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牧同志的离去，真是文坛重大的损失！他走得太早太匆忙了，因为，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文章要写哪。
冯牧的溘然长逝，使我真正体味到了“重大损失”四个字的分量。我和朋友们好多日子都难以置信这个残酷的消息会是事实，总觉得他是出国或者出差去了，也许又到他一生中最喜欢最愿意去的第二故乡云南采风去了。他曾经告诉我，他的真正的漂亮的散文还没有写呢，还在他那许多本密密麻麻记载了他所走过的那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边疆的笔记本上哩。他说他甚至比徐霞客走过的云南的地方还要多呢。这是他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他特别钟情于云南、热爱云南。云南的大大小小的事和人都会牵动他的心。他几乎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走尽了云南各民族的山庄村寨，成了首都文坛独一无二的“云南通”。
当然，他爱云南，迷恋云南，不仅是因为云南风光旖旎，生活丰富多彩，还因为这是他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也正是在云南，战争锻炼了他，生活哺育了他，促使他写出了许多好文章。同时，在他后来担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期间，他陆续发现和扶持了像白桦、公刘、林予、彭荆风、季康、公浦、周良沛等一大批有才华、有创作实力的军旅青年作家。这些人直至今天依然活跃在文坛，个个成就卓著，是当今中国文坛宝贵的中坚力量。这批当年的青年作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冯牧的扶掖和帮助，使得当时在全军，大家都羡慕昆明军区出作家。一时间名声大噪。
冯牧同志，作为文学前辈，作为延安出身的老同志，他一直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要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的主要力量放在坚持和宣传我自认为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思想上，放在对于文学新人和文学新作的发现和培育上。”
这是一点不错的。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尤其新时期以来，几乎每一部新人佳作的问世，每一颗新星的闪现，都使得他兴奋激动，都受到他的热情关注和及时的评论。冯牧长期担负着文艺领导工作，事情既繁多又繁杂，加之他长期体弱多病，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晓，冯牧同志是一位读作品最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他差不多刊物一到手就要一口气读完，有时常常通宵达旦。不少年轻人的好作品，是他第一个发现！读到了年轻人的好作品，他兴奋地逢会便讲，逢人便说，有的还及时亲自写评论，有的推荐报刊转载，扩大其影响。冯牧慧眼识英才，他有着老练的文学评论家的敏锐目光。至今，究竟他发现了多少新星，培养了多少新人，评论和推出了多少青年作家，这是无法统计和估量的。他对青年作家满腔热忱，青年作家是不会忘记他的。1993年在延安开会，回忆起延安的往事时，老作家马烽说，他的第一篇小说的评论是“我应称之为老师的冯牧写的”。当时冯牧在延安《解放日报》做副刊编辑，评论马烽处女作的文章就发在延安权威的《解放日报》上。这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习作者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激励和鼓舞！用现在的话说，一篇评论推出了一名作家。想想看他的一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曾为多少新人新作的出世呼唤、呐喊，倾注了心血，倾注了关怀。
那天，在冯牧同志的追悼会上，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就发现有许多正是创作活跃期的中青年作家，一个个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冯牧同志致最后的敬意。
人群中，部队的青年作家很多。在长长的哀悼队伍中，我突然见到李存葆，问他怎么来的？他低声悲戚地说：我从山东特意赶来的。队伍中，还有一些中青年作家好像也都是远道而来。人们真是没有料到冯牧会这么快这么早地离我们而去了。而他的匆忙离去，留给活着的人们却是极大的悲痛和惋惜。是文坛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年来，由于文艺界屡屡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某些人事变动，而某些人上台后只谋私利、不谋工作，大搞不正之风，冯牧对此义愤填膺。他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和大团结的精神，吸引和凝聚了大批正直的作家，到实际生活中去，写出讴歌改革开放的富有时代精神的好作品。
冯牧为人很平和、实在、宽厚，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而他对于朋友，无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一概真诚相待。跟他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谈，说对了他赞许，说错了他会纠正你。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亲切感，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让人愿意接近的魅力。他从不给人摆架子，总是以一位普通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因之人们反而很敬重他，认定他为良师益友。
晚年的冯牧很喜欢摄影。每次外出他总要带上他那架心爱的照相机，逢山照山，逢水摄水。他喜欢给同行者拍照。事后，他会及时冲洗出来，一个人装一个信封送给你。前年，我随他和陈荒煤、周而复、黄宗英等去河北野三坡旅游，一路上冯牧热情地为我们大家拍了不少照片，回北京不久，每人都收到了他洗印的照片。如今我翻检这些照片时，看到冯牧同志亲切、和善的身影，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了他！
——不！不会的！他温厚的笑容，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他独具魅力的风度，都历历在我眼前。他仍活在我们中间，永远活在我们中间，冯牧！
1995年冬末.
季羡林：若是批评，正是鞭策
迎着北方隆冬季节飕飕的寒风，当我走进国际展览中心2006北京书展大厅时，这里却是数百家国内外出版社琳琅满目的展台，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来，是为了出席哈尔滨出版社在此举办的季羡林回忆文集——《此情犹思》一书的出版发布会。没有豪华的布置，没有特殊的礼物，没有虚夸的讲话，而有的则只是这皇皇近二百万字的五卷本文集，以及会场周围墙壁上所悬挂的十几幅季先生各个时期的放大照片。这使人有一种亲切感、温馨感。
能出季老的文集，多么不容易。季老为人平易、谦和、朴实、厚道，但他对于出书，我们知道，却是要求很严。事后我才知道，该书的两位主编：胡光利、梁志刚原是季老北大的门生，毕业后一直和师长保持着密切来往。他们苦心说服老师能允诺他们编这么一套有意义的选本。季老却说：现在出书要讲经济效益，要挣钱的。我的书能有那么多好效益吗？你们要慎重考虑。他还说：要是赔钱就不要稿费了。季老就是这样，从来凡事总是为别人着想，为他人考虑。在两位弟子的坚持和哈尔滨出版社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下，季老同意了。
试想，要从季先生几十年辛勤耕耘的一千多万字著作中选出近两百万字的精华，谈何容易！我们真得感谢两位主编和责编们付出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因为这套书是值得珍藏品味和传之后人的。
这皇皇五卷本的大著中，从时间上讲自20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体裁有诗歌、散文、日记、回忆录。涉及语言学、比较文学、佛学、印度学等。季先生曾说“自己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的兴趣”，因而他谦逊地说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好一个学贯中西的“杂家”！一位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这里，据主编介绍，关于日记部分，时有错字，漏字或词不达意的地方，他们曾和季老商量过要不要改正，季老明确地说：不动。要实事求是。当时怎么记的就得留原样，不必加工。其实，要我们一般来想，几十年前的日记了，若有错字、漏字或不妥，改改、加加无关大局，也并非作假，却也被一向做学问严谨严格的季先生回绝了。
至于今天的发布会，来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记者，以及季老的学生等数十人，虽然会场简单、简朴，气氛却热烈、隆重。不过，会场上有人悄声议论怎么没有见有关领导同志光临？会场上也未见张贴季老和领导人的合影？——我们知道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曾专程去医院探望过季先生。原来，会前，当出版社负责人和主编、责编去医院看望季老时，当面向他汇报了将要举办发布会的事，并提出一些关于会场布置及会议开法的设想。季老嘱咐：一、不请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工作忙；二、不要挂我和领导同志的合影，不能借领导人的光宣传自己；三、不放录像，放几张照片可以，季羡林是个普通作者而已。季老还说：书出以后，如果人家说好，那是鼓励，若是批评，正是鞭策。要是有人讲的不对的，也要感谢人家。听到这些真诚的语重心长的话，我心为之深深感动。老人这种虚怀若谷的境界，愈使我们对季老敬重和爱戴。
2006年1月21日.
严文井：没有讲完的童话.但我的心是柔和的，
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
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
我仍在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我也不会失落，
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严文井《我仍在路上》..一个用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以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热爱的文学样式——童话，给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感人、启人心智而优美的童话故事，哺育了几代人的“童话爷爷”严文井先生，7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按说，一个活到90岁高龄的老人，因病而逝，这本是正常现象，自然规律。然而严文井的逝世，却令人悲痛、惋惜和格外遗憾。为什么？因为，他还有满腹的文章要写，还有许多许多鲜为人知的美丽的童话没有讲完。
“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生长于扬子江畔武昌的严文井，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在报刊发表散文。1935年他到了北平，供职于北海旁的北平图书馆。在这个图书堆积如山的知识海洋里，他如饥似渴地利用工作的方便及业余时间，啃读着一本又一本书，汲取无尽的营养。这期间，他又在北平的报纸上发表散文，崭露头角，而且正式起用严文井（原名严文锦）为笔名。
抗日烽火连起，在北平，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严文井感受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无力站起来，前途暗淡。于是，严文井毅然奔向延安。他坦言自己当时的心境：“22岁以前，我是生活在一个小池塘里的一条鱼，或者甚至只是一只小虾。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呆在一片死水里，虽然也有些不安……以虚幻为充实。只是后来那种即将成为异国人奴隶的压力压到我头顶上来的时候，我才被迫做出改变。我跳出了小圈子，去了延安。”
延安的宝塔山，延安的延河水，延安的人们，一切一切都使青年严文井感觉新鲜，感觉亲切。他感慨：“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很快，严文井融入了这个来自不同省份、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接受革命的洗礼，在这里锻炼成长。此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第一次从过去迷茫的雾中获得了方向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说：延安，“从清晨到黄昏，青年们的歌声响彻了山谷与河川”。延安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41年，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问世于延安。
从那时开始，他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陆续为孩子们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大雁和鸭子》、《皇帝说的话》、《希望和奴隶们》、《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唐小西下次开船港》等等。
严文井的童话创作开端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为什么选择了童话的样式？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表露过自己当时的心情：“那是因为，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所以，熟悉他创作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在他的童话和寓言里出现的那些小松鼠、小面人、小老鼠、小溪流、石头、向日葵、蜜蜂和浮云以及孩子们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等，都是诚实、善良、勤劳、勇敢的象征。
严文井的童话充满诗意，换句话说是诗意的童话。它既有深刻的寓意和思想，又是极具感染力的艺术精品，启人心迪，耐人寻味。因而他的作品孩子们喜欢，大人也喜欢，可谓老少咸宜。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捷克文、朝鲜文、越南文等，同样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应该说，严文井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段岁月里，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而强有力的创作队伍。那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金近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常常聚会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这中间，严文井特别强调提出：只要我们心中有孩子，眼里有孩子，就会有未来。因此，他除了自己勤奋为孩子写作外，还在他先后担任的《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的位置上注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作为总编，他审稿时总是看作品不看人。常常是看到一篇好稿子，然后再去打听作者，而不是以作者有名无名来取舍。在忙碌的工作中，他还给许多青年作家亲切指导和热情帮助。这其中，有些已是今日文坛活跃的实力派作家。
充满童心和爱心
严文井日常生活宁静、淡泊、朴素。他是一个极具爱心和充满童心的人。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体育和动物世界。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动物。由于喜爱动物，多年来他也喜欢阅读描写动物的书，无论是文学性的或科学性的。因而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他几乎每集都看。有时看到荧屏上某类动物狡猾可爱的行为时，他会畅怀大笑。他说过：如果没有鸟啼蛙鸣，即使有最美妙的音乐，这个世界也会是寂寞单调。直到老年，他还说：“不知怎么闹的，一转眼我就变成一个老年人了。然而我对某些动物的喜爱和对所有动物的好奇心并未衰减，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和猫、狗、鸡逗着玩儿。”足见他童心未泯。
对于动物，他说“和我最亲近的是猫”。他的家一直养着猫，黑猫、花猫、白猫、大猫、小猫样样都养过，这其中有着不少动人故事。我之所以说“没有讲完的童话”，其中就包括他计划要写一部关于猫的长篇。那一定会是很生动、很精彩！可惜我们不可能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