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央研究院，首先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科学家，也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民主革命家。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很快就使北京大学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他聘请的教授中，有提倡共产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有主张汉字革命的钱玄同，还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忠于清王朝的辜鸿铭等。他认为人才难得，只要学有专长，就加以聘任。"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毅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表示要与腐败的北洋政府断绝关系。1927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对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考察研究，准备着手发掘。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满清政府疲于应付内外的交困，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顾及国之瑰宝——甲骨文的保护与研究。一时间，京津沪的文人墨客、上流人等，无不言必甲骨、话必契刻。为此，他们跑遍了药店，也买遍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在几无所获之后，就更盯住了古董商的搜求。古董商为了囤积居奇，赚取更大的利益，便大肆宣传说，安阳小屯早已没有甲骨出土了。当时社会上，似乎自己没有收藏几片甲骨文，就不是文化人一样。上海滩上就有一位如此附庸风雅的人物，那就是收藏甲骨28000多片的刘体智。虽然，他称得上是一个收藏大家，但是，刘体智到底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还得求别人帮助。在中国的外国人呢，以传教士为主，他们中不少人接受过新学，手头银子又多，便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宝物。小屯村里，由于时常有古董商坐催，农民也都大肆进行盗掘。挖来挖去，把个好端端的耕地戳得尽是窟窿。有的农民挖出了甲骨，结果，地主找上门来，说地是他们家的。有的因为挖甲骨，地洞塌方出了人命。一来二去的，有的甚至打起了官司。同时，大肆的盗掘也毁坏了不少文物。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安阳小屯的地下还有甲骨文吗？这片殷墟遗址上还有科学发掘的可能吗？于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派董作宾来打打前站。1928年8月，董作宾乘上京汉铁路火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安阳。站在简陋的站台上，董作宾四下看了看，一片破旧，一派苍凉。此时，董作宾大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趟安阳之行，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下火车，董作宾住进一家小客栈里，简单一收拾，就直奔彰德十一中学而去。
彰德十一中学，其前身为安阳中学。安阳中学的所在，即是宋代名相安阳籍人氏韩琦的昼锦堂。我国近代着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曾在这里教授过算学和法语，之后，他留学法国，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名叫张尚德。张校长小时候就听祖父说过，安阳小屯地下有龟版，这龟版是神物，能知凶吉，上面还有古老的文字呢。他一直想去看看。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董作宾来到学校，说是询问甲骨文的情况。于是，张尚德打开了话匣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直听得董作宾双目放光。他们约好，第二天去小屯踏访。
出了校门，董作宾没有立即回客栈。他沿着南北大街来到了钟楼。钟楼位于老城中心线上，登高远望，彰德风光尽收眼底。钟楼往东几步光景，路北有一爿小店——专门经营古董的“遵古斋”。董作宾迈进遵古斋，店掌柜王嘉瑞起身迎接。一听说问的是小屯的事，王掌柜的以为来者也是古董商哩。
王掌柜是本地名门望族，城里乡下都有房地产。老大王嘉祥在弟兄几个里面读的书最多，平时也爱收集个古玩什么的，在彰德城里，凡有个古画、瓷瓶、铜器的，都爱找他鉴定。自从乡下出了甲骨文，来安阳的古董商自然多了起来，遵古斋也就应运而生。这几年，南北四京的古董商可没少在安阳落脚，遵古斋也就成了他们商讨买卖的好地方。遵古斋忙了，弟兄们都来帮忙。然而，要说鉴定的好眼力，还是老大为最。于是，老大王嘉祥亲自出马下乡收购，老四王嘉瑞倒成了掌柜的了。
董作宾见了王嘉瑞，问得极为详细。王嘉瑞呢，也是竭尽全力。正在此时，又进来一位，他就是被董作宾称为“真正的天才”的河北人蓝葆光。以刻伪片而闻名的蓝葆光知道了董作宾的身份以后，就郑重地送了一片自己刻的完整的龟腹甲给他。董作宾接过这块假造的龟版看看，只见其背后的钻灼都是原来的。只是原来的龟版上刻得文字较少，蓝葆光又加刻了许多而已 。不过，蓝葆光的“手艺”也只能糊弄一点也不懂的人罢了。因为他不懂甲骨文文例，刻的卜辞也就牛头不照马嘴。董作宾稍坐片刻，便起身要走，又随手掏给蓝葆光几块银圆。
第二天，好一个秋高气爽的晴空丽日。董作宾与张尚德一同前往小屯。出了北门，他们俩叫了一辆车子，一路秋风习习，不一回儿，就已经看见小屯村了。村头绿树阴下，有一座破旧的五圣祠。祠前的空地上，几个农民坐在那儿聊天。听说来意，正吸烟的老者连连摇头：没了没了，早点儿干啥了？不看看啥年月啦！那位年轻一点的说：怎么没有？想找咱去看看！他小声地俯在董作宾的耳朵上说：“家里都有藏货呢！”说着，他自告奋勇要为董作宾带路。绕过一家家农户房宅之间的窄狭的曲径，穿过村子，眼前豁然开朗。远远地就看见了一里开外的洹河。殷墟小屯三面环水，真乃风水宝地耶！此时秋粮正壮，走不进人去。一见有了上边来的人，就一两个三五个地跟了上来。董作宾听村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二三十年来挖宝的情况，又独自沿着洹河西去，走了一会儿。他看见地上一个白点子，低下头去抠了出来，原来是一块刻字甲骨呢！一路上，他竟得到大大小小十几片甲骨，当然，都是些碎片片，上面字不多。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告知，除了古董商的大肆收集，外国人也对甲骨文特别地垂青。为了发财，村民们大都投入了其中去。村上有个地主叫朱坤的，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宝队，他让雇来的青年农民住在地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垒上炉子，支起大锅，正而八经地干了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顾人干起来。三弄两不弄的，两家发生了冲突。主人一招呼，双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死战。后来，还告到了官府。县官下令：谁也不得再挖宝贝，这才偃旗息鼓。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饥寒交迫的村民们又一次相约挖宝。直到1928年的春天，北伐军在安阳一带作战，驻兵洹水南岸。农民们不能种地，只好又挖起甲骨来。
董作宾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没有几天，董作宾带着500元的发掘费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董作宾依然住在第十一中学里，每天到小屯去发掘。他和郭宝钧、王湘、李春昱等人一共进行了17天的发掘，共出土甲骨文854片，还出土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
从1928年至1937年，由此开始的殷墟科学发掘一直进行了15次之多，永远地载入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册。 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开创之功，功不可没。
董作宾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着作。由他发端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着。
1942年4月1日，董作宾在四川南溪写到：“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着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他回忆当年春天在成都访问郭沫若时的情景，感叹与之“神交十载”，自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他发誓一生从事甲骨文研究，“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1949年，董作宾到了台湾以后，受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后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一生着作甚丰，有专着十余部。1949年以后的有：《中国年历总谱》《甲骨学六十年》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为其代表作，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抗战期间，1938年史语所在昆明龙头村时，他对发掘出土的甲骨大量描摹，为日后书写甲骨对联打下了基础。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离开了祖国大陆，离开了殷墟，困守孤岛，晚年的董作宾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他在1956年所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中说：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他未能看到祖国今天的发展，甲骨学今日研究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