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推行免役法，对户等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免役募役能否顺利进行，关键是役钱的征收能否做到公平合理；而役钱的公平合理又取决于户等的公正。王安石说：“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劳役必不均矣。”为了使役钱负担均平，就需要详细区分各家家产的高下。熙宁四年（1071年）规定“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即把原来的五等再细分为十等，这个方法一度推行过。放免灾区役钱令称“除放第五等中等以下役钱”；到新法多被废止的元祐元年（1086年），监察御史上官均仍然说有的地方“盖上户产业本等中又分五等”。由于划分的细致严格，所以规定整饬户等的期限由原来的三年改为五年，以保证相对稳定的役钱数额。不仅役钱的征收，连募役的实施也依照户等的高下，规定衙前役须募三等以上家庭充任。时人评论役法改革，都分别按上中下各等户的不同情况而言之，免役募役与实行差役的时候一样，户等制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五等户制与赋税杂派。制定乡村五等户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征派不同类别的徭役，同时也与税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有关记载来看，二税税粮的征收依据的是田亩的数量与质量，与人丁、户等的关系似乎不太密切，但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在《宋元乡村制の研究》第一编指出，两税额是根据各家的土地的多少计算出来的，但在征收中由于户等的作用，各家的实际负担就等于两税原额“＋a”，这个a 就是相应于户等高下而产生的差额。事实上赋税是离不开户等的，尤其是折变、蠲免的时候更要借助户等，杂派也依据户等高下而定。
税钱、绢帛的征收。钱帛经常直接按户等高下摊派，南宋时期台州规定，上供调绢从第一、二、三等户资钱家活钱中起纳，折绢钱从第四、五等户资产中起纳，绵从第一等户资产钱中科折，折帛钱从第一至第四等户资产中起纳全都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征收。并且还具体规定了某等民户家庭按资产或资产钱、家活钱数缴纳的办法。从这几个项目看，第四、五等户的负担高于第一、二等户家庭，这大概因为按规定税粮多由上中户家庭负担（上中户家中地亩多），而税钱、绢帛就有意识地侧重于下户家庭了。不仅两宋政权是这样，连刘豫的伪齐也曾经“罢什一税法，改行五等税法”，可见赋税与五等户制一直有关系。
催征税物。户等在两宋的两税征派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定税额不按户等，但催税的时候经常依据各家的户等高下，《宋史》卷34《2王岩叟传》载元祐时传主建议“天下积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责扰，乞随等第立多寡催税法”。这个建议被采纳后成了定制，据李元弼《作邑自箴》卷8记载，催放税物的时候按各家的户等高下排定先后和多少，税收时间到中限时官府要出告示催促，告示的格式为：
乡村人户，仰火急前来了纳户下税物。县司已指定某月某日先勾第一等至第三等欠户勘决，其第四第五等欠户某月某日勾追施行。的不虚示。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咸平二年（999年）“免杭州中等户今岁身丁钱，旱故也”；皇祐三年（1051年）两浙水灾地区“四等以下户税物特与倚阁”；皇祐五年诏“第四第五等户残欠科物并倚阁”；熙宁七年（1074年）令河北转运司“巡饬户第四等以下放税及五分以上”；元丰元年（1078年）令开封等处“权停催理四等以下户欠负”，京东路“其第四等以下户欠今夏残税权与倚阁”；次年河北路“权住催理第四等以下户逋负，候夏熟日输纳”等等。还有，蠲免役钱的时候也按户等，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府诸县请“民岁纳役钱，其乡村第四等已下并免”；熙宁六年陈枢说“两浙第五等户约百万，出役钱才五六万缗，钱寡而敷甚重，且第五等旧无役，请蠲免。诏除之”；熙宁七年令灾伤州县“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无以输者，委州县保明申提举司，体量诣实于役剩钱内量分数，或尽蠲之”；元丰元年（1078年）诏广西诸州“运粮充夫之家，第一等第二等以上更放一料役钱二分，第三等放一料五分，第四等第五等以下全放两料”；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请将“第三等以上户令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放免”；同年诏令河北路保甲“见欠弓箭钱如系第四等以下户，委经灾伤减放；今年秋税权住，候来年夏日拘催”此类记载极为普遍，并且很少是将全体民户一同放免（像汉唐那样），大都是按户等放免一些下等民户家庭。
折变税物。税粮时常折变为其他东西缴纳，“或议以为绢者，上三等所有；而布与麦者，第四等以下户所产，故邻郡往往等第分纳之”；“秔既不多，故下户有折解钱，自苗米一石以下，每斗折纳现钱五十六文足，贫民以为便”。两浙、淮南、荆湖诸路在嘉祐年间常把夏税一律折钱绢，一等户折纳小绫，每匹二贯八百五十文省；第二等以下至客户折纳小麦，每斗九十四文省。也是以各家的户等高下来决定折合方式。
青苗法。熙宁三年（1070年）决定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发放青苗钱，“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韩琦说“每户支（青苗）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都是严格按户等高下规定各家的借贷数额的，为了保证能够偿还，让富庶家庭贷钱多，贫穷家庭贷钱少。这方面的记载极多，不再胪列。
常平钱。《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天圣元年（1023年）徐州连遭水灾，“民颇艰食，已尝发常平仓及以粮种贷中下户”；景祐四年（1037年）开封府“出常平仓粟贷中等以下户，户一斛”；宝元二年（1039年）梓夔诸路饥荒，以常平钱“尽给四等以下户”；元丰四年（1081年）诏“闻阶成凤岷州人户缺食流移，令逐州第四等以下户支借常平粮斛，每户不得过两石”；六年又诏河北路常平司“随本处州县人户赊销，内第三等不得过两石，第四等第五等不得过一石”。司马光于治平四年（1067年）和元祐元年（1086年）两次上书，主张各县常平仓自行赈济流民，“若斛斗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从版籍，先从下等，次第赈济”；“据乡村五等人户逐户计口，出给历头若本县米谷数少，则先从下户出给历头，有余则并及上户”。元祐年间定州闹水灾，苏轼奏请朝廷将常平米九万石减价二分出卖，军中陈粮二万石借给一、二等民户家庭，让他们用这些粮食来赈济无钱买粮的贫穷家庭。江东水灾的时候诏令“于常平钱内取拨，借第四等以下人户收买稻种”。在收常平钱的时候还曾专门整饬户等，绍圣元年（1094年）有人建议“请逐县各具物力上于常平官，总一路为五等，每等以五为差，列为二十五等递减。如上一等每一贯物力出十钱，则上二等出九钱”。这样的划分就更为细致了。
义仓。收义仓粟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定数量，庆历四年（1044年）令义仓“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斗，随税以入”；熙宁年间唐州义仓收粮食，“令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即夏秋两征。义仓粟发放的时候也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办法基本上与常平钱相同。
佃种官田。天圣初年各地的荒田很多，“仍先许中等以下户请射，如有余者，方许富豪请佃”。元符年间河北路的“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佃，与免租三年”。河北牧马草地“除留牧放外，余田听下户请佃”；彭龟年《止堂集》卷6也说“在法：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佃，所以优之也”等等，都离不开户等。
支移。元祐元年（1086年），“晋州第三第四等人户税有移于太原及石州，尽不下五百里，所费皆数倍。第五等税自来只纳于本邑，今亦移之本州及外镇县”。第二年陕西提举司请“今后赋税将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户一百里内。如人户不愿支移，乞纳地理脚钱者，亦相度分为三等钱数，各从其便”。当时缴纳赋税常“以支移为名，其实不离本处，止令税户每斗纳脚钱十八文”。税额与户等同样基于资产，所以脚钱按税额而定实际也就是按各家的户等高下而定。
和买。北宋前期的和买似乎与户等无关，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和买和籴与户等的关系才密切起来，“惟熙丰制以五等，和买三等止，其二等不与”，即只让上三等家庭和买，而不涉及第四、五等贫下家庭。元丰年间西川六州军和买七十万匹布，规定“系上三等税户名下均定收买”，也是只涉及上三等户家庭。北宋末年已经不再限于上三等户而波及下户家庭了，如台州海宁县家业不过数十贯的下户共四千八百户，都均敷给和买绢了。后来干脆连第五等户也和买，余姚等县和买的时候已经算及物力十五贯以下的家庭，“江西及浙江平江等处和买，通五等皆敷”。不仅东南，西南地区也是如此，“察全蜀饷道岁大约以石计者一百五十余万，中六十余万科之边氓，量家业以定均敷之数，名和籴，实强取”。所谓“量家业”，即含根据各家户等高下之意。
养军马。军马让民间代养或让各家代买代养以抵税役，称为保马法。养军马的时候也要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分派，元祐元年（1086年）河北、京东、河东和陕西赋马，“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养者复其一丁”。稍前的元丰年间霍翔曾建议各保甲出钱代养，连养不起马的四五等户贫穷家庭也要出“助钱”集资养马。实行保马法的时候解释说：乡村民户“三等以上为一保，四等五等十户为一社，以偿死病补偿者。保甲马即马户独偿之，社户马半使社偿之”。不过，保马法在北宋时期只存在于地处前线的北方边地，波及面不大。
纳刍草。官府的马需要让民间纳刍草饲养，也按各家的户等高下派任务。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三司请于畿县和市刍，诏中等以下免之”；天圣元年（1023年）“畿内体量草凡千万束，输未及半雨久不止。上曰：霖雨逾旬，草价腾踊，四等以下户悉蠲之”；元丰元年（1078年）诏令“开封府界第四等户体量纳草于本县”；元祐五年（1090年）开封府买刍草时令“三等以上户以京东布折价，第四等给现钱，并赴在京诸场送纳”。大观四年（1110年）诏令透露，当时常让在不毛之地的民户“出刍草之直，上户或至数百缗，下户亦不下十缗”。数量都比较大。
纳盐钱买盐。盐是民家必用之物，历来是官府与商人争利的大宗商品。嘉祐七年（1062年）虔州“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摊派买盐也按户等，元丰六年（1083年）琼州“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大观年间以收盐钱多少为考课官吏的标准，因之“东南诸州每县三等以上户俱以物产高下勒认盐钱之多寡，上户岁限有至千缗，第三等末户不下三五十贯”。南宋时期兴安县“视物力之高下，均盐箩之多少，名为劝诱，实则抑配。先令施钱纳银，其余抵以物产凡昔之上中户，今皆破荡家业矣”；自淳熙年间以后，各州郡“不论贫富，并计口科卖，向时上户抑配之苦，今又移之下户矣”。还有一种按丁征收的盐钱，实际也是按各家的户等而定的，大观年间规定三丁纳绢一匹为盐钱，绢涨价后让五等以下家庭每丁绢一丈，绵一两；常州则规定五等户和客户家庭每丁纳丁盐钱二百文，数量也不算小。
配酒钱。官府榷酒求利也按乡村民户家庭的贫富寻机科配酒钱，南宋时期荆门军规定“诸乡村去州二十里外，有吉凶聚会，听人户纳钱买引，于邻近酒户寄造，上户纳钱三贯造酒十石；中户则二贯造七石；下户则一贯造三石”。加之“至人户投买之时，县吏复视其物力多寡抑勒出钱”，致使“中下户无力出钱买引，遂有过期不成婚姻者”。湖北地区也有“贫者不捐万钱于寄造之家，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的情况，以致成为中下户家庭的一项经常性的负担了。
其他的临时性的杂派也经常依据各家的户等高下，如仁宗为抵御西夏，“上户科配一户至有万缗之费”。宋人沈征说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多收税钱，“敛及下户”。摊买军粮、出钱修路、守帝王陵墓都要依据各家的户等。为防生子不育，官府颁行“胎养法”，具体规定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民家庭生子支给免役宽剩钱四千，后改为“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以下给义仓米一斛”。按户等摊派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如《水浒传》第23回写武松打虎下山后，村中出羊、酒和凑赏钱的都是上户家庭。
总之，从乡村五等户制度与役法、税法、杂派、赈恤等方面的关系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划分乡村民户家庭为五等，首先是为了职役差役的征发，并且同税役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经常性的密切关系，乡村五等户制度是宋代财政制度的主要依据。乡村五等户制就其作用的广泛性、重要性和经常性而言，超过了以往各代，也为后代所不及；而且在清晰地反映乡村家庭的经济阶层和经济生活状况方面，也达到了相当准确、相当精细的程度。
二、宋代城镇坊郭家庭的户等划分与税役负担
划分坊郭户等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向城镇工商业者和市民家庭征派税役。商税自先秦时期就已经有记载，在汉代有专门的“市籍”，但坊郭户与乡村户的对称则最早见于《唐会要》卷5《8户部尚书》所记元和五年（810年）李仁素的奏文。关于坊郭家庭的户等划分，虽然在《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就记载说，北魏明帝孝昌二年（526年）税市，“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唐代又屡有防止富商大贾“以州县甲等更为下户”之说，但是据德宗和穆宗年间两次“始定店户等第”来看，这些都属于临时性的。《唐六典·户部》所记载的商人家庭的税额按上上至下下九等分派，仍然是把商人家庭单独划等，而不是划分全体市民家庭的坊郭户等。入宋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官府对工商业者的管理和征税也更为重视，加之北宋前期坊市制的解体，工商税收难以按原来的居民区和店铺摊派，亟须一种新的征派工具。
因此，宋代在划分乡村五等户制的同时，也出现了正式的坊郭家庭的户等划分制度。
1.划分坊郭户等的制度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