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的确是一颗才华横溢、光芒四射的星星。他在哈佛做研究生时，着名的莫维斯教授看这个亚洲学生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也不记半字笔记。而到了考试，这个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证据翔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班里有一个天才青年。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张光直就已经被文化人类学大家罗克教授称赞：“快要在我们系里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真了不起，十年来在人类学系里读博士的学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试时，他对各教授问他的各问题，答得那么应对如流，对理论对事实，都能把握得那么精深正确；不到半小时，大家都认为不须再问下去，于是都起来和他握手道贺。现在我们已经内定了聘他在本系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论文后，即正式发聘书。”
此后的张光直可谓声名显赫。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6年，1977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从事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1年至1984年兼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为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更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
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和史前时代东南沿海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几个问题的阐述中颇有建树。 1986年，张光直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有城市、有国家、有文字、有伟大艺术的新社会的产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秩序所造成的财富过度集中的结果。这条道路是非西方世界文明演进的共同道路，比如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大洋洲地区的文明等，都属于这条道路的例证。因此，社会科学应当根据体系完备、资料翔实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问题，应该修正现行世界史教科书中洗发膏本位主义的流行观念。
张光直的研究，一下子将中国考古学从中国历史的范畴中拉出来，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置身于文化演变的复杂过程当中。80年代以来，当中国考古学研究初现多元化色彩之时，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不但成为这块多元色彩中最为醒目的一块，而且对这种多元化的来临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相互作用圈”理论，“亚美巫教底层学说”等，他介绍和倡导的聚落考古学等，不但赫然成为一家之言，也已经够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方法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张光直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架桥人”。他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为中西方考古学的接轨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张光直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几乎不被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先生可谓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有了改善。1975年，张光直参加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在离开北京近三十年后第一次访问北京。那时，与中国考古界同仁接触的机会仍非常受限制，在紧接着的1977年他又回国作了探亲旅游，1978年随汉代史研究代表团访华。但中国的政治状况渐渐好转，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去美作学术访问，起先是短期交流，后来则作较长时间的地停留。开始这种机会仅限于年高资深的学者，80年代中期以后，年轻考古学家也陆续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张光直不知疲倦地担当着主人的角色，组织了无数次演讲、圆桌讨论、学术沙龙和宴会。自1980年开始，张光直还接纳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的一些学生在进入哈佛之前，也曾在中国接受过考古学训练。在80年代，他组织过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国际商文明学术会议”和1986年在弗吉尼亚的“古代中国和社会科学理论研讨会”。当时，外国学者还根本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台湾学者也禁止前来大陆，大陆学者访问台湾更不可能。这两次会议为海峡两岸的学者以后的经常交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80年代和90年代，张光直频频出访中国，有时一年几次。他对各地的大学作了短期访问，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张光直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大陆进行发掘，并为此奔走劳碌，甚至都已经争取到了基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得以实现。
《古代中国考古学》是在张光直先生最有影响的着作之一。该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四版，用英美人熟悉的语言全面介绍古代中国考古学，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递给西方世界，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等书，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圣经”，至今无人取代，被誉为是“比任何其他着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国放在美国人类学意识的地图”上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典范分析。 张光直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大学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这是他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身患重病后非常放心不下的一件事。这样的担心不但“涉及到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张先生还是台湾考古学的创立人，为台湾的史前考古做出了杰出贡献。1994年他经过多番努力，促成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成立，并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是两个影响深远的田野考古项目，对台湾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张光直先生一生培养多位英才，也影响了多位学者的学术道路。许倬云、******、徐苹芳、巫鸿、李零等学者们，都对先生勤奋严谨、大气磅礴的治学风格，谦虚礼貌、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外冷内热、志存高远的气质性格有着深刻印象。张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组织办事能力上，都表现出了无穷的动力，感染和鼓励了众多学者。
1996年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光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授奖辞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张光直教授为中国和东南亚考古的进步和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他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贡献，无人能望其项背。张光直教授几乎是独立一人担负了培养三代考古学研究生的重任，这些学生目前正执掌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重要大学的教席……亚洲研究学会特此授予张光直教授最高的学术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学会主席和各位成员与光临今天授奖仪式的诸位一道，宣布张教授为我们学会最杰出和最有成就的一员。” 在成就和名誉的背后，张光直先生常年饱受帕金森症的煎熬，1997年虽做了脑部胚胎移植疗法，健康却无起色。但他无言地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争取时间，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1年1月3日，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病逝，享年七十岁。
然而，正如******先生在怀念张光直先生的文中所言：“他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但是他的光和热已永远留在人间。”
昭穆制、宗法制和封建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三个关键制度。二十世纪初期伟大的中国古史学者王国维曾经相信昭穆、宗法与封建制度是周人的发明与商人的制度相异。实际上，照新的材料与新的研究已经很清楚的指明，这些中国青铜时代大部时期中的中心制度。如果将这些名词用比较熟知的人类学术语来作临时性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穆称为两元性的首领制度，将宗法称为分枝的宗族制度，将封建为分枝宗族在新城邑中的建立。
（1）昭穆。在青铜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最上层坐着国王和他的王族；后者是由王和有继承王位资格的或与有继承王位资格的人有直系关系的全部男性亲属和他们的女性的配偶所组成的了这个单位多半是封闭性的，而且是部份的内婚的。依据近来对夏商王制的研究，三代（除了周代后期以外）的王位继承制度可能是在内婚王族之内若干产生继承人的单位之间轮流继承的制度，而这些单位分为两个主要的单元。在王室的祖庙里，这种两元制度便反映为周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所谓昭穆制度——昭级的祖先排入在中央的太祖的左边（即东边）的昭庙里，而穆级的祖先放入右边的穆庙里。在这里应特别提明一下的是这种轮袭的说法，只是祖庙昭穆制的可能解释之一，而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在这上面的看法是并不一致的。
（2）宗法。上述的王族是位于一个父系氏族的尖端上；这个父系氏族的成员宣称他们都是由同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祖先传下来的。氏族的下面又分为若干宗族；宗族的成员彼此都有从系谱上可以追溯下来的血亲关系，而在同一个宗族之内其成员根据他们下室式的房屋。
当为不同的氏族所支配的列国发生接触关系时，它们彼此时常变化的地位要由好几个因素来决定。婚姻关系不但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团结，而且会帮助决定，或至少反映着互相通婚的列国之间的相对政治地位。相对的地位也可能由战争来决定，而战争俘虏形成社会的最低的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