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由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轨迹所证明的一条原理，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一开始依靠劳动密集产业和制造业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随着本地区劳工成本的逐年递升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更廉价的区域的开辟，其逐渐丧失成本优势，能够继续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是人力资本优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试想，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很多人认为，中国近年来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然而，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好处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国的总产出来衡量的。总产出取决于总投入。投入有三个来源：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前两者都是物质投资，后者则是无形投资。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于经济当事人的无形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由于无形资本具有外部性，当无形资本投资不足时，经济将达不到帕雷托最优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应用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投入，从而收益的利润也在增加。其中，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又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依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192%~333%。因此，技术进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再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英国研发投入综合排名为世界第五，科技竞争力综合评价排名第五。英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表明，稳定的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层面上具有相关性。然而，东南亚国家的资本—产出弹性则比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劳动投入则相反。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都很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严重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产出，反过来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新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根本不存在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后劲。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每次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都是物质资本投资增长加速引起的，物质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当出现过快的经济增长局面时，中央政府就会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水平。根据测算，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却达70%，2003年受到政府投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物质投资活动，比例应该在60%以上。
因此可以认为，受政府部门和组织经济活动影响的物质资本投资的过热和萎缩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然而，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规模收益递减性，如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平的非相关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谓速度过快的根本对策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一般人们都认为，经济问题很多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许多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是政府行为的直接后果。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是整个人力投资主要因素。由于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相对规模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就业，这将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市场有效需求更加不足，使经济增长速度更加依赖于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结构性缺陷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