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尺宽的红袖章戴在臂上，一身绿军装穿在身上。腰扎皮带，头戴军帽，十几岁的中学生变成了威风凛凛的红卫兵小将。
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破四旧”——校门口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是“四旧”，砸掉它；图书室那些“封资修”的书籍是“四旧”，烧掉它；女同志脚下的高跟鞋是“四旧”，砍掉它；就连我们这些女同学头上的小辫子，也作为“四旧”，在一夜之间剪掉了它。
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趴在几天前还在这里上课如今已经面目全非的课桌上，写大字报。我们把那些散发着火药味令人心惊肉跳的革命的词句，由报纸上广播上搬到大字报上。我们无比真诚，我们奋笔疾书。我们自以为是在干一场不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革命。十几岁的孩子们，一夜之间人人成了理论家，人人成了书法家。成捆成捆的白纸，成桶成桶的糨糊，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座三层的教学楼，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变成了纸糊的大盒子。我们批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师道尊严”，批一切原有的道理秩序。笔锋所指，学校的老师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校长出身地主家庭，理所当然地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教导主任原是北京矿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反动学术权威”非他莫属；俄语教员原是北京某大学的外语讲师，也成了“教唆学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那毕业于华东师大十八岁便打成右派的语文老师，便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些背负着种种十字架由北京上海来到这边地寒塞的老师们，如今成了自己辛辛苦苦培育的学生的敌人。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红卫兵们，像一群忘恩负义的狼崽子，以怨报德，以凶狠的批判回报教我们知识，哺育我们成人，我们理应感念终生的教师们，我们其实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终生无法释怀的一笔。
师道尊严，的确是丧失殆尽了。
“革命”的内容很多，大批判，大串联，大分裂，大联合，然后是军训，然后是工人造反派武斗的枪声在塞外矿山响起来了。
激烈的枪声使我们热烘烘的头脑冷了下来。我们便半推半就地被家长们关在了家里。
十几岁的孩子关在家里能做什么呢？女孩子便跟着母亲学织毛衣，学做饭，学做菜。男孩子便做弹弓、编鸟笼，想着怎样把院子里的麻雀弄上一个来养养。
十几岁，毕竟不是织毛衣、养麻雀的年纪，我们便一往情深地怀念起窗明几净的教室，怀念起教室里那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课桌座椅，还有教室后山墙上那块内容丰富的学习生活园地，还有那透过阔大的玻璃窗铺在课桌上的金灿灿的阳光。我们渴望重新坐在课桌旁，渴望重新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知识。那艰涩的代数，那玄奥的化学，还有那要发出长长的弹舌音的俄语。现在看来都不算什么了。只要一切能重新开始，我们肯定会有更好的成绩。尤其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班级。更像是一只早已一切准备就绪的小船，渴望解缆起锚，渴望早日驶向广阔的海洋。
不断有“复课”的消息传出：“听说快要复课了。”“听说复课闹革命的文件就要下发了。”我们一次一次去学校探听消息，又一次一次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十几岁的孩子们无所事事，于是，有的男孩子便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斗殴，有的同学便去矿上当了工人。
父亲见复课已是遥遥无期，曾问我愿不愿意去矿上工作，他已为我找好了一个车工的位置。我毫不迟疑地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安排。继续读书，是我唯一的愿望。初中——高中——大学，是我认定的唯一要走的路。我一直在等待着那场本来还有四天就要进行的升学考试，等待着通过那个考试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舅舅为我准备的那个小房间我还要去住呢。
我等待着。
我没有等来复课的消息，却等来了“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已经是在毕业两年多以后了。
由于是在矿上，我们留下当了工人。
上学的愿望，成了一场梦。
当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刻，回头望一眼校门，心中充满了巨大的失落与眷恋。
后来我还是上了大学，是在本该大学毕业的年龄。在我们那三十六个一起毕业的中学同学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然而逝去的是永远逝去了，比如十六岁的年华，比如在十六岁那个年龄应该学到的拥有的一切。我唯有以加倍地努力，去尽量追回，去弥补。我一直在这样做着。
话说“当年勇”
中国有许多俗话俚语，是颇耐人寻味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便是一例。其间包含了多少韶华已逝的无奈与英雄末路的悲凉。
其实，只要你不慨叹“今不如昔”，不自比“昨日黄花”，“当年勇”提提又何妨。也许，它能让你捡起一路行来不意间丢掉的许多，甚而至于“老夫聊作少年狂”也未可知呢。
难忘尕拉斯台
刚穿上军装的那个春天，师首长命我随一位干事、一位老兵到连队体验生活。我便与老兵一起，把自己和背包扔进大卡车里，来到尕拉斯台，与先期到达的干事会合。
这是个蒙古族牧村。向西看，茫茫戈壁在目力可及的地方与天空融成灰灰黄黄的一片。向东，是一派高高低低的山峰。十几间泥墙泥顶的黄泥小屋，散漫在这戈壁与大山的结合部。一个营的施工部队驻在牧村边缘，打坑道。
干事与老兵属男性，挤一挤，在营部通信班落了脚。余下我不好安排，住进牧民家里。牧民们都赶春季草场去了，这家实际只住了我一个人。
房子分里外两间。里间，面对面两盘光秃秃的土炕。中间是一张已看不出油漆颜色的木桌。外间屋，一只高达胸部的木柜，柜上无锁，柜内无物。正对着柜子上方的屋顶，开一个桶口大小的洞。盯着那洞琢磨半晌，不知它所为何用。门上既无锁，又无栓，好在尚可用条长木凳象征性地顶一下。不过里间屋的门却是既可以向里推，又可以往外搡，属开合自由的那一类。这使我相信牧村实质上是个夜不闭户的地方。不过房后那一堆几乎与房顶等高的柴草却使我顿生疑惧。因为踩着那柴堆上到房顶实在只是需要抬抬脚而已，而房顶恰恰有个大洞，洞下面又正好就是那个高高的无锁无物的木柜。
房子是孤零零的一间，左邻右舍相距均在百米以外，用军事术语说，是“独立建筑”。
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被告知，那左邻右舍中，一个曾是王爷的管家；一个当过土匪头子郭栓子的警卫员；还有一个，索性本人就是过去的牧主。这环境，这房屋，在今天大概很可以编它几个版本的惊险故事了。
我在这孤零零的房子里住了下来，营教导员曾为我另外找了个地方，来营里检查工作的团长也曾问我需不需要一只手枪，却都被我婉谢了。
白天，随着干事与老兵，到戈壁滩上看军事训练，或者爬上高高的山坡，看连队战士穿着破破烂烂的“堪用品”，抱着风钻把大山钻得尘雾飞扬。不仅仅是看，也曾经握过钢钎，也曾经抬过灰浆。连队生活的艰苦与劳累，使我大为感动。不去连队的时候，便到牧村里，与留守的老人妇女聊天，磕磕巴巴地学几个蒙语单词。开饭了，便和营长教导员通讯员文书们挤坐在一张长条桌子周围，吃不知什么面粉做成的黑乎乎的馒头，或者同样不知什么面粉做成的黑乎乎的面条。桌子中央是一盘炒萝卜丝或者炒白菜。另有一小碟油泼辣子，是每顿饭的保留节目。
水是汽车从几十里外拉来的，储存在食堂门口的矿车里，就是煤矿上常见到的那种。知道水在这里的珍贵，便很节省地用。每天早晨，从矿车里舀半盆冷水，再从灶房的大铁锅里灌一暖瓶开水，一天的洗漱饮用便都包括在里面了。当然，也曾避开干事和老兵，悄悄溜到那一间土房子的供销社，买半斤不知用什么原料做的咖啡色的硬糖块，一个人偷偷地吃独食——不敢让干事和老兵发现这吃零食的坏习惯。
春天，正是风沙肆虐的季节，常见一片黄云从西北方向升腾起来，不多时，大风便卷着沙石，铺天盖地而来。躲在房子里，听沙粒冰雹一般打得门窗噼噼啪啪响成一片，听风在房外吼叫得如狮如豹，如醉如狂，便感到这世界似乎除了风之外再无别的物体存在，便想象这房屋成了怒海中的一叶小舟。
没有风的日子，天蓝得像湖水一般，不知名的小草在戈壁滩上洇染出一点一点的绿色。沙葱从石缝下钻了出来，一簇一簇的骆驼刺顶着紫罗兰色的小花。最让人惊奇的是，村子中央居然有一块麦田。虽然不过百米见方，虽然被一人高的围墙牢牢地圈了起来，但毕竟它也和任何麦田一样，在春日的阳光下像模像样地绿着，在春风的抚摸下泛出一波连一波的涟漪。更让人叫绝的是，麦地中央，竟然奇迹般涌出一股清凌凌的泉水。而泉水旁，又竟然亭亭玉立着华盖般的一棵杏树。于是，这麦地这泉水这杏树，便给我尕拉斯台的生活添上了水灵灵的一笔。
夜来了。戈壁滩上的星空显得格外高远。高远的星空下，偶尔响起几声牧羊狗的吠声。理所当然的，这里没有电，干事和老兵和我便点燃一支蜡烛，坐在土炕上聊天，海阔天空，所见所闻所感。偶尔的，也玩。他们下象棋，我不会。为了照顾少数，就通俗点，打扑克，我便在那摇曳的烛光下学会了“争上游”和“十一分”。10点钟，营部那边传来就寝的哨声，干事与老兵极遵守时间地返回通信班。我呢，便用长凳顶上房门，爬上土炕，抖落掉黄军被上的尘土，吹熄蜡烛钻进紧挨炕头的被筒里。房外的戈壁、大山，房后的柴草，房顶的大洞，特别是那墨一般的黑夜，也使我心里发毛，可惜不过几分钟，我便被沉沉的睡意拖进梦乡里，睡得香甜，踏实，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甚至连梦都不曾有过一个。
半个月后，当我回到宣传队，讲起这十几天的生活时，女兵们都说我胆子大，说换了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样的地方住的。我不知道我胆子是否大，只知道那时似乎从不曾惧怕过什么，从人到黑夜到孤零零的房子。
我曾请教懂蒙语的同志，尕拉斯台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终未曾得到明确的回答。那就让我永远记住你本来的名字吧——尕拉斯台。
兰州夜行
那一年，大军区举行文艺调演，我因在一个创作班学习而未能与宣传队同行，只好参加后一轮的观摩。与其他部队的几个女兵一起，住在甘肃省军区招待所里。
一天，拿到晚上的戏票，地点是战斗文工团礼堂。同室的姑娘告诉我，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战斗文工团要坐公共汽车，然后要经过一大片菜田，而那菜田晚间是没有人迹的，一个人走是很可怕的。去还是不去？犹豫了一会，我决定还是去，不然我所为何来。晚饭后，待我在距文工团最近的车站下了汽车，天已大黑。向前望去，只见两壁黑黢黢的土崖，山一样立在两边。中间一条小路，伸向墨一般的黑暗。黑暗的彼岸，遥遥地闪着灯光，那是文工团的所在地。
站在土崖下，面对那浓浓的不可知的黑夜，才确实是犹豫了。但是既已来了，断没有中途返回的道理。于是，把两条辫子盘起来，扣在军帽里，打开折叠式的旅行剪刀，紧紧攥在手中。并且故意加大步伐，故意增强身体左右晃动的幅度——为的是看上去更像个小伙子，便雄赳赳战兢兢地踏进了黑暗，踏上黑黢黢的土崖下同样黑黢黢的小路，踏上菜田里凹凹凸凸的田埂。好漫长的一段路啊，当我终于来到战斗文工团的灯光下，只觉得后背的肌肉已经绷得发酸了。
要看的戏已经开演，什么内容早已忘记了。只记得幕间休息时遇到一个熟人，当他得知我是一个人摸黑从菜田走过来的，便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丫头胆够大的！”之后便去给我找车。戏散场后，我是搭了便车回到招待所的，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那一片菜田我是绝不敢再走第二次了。
山花朵朵
——给战斗在边疆的女战士
放映员
披一身风尘，映满脸霞光。肩头，扛负着放映机箱；脚下，踏破瀚海沙浪。边防部队的女放映员啊，英姿飒爽，斗志昂扬，纵横千里，转战边疆。把电影送到连队、哨所，把党的关怀带进边卡、营房。
这里，没有张挂银幕的舞台，更没有宏大宽敞的影院、剧场。有的是座座沙丘、滚滚黄浪，还有春日的风沙，盛夏的骄阳，秋天的毒蚊，严冬的雪霜……
但，这一切，在你的眼里，又算得了什么！连队的操场，是多好的露天剧场；哨所的墙壁，张挂影幕更便当，至于严峻的气候，瀚海中的沙丘、黄浪……正好把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坚强，把身体磨炼得更强壮！
工作劳累吗？条件艰苦吗？且听，伴着笑声，你的回答何等豪爽：“面向连队为兵服务，越苦越累心里越欢畅！”
你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洒在战士们的心房，你把高产的捷报、丰收的喜讯传遍军营。看“大庆红旗”满天飘扬，“大寨红花”遍地开放，战士们个个欢欣鼓舞，心红眼亮。看硝烟弥漫的《新闻简报》，非洲大陆上咚咚的战鼓，柬埔寨丛林中闪光的刀枪，一齐化作革命风雷，在战士们的胸中激荡。待明日，练兵场上，杀声震天，战斗的意志更顽强。啊，放映员，你给大家送来了精神的力量，给大家增强了保卫边疆的无穷信念……
银幕映丹心，边疆春花放。
茫茫大漠，散遍你前进的足迹，巍巍群山，飞扬着你豪迈的歌声：
祖国边陲随我走，
高山大漠任我闯；
乐在天涯干革命，
火红青春献给党。
边疆部队的女放映员们，你像沙漠上的红柳，沐朝阳，郁郁郁葱葱；你像碧空里的雄鹰，驾长风万里翱翔……
守机员
红闪闪，绿莹莹，是宝石？是流萤？不，那是总机台上的红绿信号灯。
机台旁，年轻的守机员，头戴耳机，手握塞绳，从日到夜，从黑到明，接通千万次电话。
头脑中牢记党的教导，胸怀里汹涌着青春的豪情。别看这耳机小小，塞绳轻轻，她呀，可掂得出分量能有多重。头上耳机，听的是五湖四海的涛声；手中塞绳，连接着部队的根根“神经”；“准备打仗”，她时刻牢记在心；“为人民服务”，她忠心耿耿。为用户通话，从不烦千查万找；为战备值班，日夜里把心弦紧绷。“电话跟人走”，是首长对她的赞语；“人民的勤务兵”，是用户对她的称赞。在平凡的岗位上，她是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塞绳连天下，银线通北京。战斗号令经她下达，重要消息由她传送。抢时间，战斗命令瞬息到边防；塞插处，胜利喜讯顷刻遍军营……
守机员啊，以塞绳为梭，银线当纬、当经，辛勤纺织着一幅保卫边疆而英勇战斗的壮丽图景；以震铃当键，机台作琴，精心弹奏着社会主义革命交响乐里的一组和声。
卫生员
亲切的笑脸上，饱含着战友的深情；雪白的工作服下，跳动着火热的红心。“白衣战士”这称号使你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也更使你懂得自己的工作和责任重千斤。
你在日记本扉页上，贴着两张照片——白求恩、雷锋；沸腾的心胸里，铭刻着八个大字——“精益求精、极端热忱”。英雄人物，是你做人的楷模；八个大字，是你工作的标准。
清晨，东方欲晓，朝霞似锦。你在起床号前起身，扫病房，拖地板，送药片，量体温……
晚上，星汉低垂，月光如银。早已夜静更深，你还在巡视病房，慢抬脚，步儿轻，看病员睡得可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