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下半年，欧美次级债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正处于狂欢中，老狐却有了很不好的感觉。
事缘于老狐在香港学习和工作期间，对香港从1983年开始，连绵数年的“问题银行事件”，及最终引发香港1987年大型股灾、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的整个过程，还是有比较透彻研究的。
1983年，当时的新鸿基银行、恒隆银行出现了挤提，由此拉开了香港“问题银行”的序幕。
由于银行之间日常有拆借、担保、包销等业务联系，最容易把整个银行界都拉在一起成为一个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对外部风险可以有一种弹性的抗击能力，但对来自体系内部的渠道风险，最初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哪怕是一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出现周转不灵，都容易波及整个银行体系，成为一种“金融机构链式传导反应”。而处理起这种体系型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一向是各方面最棘手的。
当时香港刚刚跨入金融时代，对这种体系型的流动性风险还缺乏实务操作经验，也就让“问题银行事件”连绵了数年。
1985年，又发生了香港海外信托银行及其子公司香港工商银行面临倒闭的事件。这次香港政府只好走向前台紧急处置，先通过条例将其接管，再将海外信托银行转售予道亨银行和大新银行。同时也积极联系各大国际金融机构，收购新鸿基银行和恒隆银行这两家“问题银行”，新鸿基银行也就被阿拉伯银行集团收购，易名为港基国际银行，后改名富邦银行（香港）；恒隆银行则卖给了道亨银行。
但风潮并未过去，香港金融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萌发阶段，金融体系虽已建立成形，但体系的实务处置尚属一个不成熟的阶段，结果金融体系问题又波及1987年香港发生了大股灾。该年10月，香港恒生指数从4000点在短短数星期内，就跌到2000点，又引发了香港工商界的巨大震动。
事件尚未结束。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因母公司问题而破产清盘，连带到港基银行、道亨银行甚至渣打银行都出现了挤提。渣打银行有自救能力犹自可，而港基银行和道亨银行就不得不获其时的署理金融司任志刚先生，安排动用外汇基金渡过难关。
“问题银行事件”由此骚扰香港多年，连绵不去。直到香港政府于1993年将外汇基金管理局与银行业监理处合并成香港金融管理局，并由一群从处置“问题银行”粹打出来、真正认识清晰国际金融并具相关实务经验的专业人士撮领，方才使香港金融格局稳定下来，香港的国际三大金融中心地位，方始真正真实地确立。
回到2007年下半年那个节点上。
难道那时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已经十分稳健，能够轻易化解银行之间的呆坏账链式传导？节节攀升的次级债价格，已轻易入了“浮盈”状态——也就是账面上盈利数字很可观，实际上却有价无市，仅限于银行之间的互相倒手炒作。一旦这种炒作爆煲，整个金融体系瞬间爆发天量的呆坏账，并向四面八方传导开去，整个经济面都会被拖累到立即进入到经济危机周期。
面对此情此景，华尔街还处于一种狂欢的状态，不时还传出大银行的老总踩上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逼宫要求取消监管的消息。还找了写手来，写了一本自吹自擂的书籍，叫《伟大的博弈》。
面对越来越喧嚣、浮夸的华尔街气氛，老狐却对华尔街金融体系的“稳健”，产生了越来越不放心的疑虑。
加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上就发生了巨量资本资金相继退出大行业的风潮。特别是医疗医药一向是资本资金密集的行业，由于各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对该行业的新规越来越苛厉，研发新药的周期越来越长，国际医疗医药也就渐入迷局，几乎连方向都失去了，国际资本也就大量从该业内撤资。
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老狐一直盯着华尔街怎样消化，也好学上个一招半式。没想到招学不到，看到的竟是华尔街用最为本能、也最无预后控制力的“对赌”方式，去运作这些巨量资金——华尔街已经失去了老派金融家们的睿智风格，变成了赌仔一样的烂人，还是最疯狂那一类的赌仔烂人。
在失去了对华尔街的尊敬下，老狐也就在2007年下半年那个节点，在天涯社区的“管理前线”论坛上，发布了“有可能发生类似于1929年世界大型经济危机”的预警。
一年后，预警成真。
老狐却没有因此而带来丝毫快意，有的只是如何回归金融价值的思考。为此不惜花重金向那些老派的国际金融实务者拜师求艺；为此不惜身为一位很标准的“文科生”，去修研一向视之为畏途的高等数学和量子力学等科学学科。
人们在实践实战中学习，是最容易融会贯通的，也就总算小有所成，亦与读者们分享。
最简单通俗地概括金融的定义，可以这样说：金融就是用钱来赚钱的生意。
也就是说，当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刨除掉社会日常实际生活的使用，剩余的那部分，很可能就以“货币”这种形式，重新进入到再生产、再流通领域，金融业也就应运而生了。
由此也带来了金融的三个基本特性：
一是叫“积富特性”。社会贫瘠是不可能有金融产生的，平日里有点物质就全部消耗殆尽，也就不可能有剩余的财富进入到再生产和再流通领域。但随着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就需要金融业的专门技术来管理和运营社会财富了，这就使金融业全面发展起来。当社会到了发达阶段，这种管理和运营社会财富的专业特性，也就使金融业在社会上有了不可或缺的价值。
二是叫“流通特性”。金融就是为促进社会财富流动而生的，也是人类所有社会活动中最具流动性和传导性的。所以现代金融给自身起了一个很实在的名称，叫“流通”。而中国古代干脆就把经济和金融称为“水”，是传统五行学说中的一行，西汉中期也把统领全国经济的官员，叫“水衡都尉”。都是指其最具流动意义的意思了。
三是叫“皮毛特性”。金融本身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只是助力于社会创富的整个过程。好比水能够集中到一起成为湿地那样生态茂盛的地方，但如果没有人类在湿地上耕耘生产，也一样产生不了人类财富。故金融像“毛”一样，依附在社会创富过程这层“皮”之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现代也很准确地把金融划归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内，是服务于人群生活和生产的。
从以上三个基本特性来看，有些对于金融的迷信就不行了。
比方说“圈钱”。人们自己的钱财，叫“自由资金”，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圈”来的钱则叫“责任资金”，是得连本带利地还回去的。大堆头的钱圈在自己的机构里，是挺威风神气的。就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技，不能赶紧多赚点利润的话，威风不了多少日子就蔫了。如果为了填日常消耗的窟窿，而走上了借新债填旧债的路子，就叫“庞氏骗局”了。
又比方说“用金钱换权力”。美国总统里根的演说，旁边也站着个高盛的金融家，像婆婆看孩子似的管着里根总统，也就标志着美国“金权帝国”的形成——一个行业竟然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则该行业将尽收该国家和社会的财富，社会基层面一定会破产，到后来一定产生革命的气氛。后来果真如此，美国中东部大批民众，在次级债爆煲之后，住房就被银行没收。所以美国人选出一个能够搞革命的奥巴马总统，也算是对前段华尔街金融滥觞的反制。
所以搞好了金融不外乎生活好点、生产顺畅点。还希冀既有钱又有权，难免就飞起来掠夺社会与民众了。
精明的政治家也就与金权保持着一条清晰的界限，连明初的朱元璋都懂得沈万三要奖赏他的军队，就让沈万三破产。而西汉武帝在临终前也有秘密遗诏：一旦主管全国经济的桑弘羊有异动，要立即杀无赦。其目的就是不让金权冲击国家政权，也就是不让金权冲击社会的公平正义了。后来，桑弘羊果真按捺不住内心的狂野要夺权，也就被霍光逮住杀掉了。
经济与政制虽同为国家与社会的支柱，但毕竟是两个行业的事，各管各的。一旦混淆，后果十分严重，所以“权钱交易”一向是正常健康国家的大忌。加之金权仅是“私权”范畴，而政府的本质就是体现“公权”的。一旦被无论哪一种私权侵蚀，公权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公信力也就越渐丧失，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那些对金钱的迷信不过是一种“心穷”的表现，算不上金融技。甚至还会把金融流水搞浑，乱跑去国际上搞阴谋诡计，乱资助革命颠覆正常国家去了。咱们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波兰团结工会革命，到今天的茉莉花革命，都看到了背后确有国际资金流的暗涌。而世界金融史也证明，凭银弹搞革命，预后是最不良的，一定搞到连始作俑者也控制不住的复杂、暴政局面，最终被革命清洗的，反倒是最初投资搞革命的金权。
所以国际上最能赚大钱的那些金融家们，也很自觉地与那些“革命投资家”们划清界限，还一直认为“革命投资家”不过是金融烂仔，其实不懂得金融本质和财技，也就不登大雅之堂。
说完了金融的本质和特性，还得把“货币”也厘定清楚。毕竟所有金融活动都是围绕着货币展开的，一旦对货币的意识有任何误区，金融就要出问题。
咱们中国有一个很短暂的朝代，叫“新朝”，主政者是大家都知道的王莽。此人是中国最大的儒家之一，几乎汉代所有儒家理论都是在他手下形成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最贪财的执政者，也算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舍命不舍财”皇帝。赤眉军都已声势浩大地逼近都城了，王莽宫中还有很丰厚的储蓄：60万斤的黄金，还不拿去散财聚兵，单领着帮儒生跑到郊外去哭号，以博取上天的同情。再任命九位领兵打仗的将领，还军饷也不发，犹豫了半天，才只给了每位将领4000钱的奖赏。结果一出城，九位将领就跑了四位——所作所为既不体现公权，又连个舍命钱都不给，谁还愿意为这种人打仗？
由于王莽贪财，还想到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在他执政年间，中国货币是世界历史上最混乱的，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竟达14种之多，连乌龟壳、布匹也能作为货币使用，整个市场流通苦不堪言，经济价值体系全面崩溃。
中国以后使用金、银等贵价金属作为流通货币，大致也就从王莽年代起。
这王莽还一遇到问题就废止，以后偶然想到了又重新实行。结果在没有一种稳定货币的支持下，市场几乎被堙灭，大批原来在西汉时期生活很稳定的民众，被逼得生活破产，形成了广泛的“流民现象”。这些流民起初还很信任西汉政府，也对政府还有信心，还对王莽派来的“宣教官员”实情以告，也还说说道理，希望王莽有所收敛。但王莽已在虚理的熏陶下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是听不进任何客观信息的，只对自己偶发的思维负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这些流民也就只好加入赤眉军，成为中国有政治文明以来，最为广泛也最为凶暴的人民起义。其广泛与凶暴的程度，比秦末的人民起义厉害多了。
这种混乱的时代，反证出货币于国家之重，于社会之重，于民众之重，于市场之重。
对货币也就必须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货币究竟是什么？
货币最初是发行方发出的债务。即发行方利用业已广泛形成的公信力，向社会发出的债务。
从理论上说，当货币得以流通，使发行方的债务具备“社会流通使用价值”，也就使货币成为“特殊商品”了，就等于把债务还了。
此时，货币代表了或等同于流通领域中的所有社会财富（视货币的流通强度而定）。万千货币持有者手上持有的是“债权”，债务则是社会的创造与创富，人们是有利用手上持有的货币债权，向社会交换来自己所需商品和财富的权利的。
所以，发行者就有组织好社会创造与创富，并均衡好货币实际使用价值的实际责任，这可算是“长命债、长命还”了。不过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共同承担的这种责任，如果能维护好国家和社会发展长期信用的话，还是一笔包赚不亏的买卖：介入社会流通，并可在社会创富活动中，用税收等手段扣除社会创富“余值”，也可解决好公务员生活及各项政府用度。
中国古代有“飞钱”这种银钱交易，就是由客户先在这个分号存进一笔银子，就等于这家分号欠客户这笔债务了。客户就拿着一种叫“银票”的欠条，到另一个地方做生意，并到该地的银号兑回这笔银子。发债方就收取手续费若干，并赎回该张银票，就等于还债给客户了。
由于“银票”、“英镑”等，都曾宣示可以兑付一定数量的真金白银，也就让人们很容易产生货币的基础是“金本位制”或“银本位制”的联想。其实，虽然金子与货币的关系自古就很密切，但金子只代表一种“流通信用”，而且这种流通信用不是唯一的。如果货币发行方没有被广泛认可的公众信用，发出的债务没有偿还能力，也就不过废纸一张，则社会流通就只能以黄金、白银这些贵重金属进行，也就是说社会的信用主体转移到黄金、白银身上，政府、银行的人为信用就等于灭失。
但黄金、白银这些贵重金属充当货币也不容易，太沉重了，携带起来长途贩运相当不易。劫道的一看车马舟的压头，就明白该不该下手劫了。结果为了流通便利，只好又在黄金、白银的信用基础上，发行银票、英镑，这才有了银本位制和金本位制。
可见不论信用主体如何转移，货币的本质都还是一种债务，是得用人们的创造和创富活动抵偿的。人们的创造、创富活动一旦处于低迷期，则黄金、白银的信用价值就突显。
货币虽然是债务，但功用可大了。如果没有货币这种债务的流通，则各行各业的交易就麻烦多多。开百货店的也得附上个粮仓，要不农民拿粮食进城交易工业商品，百货店不收这些粮食，作为“货货交易”，又能怎么办？又由于双方的估值观念不同，还得鸡同鸭讲地磨嘴皮子半天，才能达成交易。
但货币这种债务，也得看情形发。
货币一旦超发，咱们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局面。就像民国后期的法币似的，抬着一大摞子钞票，才能买几两米。
货币供应量不足，就会产生“通货紧缩”，也就是咱们说的“流动性不足”。像西汉文、景两帝的时候，货币发行权掌握在私人手上，大夫邓通与吴王刘濞掌控着铜山铸币，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总在货币的斤两上打斧头，货币供应量也就严重不足，社会商品流通就呆滞。老百姓们想做生意，就干脆自己也来铸币，天下钱也就不知道是谁发的，并由谁来负责承兑。
而且，货币只适用于流通交易领域。货币一旦出了流通交易领域，有很多东西就购买不到了，故有著名的“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效应。
比方说，货币能购买爱情吗？挺难，货币可以购买到婚姻，却很难买动人情，所以容易花钱买冤家回来。
又比方说，货币能购买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吗？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国家与社会另一个领域解决的事，货币如果不按其公平正义的程序进入，就是个搅屎棍的角色。所以我们都明白“种子钱”的资本是很重要的，但对社会制度而言，老狐是资本界的，也明白把资本无限拔高到“主义”那个份上，就很没必要了。
货币一旦发行，所代表的购买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俄罗斯发行的卢布，与美国发行的美元、法国发行的法郎，其购买力就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货币与货币之间的价值差距还是蛮大的。这种购买力加上发行方的信用度，就使各种货币有了不同规模的流通范围与流通强度。
所以，购买力加发行方的信用加货币流通范围与强度就等于该种货币的币值。
这样，各种货币之间，也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了。这是一种最古老的金融交易，可以说现代金融就起源于这种货币交易形式，连“BANK”这个词汇，也起源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航海码头上的“Bench（长板凳）”，因为这些“长板凳”上面，曾经坐满了给过往商船兑换各种货币的小商贩。可见货币交易是现代金融服务最早诞生的形式。
在现代金融学内，把货币交易称为“外汇平衡交易”，是金融中很重要的一行。“平衡”这词起得好！就是使各种货币在外汇商手中，使各种币值平衡出一种世界商品贸易的购买力出来。
对这种“购买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行外人，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计值法，就是那个著名的“汉堡包测试”：看一地用多少钱来买一个汉堡包，就可以简单地对各种货币进行比较，就明白美元、日元、卢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多少，也就是该种货币价值几许了。
但汉堡包毕竟是单一品种，可以有一个大致笼统的印象，却并不能很准确地细分货币对各类商品交易的价值。所以外汇商们、世界银行、IMF等，一般采取一整套的分析评估体系，就是那个“货币供应量（Monetary Aggregates）测算体系”了。其中：M0，代表流通性好的货币，也就是咱们俗称为“良币”的，就是这了。M1，流通性一般了。M2，流通性差的货币，也就是咱们说的“劣币”了。这算是国际上外汇交易的通称。当然，金融界内评估金融资产也用M0、M1、M2，其中M0代表流通性强的货币发行量，M1代表流通性较强的“准货币”：电子货币、金融票据等，M2则代表流通性不那么强的金融资产，比方说债券，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说完货币的基本认知，再说一下以货币为核心的金融基本运作规律。
有一门当代科学学科，是比较准确地反映金融运作规律的，叫“耗散结构论”。
不过请注意，耗散结构论也是有研究边界的。它注重的是对所有“流动性事物”的研究，对水利、货币金融经济运作、信息论等，就相当有用。而对一些“结构性事物”，就不在其研究范围了。所以如果是研究法律、建筑构造等，就可以忽略这门学科。顺带提一句，耗散结构论在传播学、营销学中，有更为具体的解释，就是那个著名的“长尾理论”了。
提到耗散结构论，是不怕套用咱们哲学教科书里面一句经典台词的：“事物总是运动的。”没错，当代自然科学所有前沿尖端学科，全部都是研究“运动规律”的，包括高等数学、量子力学（国内叫“高能物理”）、相对论、生命科学，等等。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于1927年甚至提出了著名的“不可测原理（不确定性原理）”：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不可被同时确定。也就是说咱们想观测一个粒子的静止状态时，就无法对粒子的运动状态同时观测；反之亦然。结果当代自然科学成果遍地开花，电子计算机、原子弹，等等，全是研究“运动”出来的成果。
根据当代科学学科的解释，货币金融是怎样运作的？
就是一个“耗散”。
这也很好理解。
比方说，咱们一不小心继承了上千万的遗产，咱们会怎么做？当然是先买房子了。咱们把一部分钱花出去，也就是“耗散”出去了。这种耗散并非无意义的“浪费”，而是房产商赚到了钱，先繁荣了房产市场。又由于咱有了房子，就得买家具了，则咱们再耗散一部分钱，繁荣了家具市场。由此类推，也就是说通过咱们为源头的不断耗散，各行各业也都有了繁荣的机会。
耗散结构论就是这样，专门研究各种事物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交换能量，从而使各种事物得以补强、成长的。
货币这种债务发行出来，也就必须在耗散结构当中，不断地滋润、繁荣各个行业与市场。所以咱们古人所说的“水以润下”，是相当准确的：发行货币的源头，就像播洒甘霖一样，不断向下滋润创富，使社会万物欣荣。再以税收等形式，回馈货币发行方。
如果老狐是守财奴，天生地喜欢聚财，而不喜欢花钱耗散怎么办？
没问题，社会日常运作自然会帮着咱们耗散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银行就会拿咱们的钱去进行投资耗散，且那点利息是不会弥补到咱们实质耗散所费的。
咱发起狠来，把钱活埋在园子里的花树下，这回不耗散了吧？还在耗散，货币的贬值，还是让咱们这捆钞票的使用价值缩水了、耗散掉了。
咱们古人也很精确地把这种现象，简括为“水不流则腐”：人为地限制流动性，则活力与生命死去。落地到货币这儿，就是钱越用越好用，不用则死掉。所以春秋时代的计然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就得使商品品种尽量丰富，好使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得以满足；货币要尽快流动，不要予以沉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