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很有必要加入这个章节。
事缘于自从凯恩斯主义之后，各国政府对经济行业有莫大的兴趣，却未必懂行，因此太容易凭政府的主观唯心意志，对经济事宜乱施为了。
那么，咱们的政府如何管理好经济？这也是需要说清楚的。
古往今来，对经济事宜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最好的模式只有两个：“西周体制”与“西汉均输”。
西周体制的核心点与现代发达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一致的，都叫“严格标准”。
西周初年的周公旦，一方面明白经济交易的重要性，也就正式用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了集市、市场。另一方面，却也制定了很严格的城邦标准，禁止不达标的商品进入市场。
由于周公旦实在太能耐了，连远在陕西的都城镐京有啥事定夺不下来，也大老远地跑来问问周公旦，因此鲁国这些严格的商业标准，也就成了西周整个社会的商业标准。这些工商标准、社会标准、国家标准，后来被孔子编定为一本很著名的书籍了，叫《周礼》。这与现代欧美国家纷纷制定商品标准，什么ISO系列、UNFAO……思路是一样的；将这些工商标准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的高度上，西周与现代欧美国家也是一样的。
因此，纵观我国的考古出土，产品品种最为丰富也最为精良的，不过两个时期：一个是西周，另一个就是西汉了。就算是前期的良渚文化和后来的大唐制造，比起这两个时代来还是差得挺远的，其余各个朝代就更不用说了。比方说，良渚文化是我国古代的“玉文化”高峰，但除了一些高制式的墓葬，还是在考古过程中发现有挺多假玉的；大唐制造就是以西域工匠的金银器最为精良，其他产品也发现有掺假的现象。只有西周和西汉这两个时期的各类产品，可以说只要流传于世的，全是绝世工艺产品，与现代瑞士、德国、英国的国际顶尖工艺产品同样精良。
但是，西周和现代欧美这种“严格标准”的做法，也给厂家与商家制定了很高的门槛。越到后来，不是有钱有势还进不了生产与商业这两门。结果垄断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社会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那些进不了生产与商业门槛的社会广大人士，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贵族们赚钱，自己就是卖身也赚不到几个小钱，生计日窘，也就渐聚戾气。
贫富差距积累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到了周厉王时代，周厉王竟还要搞“天子垄断”，赚钱只关自己的事，不关别人什么事。朝里的大夫和辅政王周公苕数次直面相驳，舆情也大哗，周厉王还傻乎乎地派特务机构去抓人，以图强行按捺镇压，城市和军队的中下阶层就发动了起义，把周厉王给撵跑了。
从此西周整体政治也就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期，直至周幽王被匈奴杀死，周平王东迁，西周强盛的王朝就覆没了。
现在欧洲也一样，严格的商业标准既造就了工业与商业的天堂，也造成了大批新移民生活与工作无着，新移民也就老在法国、英国等地闹事。
中东和北非就更直接，直接就来茉莉花革命，还兴多米诺骨牌，一个国家波及到一个国家，埃及倒下去了，利比亚倒下去，叙利亚死撑，却酿成了全局性的内战。
香港特别行政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700多万人口里就有100万的新移民，劳动人口换好几茬了，工商业的门槛却越来越高，在20世纪的主权回归前，没个3000万港币的投资，还进不了任一行的商门，香港黄金时代那种丰俭由人的投资气氛看似不存在了。
投资门槛日高，香港一向引以为傲的小工业也几乎全部迁往广东、广西、泰国、越南等地，香港人的精良制造精神和工艺在本埠已几无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层面还全面收缩小商业，而不像广州那样多发展专业市场，结果商贩们多只能集中于九龙活动，港岛的大笞地、赤柱等传统商贩市场被相继改造成公园，新界那么广袤的地区，却一个专业集散市场也没有，只好由得水客波涛式冲关，加重了人民入境事务署的管理负担。
由此，10年前香港人还没啥仇富气氛的。现在吧，香港的金融行业确还是独步于国际，金融地位在国际上是排行最高的头三名，商业橱窗也还是美轮美奂，但这些技术密集性行业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罗大众来说，是很难被招聘入内的；香港黄金时期那些凭拼搏出身和注重自身培训、训练的专业型人才，又多数移民星散。香港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公众管理和公司管理也有了流觞的苗头，连渡轮都能撞上游艇，还不顾而去的。这在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由此，香港的人心浮动了、分化了，社会就开始熵值（社会混乱指数）增强了。老狐曾到香港举办个酒会，一看蹭吃蹭喝的比客商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引起仇富气氛？怎么可能不兴起“民主运动”？一走上街头，怎么可能不怎样激烈怎样来？
咱们还是回复到那个基本的社会命题：经济繁荣可以使社会富裕，但能周济大众的制度建设跟不上，则会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状况，商贩群落渐次因经营成本高昂而消亡，则在繁荣富裕的社会中也能出现工商空心化的状况。一旦因这些社会落差变得陡峭，社会也就不再是一个足以自豪的家，不再具备奋发、奋斗就能有前景的气氛，社会就会趋向于激昂激烈，趋向于无序，趋向于革命。
因此，咱们可以把“西周体制”比喻成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轰隆隆地往前跑。就是跑着跑着，不时落下这节车厢那节车厢。
这些被落下车厢里的人，当然要骂这火车是怎么开的。
还不赶紧接上这些车厢，这些车厢里的人不暴动才怪呢。
与“西周体制”达不到标准，就砍咱脑壳不同的是，“西汉均输”就把标准当成了个大红萝卜，挂在咱中小企业这帮驴的鼻子前面，让咱老得往前进步。所以西汉均输对商贩的管理，叫“准许进入”，与西周的“严格标准”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说，西汉中期是世界古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法制与法治社会，法律法理实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丰富的，自然也对商业经济的诸项活动有着严格的立法，特别是对国家货币那是个坚定不移地维护。但是，西汉中期对小商贩们不是赶尽杀绝，相反，还由“上林苑”那样的国家经济机构给予全力扶持。
比方说，在公元前111年前，咱江浙那地不是得搞移民吗？那会儿闽越藩王实在太厉害了，老跑来江浙一带，结果汉武帝只好把江浙一带的居民全移到太湖以北去了。但在公元前110年，中国南部藩王的事儿全面解决，重归中华公约体系，西汉政府又安排群众回原居住地了。
这次大移民，西汉政府就安排得很仔细，不仅资助盖房和贷以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江南民众未来的经营发展权问题，也就对两项事宜特别在意：一是移授原楚地的丝绸制作技术到江南；二是引导建立小商贩市场，这个以后在咱们国内被称为“商品集散地市场”。这与四川汶川灾后重建，把小商贩市场作为一项重要重建内容是一样的。
不论怎么说，江南一带成为后来国货的主要制作地和商业集散地，并促使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几乎是起源于汉武帝的此次举措。
那么，咱们看到了，一头是国民共同富裕的命题；另一头是法制中对商业的严格标准——挺悖论，是吧？
汉武帝的思考还是很深入、周延的，就设置了一条叫“准许进入”的激励性标准，把这个悖论给解决了。
准许进入哪里呢？进入西汉中期的“均输体系”。
汉武帝提起心肝打匈奴，还狂打了许多年，可不是莽夫之勇，他有他的考虑，就是一定要恢复西周时通往西域各国的贸易通道。
一打完匈奴，中国大西北的“丝绸之路”、大西南的“高山峡谷丝路（后来叫‘茶马古道’）”、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三路畅通，汉武帝就立即全面启用均输之策，第一时间将国货输往现在的中亚和南亚次大陆。
也不怕说了，西汉中期咱的国货整个地覆盖了中亚与南亚次大陆，还延伸至那个古罗马帝国。中亚与南亚次大陆的商技也了得，很快就与咱中华“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了（那会儿有叫“社会主义”的吗？苍山老狐这厮发疯了吧？但除了社会主义这种形态，还真不好概括西汉中期是啥社会形态，那会儿当真都快实现传说中的共产主义了）。
就古罗马还搞奴隶制，不重视商技的，就被中国和西亚强悍的贸易搞得吱哇鬼叫，一会儿说要禁止他们的黄金出口，一会儿又说要烧了咱们的丝绸，反正就是挺被动的。但那会儿古罗马也兴咱们现在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罗马元老院的敕令，贵族和富豪们就是不理，结果黄金一样出口到中亚和咱们国内，丝绸他们一样照穿。
整到咱们国家在西汉之前是很少用黄金做流通货币的，到汉武帝末年，直接就发行黄金大额本票，也就是那个“马蹄金”了。至于日常使用的货币五铢钱，也因为其时是商品大流通的年代，发行量也就超大，现在存世量就太多了，都没收藏价值的。
那时的国货强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咱们四川出口些扫帚、竹杖子的，别人也抢着要。与十多年前老美那里就是出口些洋垃圾来咱们国家，咱们也很高兴一样。
但如果咱们一下子就把假冒伪劣的商品输往西域，西域也把一些假冒伪劣输往咱们国内，也是砸商业招牌的事。
这回又显露出上林苑铺设均输通道的好处了：外贸通道是国家铺设与维护的，汉宣帝时还干脆在现在的新疆设立“西域都护使”，其中一项职能，就是检验和截留那些假冒伪劣商品，不让其进入双边贸易通道，还可以收些关税。
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西汉中期这条“准许进入”的好处了。
其一，国家降减商贩进入市场的门槛。不但不限制，还把一些没军功的退伍老兵招募来，成为去西域的小商贩。算是一种鼓励商贩的国家政策，与国家扶贫政策挂起钩来。
其二，对那些产品质量过关的小作坊、小商贩，采取“准许进入均输通道”的政策，甚至是国家集中采购，算是给小作坊、小商贩打品牌。汉宣帝那会儿，还搞了个“太常仓”出来，就是由国家出钱，收购质量过关的小作坊、小商贩产品，做国家战略储备。
其三，咱们可以看到国家这样做，国库收入就主要来自“渠道钱”了，由此又让出了减税减赋的空间。均输之策是桑弘羊在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搞起来的，刚开始还只是试验性质，没想到才试验了不到4年，国库就大进银钱，竟然就凭这种渠道钱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西汉的税率本来就低，比率不过是民众得利的30：1，就算是在今天也是超低税率了。又经均输体系解决了政府用度问题，汉武帝也就在公元前110年后，一改前期喜欢收税的坏毛病，不仅免除南方、西南藩王的税赋，还把原来收开的人头税、亩丁税、缗钱这些“痛苦税种”全给免除掉了。
关键是这个均输费是怎样收的，又收多少？咱们现在也有海关，动辄还自己说了算的100%、200%税率，贸易渠道中的流转税也只增不减，地方政府用度乏匮了也晓得上公路去罚款搂钱，外汇管理局连境外资本资金进入国内也给先卡着，再悄悄地对资本投资家们说：“要不，交点税？”都不知道国际惯例一向是资本金免税，从而鼓励投资的。反正吧，商业流通渠道都被政府各个部门当成雁过拔毛、过桥抽水的财源了，国库用度却仍嫌不足。
这就得弄明白西汉中期的“均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学家们，竟然对中国古代这一著名的宏观经济政策全都语焉不详，并无详细和透彻的解释。如果连这种经济史上的经典案例都缺乏透彻研究，现实经济政策也就难以周延了。
西汉中期的均输，来自前文有述的计然关于经济那段话：“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济交易吧，如果对基本生活、生产物质收购价格低于20钱，就会伤害农业；对基本生活、生产物质的收购价高于90钱，就会伤害下游的工商业。工商业被伤害了，就无法营造社会财富；农业被伤害了，谁还愿意去生产？则咱们就把社会的基本生活、生产物质的收购价，平抑在价格上不超过80钱，下不低于30钱，则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可图，物价就平衡平稳，社会流动性就源源不绝，市场活动就活泼繁荣，政府就可以在海关等机构中源源不断地收取费用，这就是治国的根本之道了。
很难相信，此段既精深又简明易操作的论述“经济均衡性”的话语，来自咱们2500年前的老祖宗。
单凭咱们商人，能够做到这种经济市场的均衡性吗？
当然不可能，商人的天职就是唯利是图。
而经济、市场得以均衡，就一定得凭国家构建健康良性的经济体制，并主动进行经济调节，才可以实现。所以计然很明确地说这是“治国之道”。
那么，就可以看到实现经济的均衡性、市场的均衡性，政府是有三点“可为”和“不可为”的：
1.政府构建经济体制，可为的是经济均衡性，不可为的是胡乱干预及与民争利。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真有插手经济和市场必要的话，则不是像现代凯恩斯主义认为的那样，以为凡是好的经济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其实国外政府插手经济的方法就是一个“卖大包”，从美国里根总统那时开始就存在对经济刺激过度，导致了经济过热并积累起了经济泡沫。咱们国内就更搞笑，政府官员最喜欢一把将咱们商人推开，自己扮演“超级老板”、“经济沙皇”，然后就进入“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的死套循环，宏观经济运行也就3年一小劫、8年一大劫，政府也就忙于救火，“超级老板”和“经济沙皇”都做不来了，改做救火队去了；耐性一失，还最容易把自己当成了拳击队，也不去寻寻各行各业的规律和有效方法，反倒各行各业全不入自身的法眼，要与各行各业全面博弈。
可见吧，凯恩斯主义的实施结果，就必然往“举债经济”那头奔。而政府举债也必然由全体国民负担归还，则民利被公权力所裹挟，无底洞似的向政府的财政集中，最终社会破产，引发一系列恶性后果。
所以咱们今天应该很明确地说：不要再在凯恩斯主义里面打转了，凯恩斯主义从假设命题到毫无逻辑的推导，都只能算是现代一时心智闭塞、刹那糊涂的伪科学。
政府之于经济、之于市场的天职，就是维持、维护好其均衡性。除此之外，政府之于经济再无其他。
2.如果按今天“第一产业（农业与矿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政府可为的是第一产业中基本生活、生产资料部分，不可为的是第一产业中的非基本生活、生产资料部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更不可对不可为的产业进行垄断或强力替代其经济商业行为，从而强力推行臆想中的“计划经济”。
第一产业中的基本生活、生产资料，比方说人口食粮、棉花、原煤等，由于涉及人们的不可或缺，又是规整规模化生产，下游的产业链拉得很长，所以自古就涉及一个“制度性分配”的问题，一向由国家进行战略性收储和统筹调配。如果这些基本生活、生产物质没有国家的收储和调配，最容易发生“谷贱伤农”或“原材料疯涨伤害工商业，社会通货膨胀严重”这两种极端局面，所以国家通常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区间内浮动收购价和调配价。由于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收储和调配量极大，哪怕中间有些许差价，也是很可观的国库收入。
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和商人囤货，政府可以开仓放储来平抑物价，这就是西汉中期另一个主要经济措施，叫“平准”。而政府在平准期间，仍维持“上不过八十”，不会因社会物质紧缺而有意抬升物价，由此维护总体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故被称为“平价货”，推导到今天就叫“便宜货”。
西汉中期搞平准，就使社会稳定了六十余年，还要六十来年经济流转顺畅，社会一派繁荣景象，却没记录到一起社会通货恶性膨胀事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是连影儿都不见。北宋期间王安石搞平准，反倒乱了社会。
概因西汉中期有均衡理念和均输体系作为基础，王安石理解不了平准的真实意义，一旦强力推行平准，反倒引发中小官僚乘机囤仓哄炒哄抬物价，形成了中基层官员与民争利的局面——没有社会流动性及其渠道体系铺设作为基础，官僚行政体制也就很不顺畅，当然各自占山为王，各自垄断，与国家和民众都处于一种争利的状态。
一旦离开基本生活、生产资料部分，也就无关“制度分配”的事了，进入到了“价值经营领域”，政府就要坚决退出这些领域。
因为一来经营价值是一项专业，政府对这门专业基本事不关己，无须操心，收点流转税也就是了；二是一旦政府也想染指商业价值领域，反倒会把贵重价值搅和成平价货、便宜货，最终导致商品竞次和价格战局面。
比方说因电影《非诚勿扰2》的播出，海南省山中那些小木屋也面临一个价值飞跃的事，一晚住宿费可达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政府物价局就紧张了，赶紧下文“平抑”，还要罚款。其实这关政府什么事？别人有钱就想这样花，酒店方也可以趁有这种需求弥补一下淡季亏损，政府还可以多收点流转税，本是皆大欢喜的事。现在政府物价局横插一杠子，硬要别人按“平价货”处置，就算吃河水的——管得过宽了。
可见政府一插手商业价值领域，就总把商品搞得价值低估，行内人就每趋萧条。反倒政府不管的商业价值行业，倒可以欣欣向荣。
3.政府在社会流通中的国库收入，可为的是“均价”，不可为的是彻底打击劳动者积极性的高昂税负和费负。
“均价”一词就起源于西汉中期，现在中国南方仍有使用，特指行内公认通行的价格。而在西汉实行均输的年代，则指政府对均输物质经权衡和均衡之后的公开挂牌价格。“均价”与“平价”正好一个是起点，另一个是实施的结果。
其时，中国的丝绸是世界热销货，有确切历史资料显示：一磅（古罗马称量单位，每磅约等于十六两汉秤中的十两）中国丝绸输往古罗马，可以换回同等重量的黄金。哪怕中国丝绸经西亚和印度商人的中转，其时那些跨越大漠戈壁的中国小商贩们，也能每磅丝绸换取到3～6两（汉秤，十六两制）黄金，获利是颇丰的。而在北方丝绸之路的这些中国行商，最初多为退伍老兵组成，自身是没有本金的，连丝绸等货物也是国家上林苑的配给。那么，上林苑完全是可以用“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的理由，只给这些退伍老兵拿一些零碎钱，上林苑也就可以假设日进斗金。
但是，西汉的上林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只以国内均价加一点关税回收行商的得利，则得利大头归劳动者个人。劳动者不辞辛苦走上一趟西亚，就可以由贫转富，拿着一大堆的黄金回家买田盖房娶妻生子。
由此，劳动就可以成为由贫转富的光荣事，劳动者大军也就越汇越大，社会创富的蛋糕就快速增大。上林苑这等国家经济机构撮领均输体系，在越来越繁荣的国际贸易、社会创富蛋糕快速增大当中，回收的只是劳动者的获利小头，却实现了“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回笼收取的绝对数值当真是日进斗金。
由此，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充分保护，他们越创造创富，国库收入就水涨船高，源源不断地积累起充足的财富和货币，公务员的薪酬收入、福利待遇也就得以稳健，政府用度就“天下用饶”。
如果我们现在的海关反其道而行之，用高额海关关税去尽掳贸易商的利润大头，会怎么样？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进出口贸易商们获利微薄，则不再进行此类商品的贸易，海关就等于自断了这道流水。待流水越断越多，则海关税收也面临乏匮。二是走私渠道大增，则政府就得想当然地增大缉私成本。但西汉中期有强大的缉私队伍吗？连那个“西域都护使”都是到了汉宣帝时期，才慢悠悠地建立起来的。那些从西域回来的行商们，反正回上林苑复命也不过收取均价，腰缠万贯还不如交点小钱，也就还是受国家保护的合法公民。
如果我们在流通过程中随意收取高昂税费，这种高昂税费就叫“中间成本”，最终仍要转嫁给社会消费者去负担，社会的通货膨胀就难以抑制。还越益带来层压式社会结构的严重后果：劳动者的得利鸡毛狗碎，社会寄生阶层却越来越多。
比方说我国路桥建设中存在严重的“分包制”：能够得到政府路桥标书的往往不是劳动者，而是将标书一层层地倒手转包，到了真正的路桥建设劳动者手上的时候，所得款项已在国家标准的成本线之下。由此，劳动者越劳动，则收入越微薄，直至完全丧失劳动积极性，还对社会充满了憎恶厌烦的情绪，各项工程的质量也就越来越差，也就导致近年来屡发路桥垮塌事故，甚至剪彩的当天桥梁就粉碎性垮塌。
就这样，国家“集中起来办大事”的钱财，只养出了层层的寄生阶级。劳动大军却日益缩减，劳动素质日益下降。我们到一些改革开放后一直是劳动力资源储备的乡村中考察，看到那些壮劳力情愿天天打麻将，也再不愿意出外揽活工作，就倍感痛心——劳动已无法由贫转富，还去花那闲力气干什么？
起源还是咱们没有保护好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还有点眼红、嫉妒多劳多得，对正当劳动成果轻易就开“吃、拿、卡、要”，使官风糜烂蔓延开去。归根到底，还是咱们的官员没有认清自身对经济的职能，没能厘清对经济实践的职能边界所导致。
因此，咱们认为西汉中期的经济政策是成熟、周延的。概因这种经济政策不仅经过了试点试验阶段，更在全面推行后，汉武帝还召集了各行各业的多次会议。汉武帝亲自参加这些会议，却多听不表态，让桑弘羊这些经济官员与各行各业对诘研判，从而确保了经济政策的良善与周延，也就让西汉中期攀升上了人类历史上梦幻般民富国强的高峰，前无古人，后未必就有来者。
直到那个傻瓜蛋汉元帝刘奭，真正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面解散了西汉中期的均输体制等国家构建，才使西汉这个强盛王朝走了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