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美国学者爱尔顿·弗莱（Alt·nFrye）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ct·ber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I.Kutler）指出：“种族上的美国人和他们对他们的‘根’的忠诚，不管他们离此多远，肯定是考虑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曾任过美国政府高级顾问、核与太空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麦克斯·凯姆皮尔曼（MaxM.Kampelman）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实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可见，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
总的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才是美国外交政策更深层的指导思想，而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则是较表层的东西。
（四）实用主义
陈乐民先生指出：“外交，是一种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有很大的应变性。”法国女作家唐科·思在评论苏联外交政策时说：“苏联的外交主要是实用主义的。”西方评论家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世界战略的一大特点是“摇摆于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之间。”这些说法表明了实用主义与外交及意识形态的关系。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而且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必定对美国内政特别是外交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影响着美国人尤其是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它是更基本、作用更持久、影响更深远的美国外交指导思想。因此，考察一下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对于理解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过，在这里只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与一般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东西。
实用主义的要义是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办，而不搞纯推理。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特别是在对外扩张上，自1900年美国兼并部分萨摩亚群岛，版图基本固定下来后，美国就将扩张重点转向了境外势力范围的扩张，即“软扩张”。这种扩张方式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适合于实用主义方法的运用。当美国国内发展受挫，或出现危机时，它能够迅速地收缩国外阵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这同20世纪另一个超级大国俄国（苏联）始终坚持扩大版图的“硬扩张”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苏争霸的最终结局，同它们扩张方式的选择和对实用主义方法与思想的运用有着密切关系。
实际上，实用主义乃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对实用主义方法和思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外交政策口号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外交目标的需要，美国的决策者都提出各种政策口号，如“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决策者往往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间给某一口号以特定的解释。比如门罗主义，1823年门罗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对拉美三项政策原则，实际上是孤立主义的变种，是越出美国本土范围而强加给其他美洲独立国家的孤立主义；但随着美国国力的加强，美国不同执政者对1823年门罗咨文加以种种解释，如泛美主义、大棒政策、立宪主义、睦邻政策、区域安全，等等，终于门罗主义被引申为美国“有权”可以任意干预和控制拉美的原则，美国成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宪兵。美国是以整个西半球为其根据地这一想法设计其外交政策的。再比如，二战后的遏制政策，从杜鲁门到约翰逊，遏制政策都是以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持强硬态度为特征的；尼克松时期，则对苏联搞缓和，但这也是在遏制的口号下进行的，被称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遏制。又比如，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也可以做各种解释和理解，对话、合作是接触，搞磨擦也是一种接触。
2、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随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美国的不同发展时期，随着美国的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界定。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前，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方面；而到了二战后，美国则将其霸权地位视为其国家利益，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比如《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毛易赛斯·奈姆就曾批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缺乏一致的、长期的战略和洞察力”。但实际上，克林顿政府也始终是将霸权地位作为美国最高利益的，只不过是在如何维护这个最高利益上，具体政策时常变化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是经常出现矛盾的。比如，冷战后美国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因此就要设法阻止别的大国的崛起；但是经济利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又不得不同这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和力量发生经济联系，间接地又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力量的发展。
3、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人把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看成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内容；另一方面，民主、人权等问题又常常被美国的决策者当成攻击对手、调动本国力量、约束盟国行动的重要工具。实用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当初推行遏制政策，一个重要的借口就是要保卫西方的民主，有些美国人甚至将保卫民主说成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比如美国学者斯帕尼尔就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毕竟是要在一个双方敌对的世界上保卫民主的社会秩序；正是美国的抗衡力量保卫了民主的价值；没有这种力量，苏联的力量和苏联的社会价值观念及社会秩序就会占上风。”然而，美国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并不是一视同仁的。那些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人并不隐晦这一点，甚至声称：“我们的对外政策对现在称作‘人权’问题的情况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标准。事实上，随着情势的变化我们有许多标准——这似乎是应该的。”可见，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是美国外交的固有特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做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不愿给人留下一种开空头支票的印象。美国不具备向处在麻烦中的每个人提供支援的能力、共识或责任。”罗伯特·曼宁认为，这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解释。
当然，说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只是就表层的现象而言，或者说策略意义上的，在政策目标及指导思想上，美国奉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奥尔布赖特对此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中国与缅甸都不是民主国家，都对持不同政见怀有反感。然而，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开展战略性对话，而对缅甸却坚持极严厉的制裁，包括一项投资禁令。有人指责我们在实行双重标准。实际上，我们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对如何才最有可能达到服务于美国利益和理想的结果的估价基础上的。”
4、灵活地处理敌友关系。比如对苏政策。二战前，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一直对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持敌视态度。它曾与其他协约国一道干涉苏俄革命；30年代支持英法对法西斯德国搞旨在反对苏联的“绥靖政策”；在亚洲绥靖日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反对苏联。二战期间，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苏联结为盟友。二战后，美国为了争霸世界，对苏联推行遏制政策。
再比如对华政策。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美国自恃国力强盛，将遏制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到了60年代，美国的相对国力不断下降，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上升，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以分化为目的的区别对待政策，与中国缓和关系，联华抗苏。冷战结束、苏联集团瓦解后，对抗苏联的“中国牌”不再有用，美国很快转变了对华政策。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美国虽然是惟一的超极大国，但其综合国力在整个世界所占的比重已大大下降；同时，原来的盟友与美国的矛盾也不断发展；美国虽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仍能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但美国已不能象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颐指气使，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美国是无可奈何、力不从心。因此，在很多国际事务中，美国又需要中国这支重要力量的合作，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5、言行不一。不履行诺言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最为典型的是在对台湾政策上。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都作出了不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的承诺，然而在实践中，它却时常违背自己的诺言，实用主义地处理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事宜，从而引发了多次中美关系危机。就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得到总统的签署，法案中含有承诺保卫台湾安全的内容，其强度接近刚刚被废除的《共同防御条约》。另一个突出事例是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所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冲击。言论和实践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政策不断变化；诺言不算数；人家的好处不久就忘记了。”
从上述美国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更加淡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更加不注重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但是，实用主义也不是绝对排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只不过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工具的成份更多一些罢了。
§§§第三节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发挥作用的规律
通过对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一，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决策指导思想；第二，作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当然，在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下，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本节就试图梳理出一些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规律性的东西来。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规律只是对历史的总结，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规律性现象，能否成为可以适用于今后的规律，还有待于历史的验证。
（一）美国基本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趋向于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美国的国家安全很少受到外部的威胁。自独立战争后，除1812-1814年的第二次反英战争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外，美国本土从未遭受外敌的入侵，反而是它经常出兵海外，如1801-1805对北非的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战争。正因为这样，维护国家安全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而扩展经济利益和维护价值观的地位则相应提高。这也是美国历来比其他西方国家更重视意识形态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一旦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外部的威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意识形态的地位就会迅速下降。如果有必要，美国会将意识形态利益暂时压制下去，与意识形态的对手结盟，一道反对威胁自己安全的力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在此前，尽管由于意识形态、宗教、种族、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美国一直支持英国，但并没有直接站到它的“民主伙伴”的阵线上来；特别是对苏联的敌视态度没有改变，在苏德交战后，一直指望让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自相残杀下去，并不在意苏联这时实际上已是它的“民主伙伴”——英国的战友。直到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后，美国感到它自己的安全受到现实的威胁，才加入到反法西斯阵线中来，并与苏联并肩作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复存在，于是意识形态的地位又凸显出来。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西格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促使杜鲁门政府走上冷战道路的主要因素。他分析道：“1947年冬天，杜鲁门主要担心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在面临经济社会崩溃的西欧的增长。”而苏联的军事威胁还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大幅度裁判军队。由于受罗斯福和新政派的影响，杜鲁门在任职后的前10个月，一直相信斯大林是个民族主义者，并不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事，加之苏联人在战后要依赖美国友好援助医治战争创伤，所以美国有可能而且应该与苏联合作，并通过自由贸易、文化合作等逐渐影响苏联，使之成为一个西方文明国家。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促使杜鲁门改变了思想，认为苏联政权的确是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