几乎涵盖了对五四文学有影响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对五四时期近十年间的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联做了全方位的梳理，提供了不少在当时看来是新鲜的材料。可惜该书的印刷很粗糙，文字校对也相当粗率，但作为较早出版的同类著作，以其视野的开阔和自成体系的格局，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的知识，弥补了当时一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与教材的不足，出版后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和良好的反响。
1996年，作者将初版本做了较大的修订和扩充，重新出版。新版本为精装，印刷精美，全书的框架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增加了《五四新文学与希腊文学》一章，并使各章的材料更为丰富，字数也从初版的二十二万字增加到五十八万字。作者从五四时期的报刊中收集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在行文中成段引用了有关重要的原始材料。因此这是一部以史料取胜、风格严谨扎实的著作。当然，现在看来，由于本书涉及世界各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具体到某一章、某一国别的字数有限，和国别文学关系研究的有关专门著作比较起来，还只是粗略的，但从综合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专题史的研究，该书至今仍是仅有的一本，仍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郭延礼（1937—）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研究的是西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该书分《西学的传播》《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走出国门的第一代作家》《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外国文学的译介及其传播》《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形式的变革》等九章，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展现了中国文学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虽然本书的有关章节与作者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和《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书在材料和观点上有许多重合，但作者在本书中更突出强调了中西交流、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影响与推动这个主题，使原有的材料服务于新的主题和论旨。作为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与西学关系的少有的一部有分量的专著，是值得称道的。
钱理群（1939—）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在西方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别具一格。作者通过对两个诞生于欧洲的世界性的文学形象——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轨迹的追寻、描述与分析，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纵览了340多年间东西方文学的关系史。作者在“上篇”中描述了诞生于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如何首先走向英国和法国，又如何走向德国，德国人海涅如何第一次将堂吉诃德与英国的哈姆雷特联系在一起，德国如何成为这两个形象东移的第一个中介，俄国又如何成为他们进一步东移的中介，屠格涅夫如何论说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的主题。
在“下篇”，作者接着叙述了经过三个世纪的长途跋涉，西方的这两个人物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分析了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鲁迅、周作人、瞿秋白、巴金、张天翼、废名、七月派诗人、穆旦等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认识、共鸣与排斥等种种复杂的联系。可见，这是一个独具慧眼、别开生面的高明的选题。对以后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突破，钱理群的这个选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如果说上述钱理群的著作是从比较文学“人物形象”的角度切入中西文学关系史，那么，吴持哲的《欧洲文学中的蒙古题材》则从“题材”的角度切入中国—东方与欧洲文学的关系史，在选题上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所说的“蒙古”，主要是指蒙古民族，也指统一了中国的元代蒙古。
作者告诉我们，在欧洲各国文学中，蒙古题材的作品很多，很有影响，七百多年前的作品不断在改编，四百年前的剧本还在上演，而且新的作品仍不断问世。全书对英国、法国、前苏联和意大利的十余部作品进行评述，并探讨如下问题：一部东方题材的作品在欧洲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作家创作的主观动因是什么？蒙古题材的作品反映了哪些西方文化的积淀和美学情趣？作品中哪些情节有悖于史实？作家为什么要回避和歪曲某些史实？虽然全书只有九万字，对有关问题的介绍和分析还是粗略的，但作者所选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对读者都是新鲜和有启发性的。
除上述的论著以外，关于外国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影响关系研究的论著还有顾国柱的《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张全之的《突围与变革——20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徐志啸的《近代中外文学关系（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前一本书基本是对他人某些已有成果的简单的编述，不必多说；后两书所研究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时段大体重合——都是通常所指的“近代”，篇幅都在二十万字左右。
由于字数较少，论题宽泛，因而两书内容均显得单薄，许多地方不免泛泛而论。大凡这种“史”的著作，都是以大量新鲜的材料取胜的，新的观点只能在新的材料中显现出来。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有郭延礼教授的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先，有上述的多种中国与某一国别文学交流史的专著在先，后来的研究者要在近代中外文学交流研究方面写出新意，有所超越，不在文献材料方面有新的发掘，或在著作规模上有突破，是很困难的。相比之下，陈元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的一些论文写得较早，起码在当时看不乏新意；而袁荻涌的《鲁迅与世界文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则将论题落实到“鲁迅与世界文学”这一较为具体的领域内，它是作者已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有系统的汇编，全面梳理了鲁迅与世界文学的关联，是一部扎实的、有新意的著作。
在中国与东方各国文学关系的综合研究中，台湾学者先行一步。1981年，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朱云影的专题论文集《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所受二十篇文章，分别从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等六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三个国家的影响。1984年，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了赵钟业著《中日韩诗话比较研究》，研究了中国诗话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随后，大陆学者也在中国文学与东方国别文学——包括印度、日本、朝鲜、阿拉伯等——文学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综合研究的专门著作。其中，孟昭毅（1946—）的《东方文化文学因缘》（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我国第一部同类著作。这部书分专章分别论述了中国与朝鲜、与日本、与越南、与印度、与伊朗、与阿拉伯的文化文学的交流历史。作者对有关这个课题的中文资料的收集相当全面，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的消化和利用，简洁而又有重点地描述了中国与东方各国文学的交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