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客户在租地而耕的同时必须尽量租牛的具体经济原因，也是耕牛出租关系所以构成的具体经济原因。当然，具体的经济原因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起作用，这就是有关论著经常谈到的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使得多数破产小农既不能上升为自耕农，也不会沦为奴婢，而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又不允许他们大量流入城市，只能成为地主的佃农客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这个具体的经济原因，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具体的经济原因，地主把客户紧紧地束缚住了。并且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作为农业生产资料主要组成部分的耕牛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耕牛出租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社会影响尤其是对客户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了。
耕牛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介入了租佃关系，成了束缚客户的又一条绳索。从量上讲，在缴纳地租的同时又加上了牛租“，计其所输，已过半直，是以贫者愈贫”，客户家庭的经济地位日趋低下，完全失去了独立的耕作能力，只好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靠租地租牛来勉强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从质上看，本来作为生产工具的耕牛，变成了地主控制客户的工具，使客户原来对土地的隶属又加上了一层对役畜的隶属，依附性加大了。就是说，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讲，由于耕牛介入了租佃关系，使客户对地主的经济依附较前更加严重了。明确了这个前提，才有可能对宋代客户的身份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从他们可以自由起移而不再是终身隶属于某一家地主来看，人身依附关系即超经济强制确实较前减缓了；但超经济强制的减缓却是以经济强制的加重为前提的。因为地租加上牛租，地主用来束缚客户的锁链加粗加重了，纵然放长放松一些，客户也难以改变佃农客户的命运。从某个具体地主来说，他不必担心因此找不到供其剥削的客户。同时还必须考虑到，正像明清时期佃户争夺永佃权一样，丧失了独立的耕作能力、对地主的经济依赖日趋强化的宋代客户并不一定希望过地起移。如南宋初战乱之后地主争夺客户引起诉讼，王之道上书“乞自今以往应尝为人佃客而艰难之际不见收养，至转徙他处者，虽有契券州县不得受理”。可见，在某些时候自由起移的法令反而成了地主驱赶客户的借口，我们对这个战乱灾荒特别多的宋代所颁行的放免法令的积极意义不应估计过高。因为一方面是超经济强制减缓即政治身份的提高，一方面是经济强制加重即经济地位下降，总的看来，宋代客户家庭的社会地位较之前代的佃农家庭并没有提高。
四、宋代农家经济的新特色和家庭经济观念
前面三个题目，主要是从官府划分户等的角度来透视宋代的家庭经济阶层和各种家庭的经济状况。接下来，具体看一下普通乡村家庭的生产经营情况、特点及其家庭经济观念。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农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首先是人口数量和土地利用面积的增加，北宋版图比唐代小，南宋更是半壁河山，但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口却呈增长势头，到北宋中期以后突破了一亿，在南宋时期总人口也达六七千万，与盛唐人口持平。而且宋代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平原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两浙路、成都府路和开封周围。农田面积与人口的增加同步，在两宋三百多年间，没有战乱的时候也常颁布垦荒的诏令，并采取扶植措施，比如出租耕牛给民户。加上水田、山田的开发，到北宋真宗年间在籍的耕地达到525万顷，加上隐漏未报的，可能达到800万顷以上，已经与唐代不相上下。但宋代版图小，土地的开垦和利用率已相当高了。其次，与垦田增加相配套的，还有水利设施的大规模整修，在缺牛的地区推广踏犁，在种水稻的地区推行秧马，并且选育了一些优良品种如占城稻，在南方推广五谷杂粮特别是小麦的种植，改变了南北各地农作物单一的状况。由于这些措施，宋代亩产量明显提高，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谷物2至3石，淮河以南可达到4石以上，都比唐代有所提高。北方稳定了一年两熟，江南可以达到一年两熟三熟，土地利用率明显提高了，促使土地利用率提高的另一个因素，是棉花种植的普及。在此之前，南北各地都植桑养蚕，桑树一旦种下就可采摘多年，而棉花则是一年一种植，可以灵活调节耕种品种，使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土地利用率提高以后，从全社会来看，可以有更多的农民走出农村专门去从事工商业；也可以不离开土地，把一部分种粮食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进行商品生产，因为粮食产量增加以后可以分出一些田地和劳动力从事这些事情了，宋代商品经济明显发展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从单个家庭来看也是这样，有二三十亩地的小农原来只能忙于粮食的种植，从事“糊口农业”的生产，勉强保证全家的温饱和缴税；现在产量提高了，用十几亩地就可以保证这些需求，便可以拿出几亩地来种植商业性农作物，或者腾出一个人去从事工商业了。两宋时期的农村中，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很多家庭不再单一种植粮食，出现了不少兼营或者干脆专营其他行业的家庭，有的学者仿照现代的说法称之为“农村专业户”。
1.农村的生产“专业户”
所谓的农村专业户，是乡村中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如今改为从事以交易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已经专业化了。这种在乡村中专事商业性生产的家庭并不是从宋代才有，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说：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若千亩麦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这是描述各地乡村中作物种植的多样化，也是说一个家庭如果能种植其中一种作物，种上一千株，就与千户侯一样富足了。司马迁称这种不当官，但“自有园田收养之给”的家庭为“素封”，因为他们的收入不比那些诸侯少。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中的这种专门从事粮食之外的种植的家庭不是很多，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足以拿出田地和人手去从事这些事情。宋代农业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促使乡村中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家庭多了起来，宋代文献中常有“茶户”、“漆户”之类的称呼，以及某村民“以桑蚕为业”、“以艺茶为业”的记载，说明从这个时期开始农村家庭的生产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茶园户也称茶户、园户。茶叶的大规模种植始于唐朝，到宋代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江西、湖南成了产茶的重点地区，沿长江中下游一线都有了茶叶生产。在产茶地区有很多“茶农”，开始的时候多是在种粮食的同时在山上栽一些茶树，以种茶为副业；由于种茶收益高，渐渐地有些家庭就放弃了粮食种植，专门从事茶叶的种植和加工了，成了种茶的专业户。他们“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家庭生活中的开销全靠卖茶叶来换取，这是一些“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的家庭，他们“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一般家庭的茶园比较小，只能生产一二百斤，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的。这种小自耕农式的种茶专业户单个的力量很小，但合起来看，却是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宋代茶商买茶、官府榷中经茶，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小自耕农式的种茶专业户；至于年产数万斤的茶园，相当于地主的大茶园户，或者集营，或者分散出租给茶农，历来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者所注目，其实这种大茶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官府在产茶多的淮南蕲、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置山场种茶，“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对这种方式，有关论著主要是从榷茶的角度看官府对茶户的控制，其实，这正反映出这些“园户”大都是一些“本钱”不足的普通农户，官府只是在销售上统了起来，生产过程仍然是家庭化的。不仅如此，宋代还有专门加工茶叶的民户，称为“焙户”，据说加工焙制茶叶的多是家庭作坊，比如在福建建溪有官私焙制茶叶的作坊336处，官焙才32处，另外304处是民间的家庭作坊。焙制茶叶需要用慢火“养”几十天才能保证质量，种茶的农户“无力养火，故茶虽好而色亦青黑”，只能让专门焙制茶叶的家庭去加工制作了。
织机户种桑养蚕缫丝织绢历来是小农家庭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男耕女织”是农民家庭生产的通常的格局。宋代开始，在此基础上有了一个新变化，就是放弃粮食种植，专事桑蚕及丝织的农户多了起来，因为人们已经发现“养蚕之利，逾于稼穑”，比种粮食收获大得多。这是就北方的“河朔山东”而言的，南方也是如此，两浙地区的很多农家就是“以蚕为岁计”的，由于单纯种粮“谷食不足”所以才“惟蚕桑是务”了。湖州一个叫朱佛大的人“递年以蚕桑为业”，成为典型的桑蚕专业户；这并不是个别的情况，往往是一个地方家家户户都这样，太湖一带有三个乡村，三千多户人家，“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靠水运贩卖绢帛和水果换取生活用品。南宋初年有个冬天湖水封冻了，“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因为他们自己早已经不种粮食了。陈旉在《农书》卷下以湖州的生产状况为例算了一笔账：
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二十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俟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
且不说“十口之家”是否符合实际，至少说明养三五箔蚕就可以维持通常的“五口之家”的生活了。而且家人劳作起来比农耕效率高，因为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妇女的作用。有的地方还自发地形成了桑蚕丝织过程中的专业分工，有的家庭专门卖桑叶而不养蚕，更不织绢，宋人诗中描述过一个养蚕的农户非常内行，也非常勤快，养的蚕很好，自己却不种桑树，因为他“客寓无田园，专仰买桑供”，养蚕用的桑叶全是买来的。有一年桑叶价格猛涨十倍，许多专门养蚕的家庭买不起，把蚕养到半路不及吐丝就丢弃了，“民多以为忧，至举家哭于蚕室”。还有有关论著考察生产关系的时候经常提到的“织户”，不种桑不养蚕，直接购买蚕茧，缫丝织绢，比如婺州“织罗为生”的人家，建康“俗以织纱为业”的人家，都是专门织绢帛的，有的甚至连缫丝也不做，直接购买缫好的蚕丝。有的织绢专业户摊子比较大，自家人忙不过来，还需要雇工，在《夷坚志》的神话传说中，有些半夜赶路遇上鬼怪的人，就是到外乡为“机户”打工干活的“织工”，男女都有，如百石村民、李姥等。陆游曾经记述过亳州的两个家庭（实际上已经是家族了）织一种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但这种轻纱在亳州只有两家能织，别人不会，“相与世世为婚，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年矣”。这种习俗下织轻纱的家庭自然是专门从事织绢的专业户。
糖霜户种植甘蔗的民户有的不榨糖，只出售甘蔗，可以称为蔗户；但纯粹的蔗户不多，他们至少会制作工序简单的砂糖。至于工序复杂的糖霜（即今天说的冰糖）则需要专业户来生产了。制作糖霜的技术是从唐后期开始的，但专门从事糖霜生产的家庭——糖霜户，却主要是在宋代以后出现的。遂宁（今属四川）一带出产优质甘蔗，也是优质糖霜的出产地，遂宁府的小溪县、蓬溪县山区有很多地方不种粮食，也不种桑麻，专门种甘蔗制糖，“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专门生产糖霜的民户动辄数百家。遂宁府的糖霜户包括蔗户，大约有500户。与种茶、织绢的专业民户比起来，糖霜户要少一些，这是因为甘蔗的生产区域比茶、桑小，而且制糖霜的工艺复杂，从种植甘蔗到制成糖霜需要近两年的时间，必须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垫付本钱的家庭才能从事生产。特别是专业化生产，有的地方“虽多蔗田，不能成霜，岁压糖水卖山前诸家”，给有生产能力的家庭提供半成品的原料。在专门生产糖霜的家庭中，“每家多者数十瓮，少则一二瓮”，有几十瓮的属于“上户”，自己不种甘蔗，收买甘蔗作原料，然后雇工生产，实际上已经是家庭式的作坊；更多的是只有一两瓮糖霜的家庭，据漆侠先生考察，这种糖霜户相当于四等民户即自耕农，“这样一个专门户，大体上是靠自己一家的劳动，从植蔗到制霜，完成全部生产过程”。不只是生产优质糖霜的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如惠安（今属广东）在“宋时王孙、走马棣及斗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辐凑”，官府在此还置监收税。据漆侠先生估计，当时这种专门经营榨糖业的专业户大约有5000户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