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招接脚夫入居家中之后，尽管不再算是守“节”了，但没有放弃承担前夫留下的家庭义务，并且是招了一个帮手来帮助她完成这些义务，因此，她应该与守节不嫁一样享有继管亡夫家产、支撑亡夫门户的权利，但事实上这却比独居守节继管更容易遭到族中近亲的刁难。寡妇本来是外姓人，又招进来一个外姓人，这比本家的姑娘招赘婿更难为族人接受。宋代有个案例说，闾丘绍死后其妻“阿张奉姑（按：指婆婆）阿叶命，纳胡哲为接脚夫”。胡哲死后阿张仍在前夫家侍奉婆婆，抚养幼孙，后来“有族侄闾丘锜诉蔡佾、阿张犯义事，籍记家业”，阿张不服，“称自（前）夫丧后，主掌家计，鞠养儿女，实为夫家增置田产”，有权与孙子同居，族人无权干涉。官府审理后也认为，“其归闾丘家有年而不离宗，遂给闾丘物业付阿张、阿曹（按：守寡儿媳）掌管”。还有一个案例说，丁昌的寡妻阿甘与一个3岁的养子难以活命，招了一个接脚夫，不料有个叫朱先的人告状，说丁昌是绝户，县衙便“拘没”了阿甘的家产。州衙复审的时候认为不妥，“前谓阿甘已召接脚夫，不应复为前夫抱子，便欲籍没其业，则尤未安。妇人无所依倚，养子以续前夫之嗣，而以身托于后夫，此亦在可念之域，在法初无禁绝之明文”，实际上于情于法都是允许的；“纵使此子不当养，阿甘系召接脚夫，亦有权给之条，未当拘没也”。这个告状的朱先与丁昌、阿甘是什么关系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财产利益相关者，多亏州司的同情，阿甘和接脚夫才没被剥夺家产赶出家门。另一个姓赵的寡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赵氏先嫁魏景宣，景宣既没，赵氏能守柏舟共姜之志，则长有魏氏之屋，宜也。今已改嫁刘有光，遂以接脚为名，鹊巢鸠居”，占据了魏景宣的房屋。尽管赵氏与刘有光持有“招夫入舍之约”，但魏景宣的哥哥仍然说他们是“权借本家成亲”，而且兄弟尚未正式分家，所以“其屋业系同居亲共分，法不应招接脚夫。”官府审理后认为，“赵氏改嫁，于义已绝，不能更占前夫屋业”，判令刘有光携赵氏去了刘家，不再算是接脚夫妇了。赵氏也只好放弃了前夫魏景宣的家产继管权。
以上是寡妇在婆家继管家产、支立门户的两种方式。如果既不守节独居，又不招接脚夫，而是要改嫁他处，原则上就不能继续继管亡夫的家产了。但如果是携带子女改嫁，还可以带走前夫的部分家产；如果没有子女或抛下子女而嫁，表明其不再负担前夫的义务，相应地也就失去了对前夫家产的继管权，只能带走当年从娘家带来的随嫁奁产。不过，此例一开，便为寡妇携带前夫家产改嫁提供了可乘之机，不少妇人趁丈夫在世的时候把丈夫的财物记在自己的名下，伪称用奁产购置，一旦夫亡他适，便名正言顺地携之而去了。宋代有个案例记载，贡士吴和中娶了继弦夫人王氏，原有前妻所生的一个小儿子，王氏到吴家后，吴和中“续置田产，所立契券，乃尽作王氏妆奁。吴贡士溺爱，一听其所为”。不久吴和中病死，留下很多财产，“未几，王氏挈囊橐再嫁。王氏原有自随田二十三种，以妆奁置到田四十七种，及在吴收拾囊箧，尽挈以嫁人”。吴和中的儿子告官，官府明明知道“王氏所置四十七种之田，系其故夫己财置到，然官凭文书，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复何说！”只好作罢。陈仲龙兄弟未分家的时候，寡妻蔡氏把部分田地给了娘家弟弟蔡仁。蔡氏的公爹告官，蔡氏说这是她用妆奁购置的，地契上写的是蔡氏的名字，不在婆家兄弟公家的财产范围之内，官府也没办法，只好以“其父陈圭既已有词，则蔡仁自不宜久占”为理由，才让蔡仁把田地还给了陈家。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以至于袁采在家训中专门告诫子孙：“作妻名置产，身死而改嫁，举以自随者多矣”，千万别干这种傻事。
附带说一下遗孀继产承户的时候与婆家叔伯家庭的矛盾。寡妇守节不嫁，由于失去了丈夫这个靠山，名义上受尊敬，实际上常被视为外人、多余的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她们必须小心翼翼，才能不受侵害，才能生存下去。隋朝大将郑诚的妻子翟氏20岁开始守寡，生活极为小心谨慎：
自寡初，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练。性又节俭，非祭祀宾客之事，酒肉不妄陈其前。静室端居，未尝辄出门阁。内外姻亲有吉凶事，但厚加赠遗，皆不诣其门。非自手作及庄园赐禄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门。
可见翟氏已经不是谨慎守礼节，而是明显防范了。同时期的韩凯妻于氏18岁开始守寡，也不敢随意走动，只是回娘家看看，“至于亲族之家，绝不往来；有尊亲就省谒者，迎送皆不出户庭”。显然，守节寡妇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惧怕心态，她们怕的主要是婆家近亲特别是亡夫的弟兄们。
寡妇守节继管亡夫家产为习俗所认同，也受到法令的保护，律令规定，“妇人夫在日已与兄弟叔伯分居，各立户籍之后夫亡，庄田且以本妻为主”，但是在实际的继管过程中，却常常与族人发生直接冲突。因为寡妇如果改嫁，立嗣之事由族长决定，自然会选本族子弟，不会引来外姓；不立嗣，户绝财产也可以由本族近亲瓜分一部分，没官的部分也会通过拍卖等方式落入近亲手中。现在由于寡妇要守节，既使招接脚夫，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管了财产，这些人便无望了。尤其是亡夫的亲兄弟，更是直接的利害相关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来占取本该属于寡妇的财产。宋代有这样一个案例，丘萱的堂兄丘庄“包藏祸心，垂涎于从弟之方死，染指于丘新之立继。觊觎不获，奸巧横生，竟将丘萱三瞿里已分田五十种，自立两契，为牙卖与朱府”，直接抢夺寡妇的财产。寡妇惹不起这些叔伯，是尽量忍让的。丹阳一个寡妇穆氏的儿子吴敏修才6岁，“吴氏尚饶于资，敏修之诸父求异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既教敏修惟诸父所与，乃取”。这方墓志是记载穆氏的善行的，据说她教儿子这样做使“乡人异之”，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象遗孀孤儿在与“诸父”分家时忍气吞声的情形。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的《女妇令狐大娘牒》说，张鸾的父亲与寡妇尊严的公爹是亲兄弟，分家多年之后，张鸾家改建门口，以与尊严家共用的门道还未分清为借口，侵占了尊严家的宅地。尊严到官府诉说的时候，“张鸾所有见人，其他兄弟相似，及是亲情，皆总为他说道理。又云：你是女人，不合占得上舍！”这是亡夫的堂兄弟们合伙欺负寡妇了。还有五代后晋天运二年（945年）河西归义军的一份文书说，寡妇阿龙只有一个儿子索义成，犯罪去了瓜州，阿龙把家中的20亩地托付给亡夫的侄子索怀义佃种，阿龙生活艰难，从索怀义手中什么也没拿到，只得求助于官府。开始的时候官府以索怀义负责纳税为由，把收获物判归索怀义，只是说“义成若得瓜州来者，却收本地”，没提给寡妇阿龙；后经进一步申诉，索怀义才同意“其地便任阿龙及义成男女为主者”。连晚辈的侄子也敢欺负守寡的婶子。
案例中常有叔伯设法逐走守节之妇的记载。宋代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家姓李的“以赀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适。兄利其财，嗾族人诬妇以奸事，狱成”，把弟媳赶了出去。还有一家兄弟三人，“其季已死，二兄欲并其产，诬季妇以义绝罪而出之”。这是没有儿子的寡妇。有了儿子也不保险，洋州（今陕西洋县）李甲的哥哥死后，寡嫂不改嫁，与儿子相依度日，李甲却“诬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之认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为夺其奁橐之蓄”。由于这类诬陷守节之妇的事情很多，有的地方官甚至积累了一些巧断这类案件的办法，如李甲寡嫂孤侄之后，孤儿寡母诉于官府，“每勘核，多为甲行赂于官吏，其嫂侄被笞掠，反自诬服。受杖而去，积十余年矣。暨韩公（亿）至，又出诉。韩公察其冤，固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立庭下，出乳医视之，皆伏罪”。子母复归家中，并令李甲归还了所霸占的家产。
不只是族人和亡夫的亲兄弟，有时候公婆也强逼守寡儿媳改嫁。唐代一方墓志说，晋氏年轻守寡，誓不改嫁，并且“少养孤幼”，与其子张太忠过活。但是其“舅（按：指公爹）夺其志，再改孙门”。后来晋氏临终遗嘱与原夫张师合葬。这是儿子张太忠为其父立志，谈到了母亲的经历，没有揭露家丑内幕，很可能这个“舅”当年逼嫁儿媳的时候有经济动机。有鉴于这种情况，唐代就曾明文规定：“其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皈前家。”所谓“期亲”也称“服亲”，即服丧一年的近亲，原指长辈的祖父母、叔伯父母和平辈的兄弟姐妹；从这条令文看，除了娘家祖父母和父母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逼嫁；但从实际情况而言，限制的主要是婆家的近亲，特别是亡夫的兄弟姐妹（可能对公婆不予限制）。如果这些近亲逼守节之妇改嫁，除治逼嫁者的罪之外，还要让守节之妇回到原来的家中，继续继管家产、支立门户；至于逼嫁者罪减二等，可能是为了缓和守节之妇回到亡夫家之后与族中近亲的关系。考虑得可谓细致周到。
当然，遗孀继产承户的时候并不都像以上说的那样，总是受到婆家和族中近亲的挤兑，也有不少的家庭出于同情和亲情，对遗孀很关照。因为如果不照顾兄弟的遗孀孤侄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唐中叶一个叫马畅的官员为人弹劾，内容之一就是他“生前与孤侄寡妇分居析财，丑声闻于时”，影响很坏。唐代墓志中也有具体的事例：赵郡李烨“将冥之夕，遗诫二子，手疏数幅，且曰：必以余赀厚于孀嫂孤女，尔辈无伦也”。还有上篇考察同居合活家庭时提到的荥阳郑鲁，两个哥哥去世后“奉先训，养诸孤”，由于当地供给不足，还专门举家去亡兄生前在荆州任职时所购置的庄田，将荒芜的数百亩地重新开垦耕种，收获充足了，“分命迓二嫂氏洎诸孤”。此时郑鲁已经病重，当家人告诉他说两个寡嫂到了，他高兴地说：“二嫂至矣，吾家毕集矣，吾往今而瞑，庶无愧矣。”另一方墓志说，郑某去世后夫人孀居守节，“闲家味道，安节食贫，向廿年矣”，其间与婆家人相处很和睦，“族子立俟于门，兄弟进慙于踰阈”。宋代也是这样，尤其是在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中，对兄弟遗孀孤儿的照顾很周到，德安（今湖北安陆）王氏“诸母新寡，弟侄谋析财，而与之俾营别居。诸母曰：吾之子幼，未有知识，吾所依赖，犹子叔叔伯伯也，不愿他业”；莆田（今属福建）林氏自唐代开始义居，“太夫人少孤，与伯婶博咏图史，尤其熟班马二书，于忠臣孝子贞女列妇言行，琅琅成诵。季父吏部公枅尝曰：使二女为男子，吾兄之后其可量乎？”还有宗某的“伯兄中右科后调官，卒于京。为称贷反柩。谓夫人曰：兄贫，诸孤吾责也。自是与嫂侄共炊爨者十年”；扬州杜某“卒于里第，既葬，弟庑孤蕃等”。即使那些不曾同居共财的叔伯家庭对寡嫂孤侄的照顾也还是不少的，像宋代的郑兴裔，“早孤，叔父以子字之，分以余资；兴裔不受，请立义庄赡宗族”。毕竟血浓于水，有血缘关系就不同于路人，加之大家都需要互相照顾和帮助，所以还是矛盾对立的时候少，合作和气的时候多。
三、家产和门户的立嗣传承
所谓立嗣继承，又称立继、过继或继绝，即认领一个他人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称为养子或嗣子，使之担负起与亲生儿子相同的养老送终、承立门户的义务，同时也享有与亲生儿子相同的继承家产的权利。“人之无子，而至于立继，不过愿其保全家业，而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焉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用立嗣的方式，通过家产的传继来保证家属门户的延续。
从古代宗法制的角度而言，立嗣子与立养子是有区别的，嗣子主要是为了宗祧继承即保证（由长房主持的）祭祀而立，不一定是无子才立，有的时候正妻没有儿子即没有嫡生子，从庶生子中选一个人充长房也要经过立嗣手续，而且只有大宗才立，小宗不需要；养子则主要是为了养老送终、继立门户而立，一般的没有亲生儿子的家庭都可以立。战国以降，随着宗法制度的衰落和个体小家庭独立性的增强，相对于日常的生产生活来说，祭祀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所以一般说的立嗣都是指的立养子，都是就继立小家庭门户、继承小家庭财产而言了。尽管古代人有多子多福观念，并通行以早婚早育、一妻多妾等有利于生育的习俗，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能使每一代都至少有一个亲生儿子来继产承户也并不容易，几乎没有不中断的，立嗣也就成了经常使用的补救方式。
我国历史上的立嗣继承方式起于何时已经难以确考。按常识推想，应当是随着个体小家庭的确立、直系血缘关系观念的强化而出现的。《诗经·小雅·小宛》中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之句，《传》解释说：“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都是昆虫类；《笺》解释说：“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照妪养之，以成其子”，所以就以“螟蛉”作为养子的代称了。《诗经》传、笺的作者都是汉代人，可知到汉代普通民户立嗣养子继承家产、继立门户已经是习惯做法了。
1.以侄甥为养子的选择范围
立嗣的时候，原则上应该由立嗣人即无亲生儿子的家长在进入老年、确信自己没有了生子能力的时候自主选择被立嗣人。而且有不同情况下由不同的人来作主的具体规定，“立嗣合从祖父母、父母之命”；“夫亡妻在，则从其妻”；“若一家尽绝，则从亲族尊长之意”。但是在传统的习俗上，选择的时候并非由某个人包括小家庭的家长完全作主，还需要经过族人的同意，这便有了选择范围的限制。家庭的传延实际上是直系血缘关系的传延，在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时候，也要尽量寻找血缘关系近一些的人来代替，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能选择毫无关系之人，大都是依照“亲属推广法”在两个方向上选择。
一是侄子或侄孙，即亲兄弟的儿子或孙子。
《唐律》规定“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否则就是违法；宋代也沿用了此规定，北宋初年所修的《宋刑统》照录了《唐律》全文，天圣年间又专门强调“无子者，听养同宗之子昭穆合者”。所谓昭穆相当之人，即辈分合适的本家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