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狼故事的变异》（原载《小说月报》16卷号外，1926）一文中，郑振铎把中国作家马中锡、康海、王九思作品的忘恩负义的形象——“狼”，同欧洲列那狐故事中的“蛇”、高丽故事中的“虎”、西伯利亚故事中的“蛇”等故事做了对比，看出它们在施恩与恩将仇报主题上的惊人相似，是民间故事的主题学的平行研究的先驱之作。在《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小说月报》16卷号外，1926）一文中，郑振铎认为世界各民族民间故事的相似性，有“巧合”与“转变”（似为“演变”、“蜕变”意）两种情况，郑振铎表示他不能赞同西方的“比较神话学家”提倡的“阿利安来源说”，即认为一切故事都起源于印度阿利安的观点，认为在古代交通隔绝的情况下，所有的故事都有统一起源是不可能的。最后他举出中国和外国的两个情节相似的故事，让读者“猜猜看”两者究竟是“转变”还是巧合。该文显示了郑振铎既吸收了西方人类学派和比较神话学派的一些观点，又对他们的“印欧中心论”有所扬弃。
在学术上受到郑振铎很大影响的赵景深（1902—1985），是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俗文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赵景深于1961年10月17日郑振铎逝世三周年忌日写的《郑振铎与童话》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在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和郑振铎一样，赵景深在研究中一方面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常常运用人类学派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阐释中国民间文学，但他也注意从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出发，不满国外学者在型式研究上把神话、传说、故事混为一谈，厘清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概念和界限，为故事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此时期他在童话及民间故事研究上主要成果是《童话评论》（开明书店1924年）、《童话概要》（北新书局1927年）、《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等著作，均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其中，《童话论集》收集了童话研究译文、论文十六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童话概论，第二部分是中国童话批评，第三部分是西洋童话传记。
赵景深在该书自序中表示，在第二部分四篇文章中，他想就中国童话与世界童话进行比较研究。四篇文章中，较有代表性的比较研究文章是《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作者认为，重光徐文长故事与西洋传说，包括希腊的荷马史诗、德国的浮士德传说和英国的儿童剧，都有诸多相同点，作者推测之所以形成这种相似可能与共同的印度起源有关。在书中第三部分主要是安徒生评传，并在其中夹杂了一些与中国童话对比的内容。
1928年，研究民俗学的钟敬文（1901—2000）发表了《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原载《民俗》第11、12合刊）等文章，介绍了用以解释世界各民族民间故事相似性的各种理论假说，包括偶然说、假借说、印度起源说、历史说、阿利安种说、心理说等，并认为其中“比较完满可靠”的是“心理说”，并列举了几个故事，说明印欧民间故事的相似，但止于举例，却未能作深入的比较分析。
此时期中西传统文学平行研究的第二个领域，是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
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首推朱光潜（1897—1986）。朱光潜在1934年发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原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一文，试图解释中国的长篇叙事诗缺乏的原因。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饮冰室诗话》中就已提起，他说：“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在这里，梁启超较早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学长篇叙事诗的不发达，为中西比较文学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朱光潜则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探讨和回答。他也认为长篇诗的不发达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缺陷，并认为形成这一缺陷有五个原因。一，“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浅薄”，认为：“广大的关照常有赖于文学，深厚的情感和坚持的努力常有赖于宗教。这两点恰是中国民族所缺乏的”；在西方，长篇的史诗都发源于神话，而由于中国人的早慧，很早就把婴儿时代的神话丢掉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主义，更使依赖于神话的史诗无法形成。二，“西方民族好动，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和悲剧的主角……中国‘无为而始’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因为他们根本就很少动作”。三，“中国诗偏重主观，所以史诗和悲剧所必要的客观的想象不发达……
客观的想象贫乏是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的一个大原因”。四，“史诗和悲剧都是长篇作品，中国诗偏重抒情，抒情诗不能长，所以长篇诗在中国不发达。”五，在中国“像《左传》《史记》一类的材料在西方古代都是史诗的材料，而在中国却只是散文作品，这也许由于史诗的时代在当时本已过去，而前此又无史诗可作蓝本”，所以造成中国的小说的发达比西方早，可用作史诗的材料便被用作小说，史诗及长篇诗便不能发达。
朱光潜的这五条看法，有的受到了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例如第一、二条原因，就与黑格尔在《美学》中的有关看法非常相似。这些看法是那时为止对中国长诗不发达之原因的最系统最全面的解释，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现在看来也有阐述不全面、欠周密的地方，例如，第二条中谈到西方民族好动、中国民族好静的问题，却没有触及西方民族的游牧经商为主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在五条原因中，也没有从中西文字、诗律的差异上寻找原因。事实上，西方的拼音文字中的诗与散文的分别，远没有汉语那样严格。汉语诗律上的精致及种种严格规范，不适合写作长诗。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
同年，朱光潜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的文章，与上文可作姊妹篇看待。所谓“情趣”，实则涉及中西诗歌美学特征的方方面面。朱光潜在该文中从诗的题材切入，将中西诗歌的题材划分为（一）人伦、（二）自然、（三）宗教和哲学，共三种，并分析了其中的异同。
朱光潜认为，在人伦方面，中西诗歌的最大不同是西方爱情诗居多，而在中国，朋友之情君臣之谊比爱情更重要。朱光潜分析了产生中西爱情诗之差异的三个原因：第一，西方人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中国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们朝夕所接触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较低。
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第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朱光潜的的结论是：“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张胜，中诗以简隽胜”。
在自然方面，朱光潜认为，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粗浅的是“感官主义”，第二种起于情趣的默契欣合，第三种是泛神主义，即把大自然全体看作神灵的表现，感受到其神秘超人的力量，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这是多数西方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中国诗人很少有达到这种境界的。
在哲学与宗教方面，朱光潜认为，“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就民族性说，中国人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伦理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表现在文学上，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结构的作品则廖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长处就是重视人际关系在此，使涣散的社会居然能享到二千余年的稳定，短处在它过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社会既稳定之后，始则不能前进，继则因其不能前进而失其固有的稳定。
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不同特征的提炼与结论，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作为一位美学家，朱光潜谈诗善于从哲学美学的高度，见出中西诗歌特征得以形成的哲学的、文化学的、心理学的根源，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诗论”的范围，是一种比较的艺术哲学，亦即比较诗学。他在上述两篇论文的结论，有不少成为半个多世纪来的不刊之论，1980年代后的中西诗歌比较，很大程度上是在朱光潜的有关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
在1943年，朱光潜在重庆出版了篇幅为十六万字的专著《诗论》（国民图书社初版）。这是他的诗学研究、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集大成。《诗论》以中国诗歌史为主要材料，以西方诗歌为参照、以西方诗学理论为主要切入点，对诗歌的起源、诗与谐隐、诗的境界、诗的表现、诗与散文的关系、诗的节奏及与音乐的关系、诗与画的关系、中国诗歌的节奏与声韵、中国诗为何走上“律”的道路等，做了深入的阐述。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诗论》处处渗透着作者的自觉的比较意识。对此，朱光潜在《诗论·抗战版序》中强调：
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
这种“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的信念，贯穿《诗论》的始终。《诗论》的中西比较的方法，已不同于上述两篇文章中运用的较为单纯的平行对比法。因为《诗论》所要做的，不单是指出中西诗歌的异同，而要建立一个关于诗的美学理论系统。鉴于中国传统诗论的局限与不足，朱光潜非常注意运用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理论，来解析和阐发中国诗歌。朱光潜运用最多的主要是当时在西方比较流行的克罗齐的“直觉论”、立普斯的“移情说”和布洛的“距离说”及莱辛的诗画异质说。朱光潜用克罗齐的“直觉及表现论”来阐发中国传统诗话中的“物我”说，为了进一步阐明“物我”关系，朱光潜又借鉴布洛的“距离说”和立普斯的“移情说”。可贵的是，朱光潜并非是用中国诗歌材料来印证西方理论的可行性，而是有效借鉴这些外来理论阐发中国诗歌的同时，对这些理论的不周延、不完善之处提出质疑和修正。
例如，在第四章中，朱光潜借鉴了克罗齐的表现说，提出了自己的“表现说”，即“着重情感思想和语言的连贯性以及实质和形式的完整性”，指出这“在表面上颇似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而实有分别”，并详论了他与克罗齐的三点不同。这种将中西诗歌作品与中西诗论溶为一炉，相互对比、互相印证、相互阐发的研究，既可展示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证实中西文学的共通性，亦可在此基础上对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有关理论的偏颇性加以修正，并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主张。这不仅显示了朱光潜比较文学方法上的娴熟，也使朱光潜的《诗论》达到了文艺美学的理论高度。
1947年，张世禄在题为《评朱光潜〈诗论〉》（原载《国文月刊》第58期，1947）的书评中指出：“朱氏此书里所列各章，讨论诗学上的各种问题，都引用西洋文艺的学说，以和中国原有的学说来相参合比较，以和中国诗歌的实例来衡量证验；这已经足以指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必由的途径。却又一方面，对于西洋的各种学说，也并非一味盲从，往往能融会众说，择长舍短，从中抉取一个最精确的理论，以作为断案；并且有时因为看到了中国的事实，依据了中国原有的理论，回转来补正西洋学说的缺点。这就接受外来的学术而言，可以说是近于消化的地步。”此论可谓肯綮之言。
朱光潜中西诗学比较带有很强的理论思辨性，显示了一个美学家、一个专门学者所特有的严谨周密、条分缕析的特点。而与朱光潜同时涉足中西诗比较的梁宗岱（1903—1983），却与朱光潜有所不同。对此，梁宗岱在曾说：“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底意见永远是纷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就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大抵光潜是专门学者，无论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都做过一番系统的研究。我只是野狐禅，事事都爱涉猎，东鳞西爪，无一深造。光潜底对象是理论，是学问，因求理论的证实而研究文艺品；我的对象是创作，是文艺品，为要印证我对于创作和文艺品的理解而间或涉及理论。”（《论崇高·宗岱附识》，载《诗与真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此言不虚。
梁宗岱是带着诗人的热情、感受与体验“间或涉及”中西诗比较的。他在中西诗的比较中，强调信手拈来、自然而然的印象式比较，对此，他曾说过：
我们泛览中外诗的时候，常常从某个中国诗人联想到某个外国诗人，或从某个外国诗人联想到某个中国诗人，因而在我们心中引起了种种的比较——时代，地位，生活，或思想与风格。这比较或许全是主观的，但同时也出于自然而然。屈原与但丁，杜甫与嚣俄，姜白石与马拉美，陶渊明之一方面与白仁斯（RBurns），另一方面与华茨活斯，歌德底《浮士德》与曹雪芹底《红楼梦》……他们底关系似乎都不止出于一时偶然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