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病房,我和陈明同志交谈间,一位护士走过来,请陈明去接电话。归来后陈明告诉我是叶(圣陶)老打来的,询问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已届92高龄的叶老也正在另一所医院住院,却还这般关心他人,这实在是格外令人感动的事。陈明说,叶老差不多三天两头来电话关切丁玲的病情,这使我想起了丁玲与叶圣陶先生的深情厚谊的一段佳话。那是1927年,正在北京流浪、正在北京思考的23岁的丁玲,为了解剖社会,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诅咒和声讨黑暗的旧社会,她找到了一个工具,一件武器——那就是笔,手中的笔。她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了她的最初的小说《梦到》,投给郑振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被叶圣陶从一般来稿中发现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学道路。发现一篇稿子就是发现一个人!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推出一个文学新人。可以想见,这种特殊的情谊自然不一般。多年来,丁玲对叶老一瓣心香,没齿难忘。同样,叶老对丁玲也一向是关怀备至。因此当丁玲病情严重的时刻,叶老对之格外焦虑,格外关怀。
如今,丁玲已经去了。她坚强地走过了漫漫的82个春秋,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灿烂的早晨,希望的阳光。
她是从战斗的风雨中走过来的一位战士,一位人民的作家。
人民,将会永远记着她,一个大写的人——丁玲。
1986年3月12目凌晨,北京.
桑干河畔的记忆
倏忽间,前辈作家丁玲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然而她杰出的著作,她的思想精神,却长留人间,鼓舞着、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最近几年,我曾几次有机会回到桑干河畔的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村。那里是丁玲同志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生活根据地,也是我在六十年代初下放锻炼的地方。如今,当我站在桑干河畔温泉屯村口“丁玲纪念馆”前的大槐树下,思绪万千,许多往日的记忆一幕幕闪现眼前。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前夕,丁玲曾在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县一带参加土地改革,较长时间生活在温泉屯村,她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历史十分熟悉,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许多环境背景和人物原型,大都取材于这个村和这一带地区。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丁玲将其奖金捐赠给了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事业。1954年春天,她和陈明同志在张凤珠(时任丁玲秘书)的陪同下,又回到温泉屯村,看到村里的变化,人们精神面貌的焕发,十分欣慰。她想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还需要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于是便又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部分稿费,为温泉屯村建立了文化站,购置了黑板、乐器和书籍报刊等,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一个干部下放农村锻炼的制度,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在下放干部之列。我和作家宗璞、闻山、郑文光恰好下放到温泉屯村。那时,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涿鹿、怀来两县正是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干部下放的基地,许多诗人、作家都在此经受过农村生活的锻炼。每人时限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们在村里常常听到人们念叨起丁玲,亲切地称她为“老丁”,说她住在村里时,常常走东家、访西家和大伙拉家常,嘘寒问暖,贴心得很!听说她还在大上海待过哩,又到过延安,是个有名的大作家呢!可却一点不摆架子,和俺老百姓打成一片,对待乡亲们可真亲。
六十年代的“文革”前,我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曾去“北大荒”农垦总局组稿,有天我在佳木斯的农垦局招待所有幸见到丁玲和陈明夫妇,她们那时在汤原农场生活和劳动,虽是经历苦难,却依然坚强面对,她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向农工们普及文化,带动了农场的年轻人学知识,学技术的热潮。她和密山、汤原的农工们、战友们在风风雨雨和共同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无论怎样的处境,她始终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她说:“在北大荒,我有新的成长,我更为稳定。多谢老百姓呀,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她曾强调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身体力行。当然,时代在发展,至于如何深入生活,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该毫无疑义的。
此刻,我想起,1985年的春天,《人民文学》杂志社曾在首都剧场举办系列文学讲座,阳春三月的一天,我们邀请丁玲同志作了一次演讲。面对1000多位热心的读者听众,丁玲以自己亲身的创作经历,告诉读者朋友们:写作,要向社会学习。她说:“常常有人问我,你当作家经常读什么书,受什么书的影响,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我想了想,我就读了一本书,读了社会这一本书……我写东西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想象中来的,都是从我眼睛里见着的,社会里经过的……总之,不要脱离生活,要经常深入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
对于她精彩的讲演,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她仍是十分强调写作要深入生活,要到群众中去。
丁玲,作为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她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她丰厚的著作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她的文品,人品受到读者的崇敬,因此她晚年病重期间,以及1986年3月4日不幸逝世后,读者和人民群众对她的关切和爱戴之情,令人深为感动。这也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
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北京协和医院。
当时,我因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负有联络作家的任务,得悉丁玲同志报病危,头天晚上我陪同中国作协领导同志去了医院,她已经在急救室。几天前的2月27日上午我也曾和创联部的孙德全几位同志去医院探望,她正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已报病危,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那天,在病房,我和陈明同志交谈间,一位护士走过来,请陈明去接电话,归来后陈明告诉我说是叶(圣陶)老打来的,询问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当时已届92岁高龄的叶老也正在北京医院住院,老人却还关心着他人。陈明同志说,叶老差不多三天两头来电话关心丁玲的病情。这使我想起了丁玲与叶圣陶一段文坛的佳话。
那是1927年,正在北京创业的23岁的丁玲,写下了她最初的小说《梦珂》,投稿给郑振铎、叶陶主编的《小说月报》是被叶圣陶从一般来稿中发现并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学道路。发现一篇作品就是发现一个新人!因而丁玲一直感恩于叶老。也因此对于丁玲的病情,叶老格外焦虑,格外地关怀。
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界和部队的许多她的朋友和战友,还有素不相识的热心读者。
当时,丁玲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到桑干河,传到北大荒后,当她的乡亲们纷纷派出代表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赶往医院,真诚地向她表示亲人般的慰问。他们伫立在由于做过手术已经不便讲话的病人面前,陈明同志大声向丁玲介绍后,她嘴角微微嚅动,想说什么却已经不能够出声了,她的眼角露出了泪痕。在场的我们也深深感动,不觉潸然泪下。
然而病魔却终于过早地夺去了丁玲的生命。而她还有满腹文章要写哪!
2011年初春二月,北京.
举着生命的火把
清晨,迎着朝阳,我骑车由京郊北苑急匆匆赶进城上班。刚一到办公室,王蒙同志沉痛告诉我说:张天翼同志逝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为之一愣,为之吃惊。虽说天翼同志已是高龄,加之1975年之后,他因突患脑血栓,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也不方便。但由于他顽强的毅力和坚持锻炼,近年来身体状况日渐好转,精神状态极佳,人们期望并相信他会长寿的。谁会料到他竟如此之快地离开我们而去了呢!
作为后生晚辈,作为一名在他曾经担任主编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我,以及我的同事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心情是多么沉重,多么悲恸!
当即,在王蒙同志的建议下,我和王蒙、刘剑青立刻驱车赶到张天翼同志家里,向他的亲属——夫人沈承宽及女儿张章表示了哀悼和慰问。
对于张天翼同志的去世,沈承宽也毫无精神准备。因为他并没有患重病,更没有住院,开春以来,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格外的好。当晚,和往常一样,看完电视新闻,听完天气预报,八点多钟之后,他就进卧室去休息了。往日也是这样,他的生活一向很有规律,有条不紊。只是夜里十一点左右,沈承宽忽然听到一下声响,好像是一件小东西掉下地的声音。按说那是很轻微的声响,可是细心的夫人却急忙起身观察,原来是天翼同志用来吐痰用的一个塑料器皿掉在了床下。咦,仔细一听,他的呼吸急促,有点反常。身子也发凉。沈承宽立即拨电话给首都医院值班室,紧急报告了病人的病情。不多时,急救车便将天翼同志接进了首都医院。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不幸于次日——4月28日凌晨两点,我国著名作家、著名儿童文学家张天翼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天翼同志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一生勤奋笔耕,留下了包括小说、杂文、评论、儿童文学等各种文学样式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无疑是我国文学事业的极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