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在经济力量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能搞奢侈的消费，“或虽财力可办，而过于侈靡，近于不急，皆妄费也”。该花的花费多少都应该，不该花的多花一文也不对，“合用万钱者用万钱，不谓之侈；合用百钱者用百钱，不谓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所谓“取中”，就是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叶梦得说，“自奉宜俭，至于往来相交，礼所当尽者，当及时尽之，可厚而不可薄。然开源节流，不在悭琐为能，凡事贵乎适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宋人家训中反复出现的告诫子孙节俭的内容，既是对传统治家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宋代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的警惕。陆游说，当时“风俗方日坏，可忧者非一事”；“徒为重费，皆不须为也”。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反复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从内心里对“近岁风尤为侈靡”的现实看不惯；他还用北宋大官僚寇準的子孙奢侈败家的例子来教训子孙，“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败家者多矣，不可遍数”。节俭成家，奢侈败家，是人们公认的事实。
三是量入为出和储备观念。
在家庭消费上与节俭并行的另一个原则是“量入为出”，即依据家庭收入的情况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多少，这也是宋人家训中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司马光要求子孙“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倪思也认为“富家有富家计，贫家有贫家计，量入为出，则不至乏用矣”；陆九韶讲，“凡家有田畴，足以赡给者，亦当量入以为出，然后用度有准，丰俭得中”；袁采的《袁氏世范》中也有“用度宜量入为出”的专门条目。“量入为出”既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观念，也是国家制定财政收支计划的基本原则。但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与家庭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或为了自身的需要，可以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扩大消费支出，而家庭则没有这种可能，当家中入不敷出的时候，除了借贷和典卖家产来维持生计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而且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很少，偿还债务的能力有限，借高利贷往往与倾家荡产相伴随，所以，一个家庭必须要有计划地安排消费，否则“好丰者妄用以破家，好俭者多藏以敛怨”，怎么也过不好日子。那么，应该怎样安排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呢？陆九韶说自己的做法是所有的田亩收入扣除租税和籽种外，剩下的部分“以十分均之，留三分为水旱不测之备，一分为祭祀之用，六分为十二月之用”，可支配性纯收入分为储备、祭祀和日常消费，三者的比例为3：1：6。随后陆九韶又把其中用来日常消费的部分作了更详尽的计划，“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余而不可尽用”，把计划细订到以“天”为单位。他还具体解释说，“可余而不可尽用”的含义是“非谓必于其日用尽，但约见每月每日之概。其间用度，自为赢缩。惟是不可先次侵过，恐难退补”。倪思也有类似的表达：“已作岁计簿，复作月计簿。盖先有月计，然后岁计可知；若月之所用多于其所入，积而至岁，为大缺用矣”。对于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陆九韶分别就如何支出作了不同的设计，一是对于“家有田畴，足以赡给”的家庭，“可余而不可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啬”，消费到五至七成最为适当。剩余的部分要作为“伏腊裘褐、修葺墙屋、医药、宾客、吊丧向疾、时节馈送”等用项，再有节余可以用来周济本家族的穷人。二是对于“田畴不多，日用不能有余”的家庭，要开源节流，在节俭的同时发展生产以增加收入，“裘褐取诸蚕绩，墙屋取诸蓄养，杂种蔬果，皆以助用”。三是对于“田少而用广”的家庭，除了节俭，开发解决生计的财源之外，对于“接待宾客、吊丧问疾、时令馈送、聚会饮食之事”一概应当免去，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些，陆九韶已经不仅仅是讲自己家的消费方法，而是在具体设计所有家庭的消费原则和方法，具体落实“量入为出”的原则了。
相应地，为了应付天灾人祸，“量入为出”的同时还要作些储备，也是家训中经常专门谈论的问题。诸如“常须稍有赢余，以备不虞”；“用常有余，则可以为意外横用之备矣”；“宁使家有赢余，毋使仓有告匮”；“今岁计常用，则与夫备仓卒非常之用，每每计置万一，非常之事，出于意外，亦素有其备，不致侵过常用，以致阙乏”，等等。那么，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应该留多少作为储备呢？多数人认为是留三分之一左右，即自古以来的“耕三余一”传统。陆九韶说，留十分之三主要针对富裕家庭，如果中下层家庭收入少，“所余不能三分，则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则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则宜撙节用度，以存赢余”，要视自己家的经济实力来设计储备方案。但不论贫富都应当有一定的储备，否则“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储备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被认识得很清楚，讲得也很透彻很具体。
四是对借贷的看法。
个体小家庭经济力量薄弱，应付天灾人祸的能力比较差，尽管有储备的习俗，一旦到了无法维持渡过眼前的难关的时候，就只好求助于借贷了。尽管这是饮鸩止渴，却是中下层家庭不能不经常面对的选择。在宋人的家训中，对借贷也谈论不少，并且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赞成借贷和放贷，认为这是弥补一些人的家用的方式。袁采说，“假贷钱谷，责令还息，正是贫富相资不可阙者”；倪思甚至认为借贷有时候是一种有效的谋生手段，“士大夫家子弟，若无家业，经营衣食不过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禄；中焉者，就馆聚徒；下焉者，干求放贷”。当然是把放贷作为生财之道的最末选择，因为他知道那些背上高利贷的穷人家日子是不好受的，即使借到了也维持不了多久，借贷多了会被死死缠住，甚至连子孙都脱不了身，所以尽量不要把放贷作为生财的手段。
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再困难也不能借贷，而且有正常良知的人也不应该经营放贷。很多家训都嘱咐子孙“债不可轻举”，说很多人在借债的时候常常觉得有能力偿还，却“不知今日之无宽余，他日何为而有宽余”，轻率举贷的后果很危险，“凡无远识之人，求目前宽余而挪积在后者，无不破家也”。倪思认为私家可以放贷，官府却不行，所以他说“人家至于破产，先自借用官物钱始。既先借用官物钱，至于官物催辇，不免举债典质，久而利重，虽欲存产业，不可得矣”，后悔都来不及。袁采也劝放贷的人不要轻易经营高利贷，虽然可以获厚利，也很有风险，“有轻于举债者，不可借与，（因为这些人）必是无籍之人，已怀负赖之意。凡借人钱谷，少则易偿，多则易负”，正如常言说的，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还。即使不是压根就想赖账的人家，譬如那些被迫举债的贫穷人户，“纵有肯偿之意，亦何由得偿？或假贷作经营，又多以命穷计拙而折阅（阙）”。轻易放贷往往收不回自己的钱物，不如经营正当职业。
不论家训的作者怎样认识高利贷的利弊，站在中下层家庭的角度看，很多时候是不得已才去借贷。这些家庭也知道这样做很可能招致更加穷困，但舍此之外别无选择。导致借贷者愈加贫穷以至于倾家荡产的原因，主要是利息过高。北宋初修订的《宋刑统》卷26专门有“公私债负条”，规定民间放贷月息不得超过六厘（即6％），利滚利不能超过本钱；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卷80也规定，月息不得过四厘（即4％），年息不超过五分（即50％），利滚利不能超过本钱。但在实际放贷的时候常常是“息不两倍则三倍”。宋人文集笔记中常用“倍称之息”的术语，至少是100％的年利率。面对这种情况，家训的作者们要求子孙即使放贷也别求高利，认为“今若以中制论之，质库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贷钱月息自三分至五分，贷谷以熟论，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为虐，还者亦可无词”，利率应该保持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上。如果利率太高，“典质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钱约一年，偿还而作合子立约者，谓借一贯文约还两贯文，衢之开化借一秤禾而取两秤，浙西上户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利率过高了；袁采主张，不仅要保持较低的利率，灾荒年还要适当降息，包括在“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为好，不能“强其称贷，使厚其息”，以体现借贷恤贫的原则。宋代家训中涉及家庭经济生活的内容比较多，除以上四个方面，还有分配观念、贫富观念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人口观念即多子多福、重男轻女之类也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经济观念，在上篇讨论家庭关系的时候已经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