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登攀”二字，系文学大师茅盾同志生前亲笔题写。
记得是一九八○年初秋时节的一个下午，我去看望茅盾同志，言谈间，我向他转述了当时担任《体育报》总编辑的好友鲁光及报社同志想请他为体育报“登攀”副刊题写刊名的事。许是觉得突然，他犹豫了一下。当时，他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体弱多病，视力又减退，一般是不便再题字了。我向他述说了体育战线的可喜形势，特别是我曾经采访过和比较熟悉的中国登山队的情况，他听着，频频点头，十分兴奋，便欣然应允了。他还高兴地说：“登攀”这个刊名好哇，有时代意义。我们国家搞四化，就是要像登山队那样，勇于登攀世界高峰！
当即，他便铺开宣纸，挥毫书写下这清秀苍劲、俊逸洒脱的“登攀”二字。
今天，值此一九八二年元旦佳节，茅盾同志的题字同广大读者见面，我们除了对这位敬爱的文学大师表示深深的追念外，应借女排胜利的东风，我们祝愿英雄的体育健儿们，在各项竞赛中都勇于登攀世界高峰！
1982年元旦夜.
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还是第一任主编呢！”
“文革”中，《人民文学》同样被迫停刊。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才较早地得以复刊。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
当日，我带了新印的5本刊物兴高采烈地给茅盾先生送去。那时，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会客室。而我因长期在《人民文学》工作，常常去看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个晚辈，他因此破例让我每次来到后院他的书房兼卧室见他，有时就随意聊天，有时我向他请教问题。今天，他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边翻边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茅盾先生说，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7、8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毛泽东题写封面字。结果毛泽东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艺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他写，茅盾便请郭沫若写了。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茅盾先生慈祥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
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读着，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商量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本来我是珍藏着的，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玉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不能以讹传讹”.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首都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多幕歌剧《杨开慧》。人们出于对“四人帮”江青的愤恨，以及剧情本身的动人，《杨开慧》的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欢迎和称赞。《杨》剧轰动一时。
记得那时我访问谭震林（原国务院副总理）同志时，谭老就很赞赏《杨开慧》一剧。他对我愤愤不平地说：“杨开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夫人！江青算什么？！不就是个妖婆嘛！她是康生在延安时耍的一种计谋。”
有一天我去看望茅盾先生时，先生突然问我：“最近北京上演的歌剧《杨开慧》你看过没有？怎样评价？”
恰恰我刚刚看过《杨》剧，很受感动，便立即回答他说：“好极了！一出好剧，大家都喜欢看。这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不料，茅盾先生脸一沉，摇摇头，说：“我不这样认为。”
怎么？大家喜欢的戏，包括像谭震林这样一些革命老前辈都认为是好戏的戏，文学家茅盾先生怎么会不以为然？
我便诚恳请教他的意见。他这才说：剧本的本意是好的。观众欢迎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剧中人物的描写和表现不那么完全符合生活实际。他说，剧院请他去看了戏，还希望他能写写文章，当然是给予肯定评价。因为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这个文章他就不能写了，免得以讹传讹。
我为之一惊，便进一步请教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说，当年在广州，国共合作时期，他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并且住在一栋楼里的楼上楼下，和杨开慧自然也有较多接触。他印象中的杨开慧是一个好学上进、追求进步的青年，是一位十分恬静贤淑的女性！她帮助毛泽东同志并为革命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工作，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女性！但杨开慧却并非是现在《杨》剧中所写的那种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文学作品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描写都必须注重真实性，唯其真实才更为感人。自然，出点这样的毛病也难怪作者，作者是出于好意。且毕竟没有那段生活经历和接触过剧中人物，而加以想象，就会失真。问题在于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如我，就得实事求是。不能不负责任地去一味鼓吹，以讹传讹。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我就不能写了。
我被茅盾先生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他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实际上也是先生一生所遵从和实施的，这正是他令人格外敬重的精神。
“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论战了”
又是一个秋日艳阳天。下午，我去看望茅盾先生并为《人民文学》约稿。我进屋时，先生正伏案写作哩。晚年的茅盾先生因视力减退，写作时需借用放大镜，写一行，看看上行，以便贯通一气。当我谈出请他为刊物写稿一事时，他说，他现在正集中全力写回忆录呢，一般短稿就不写了。由此他忽然问我看到没有某某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那文章是说有人现在反对鲁迅……而且还暗示和对号入座，指我所说的某些话。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茅盾先生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是早有定论的。我对鲁迅一向很敬重，不存在谁反对鲁迅的问题。我只是不赞成鲁迅研究中某些形而上学、繁琐考证的倾向。他说，我们对毛泽东主席不搞“两个凡是”，对鲁迅更不能搞什么“凡是”，研究工作要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比方鲁迅先生一向很关心和扶持青年作家，有些青年作家的著作出版，他亲自写评论向读者推荐，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鲁迅也热心为有些作家的新书写过广告，有些人便把这也作为鲁迅著作研究，这岂不是滑稽嘛！另外，鲁迅先生的日记，总的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这毋庸置疑，但也有个别的只是流水账式的记记而已，不一定有太多内容。如今，却有个别研究者硬是东拉西扯，繁琐考证，非要给它找出个意义来不可，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鲁迅先生赞扬过许多人，也批评过一些人，毫无疑义他的批评会是有根据的，但不可能十分准确。是不是凡是鲁迅当年批评过的人都不好？比如梅兰芳、李四光、章士钊、“四条汉子”等等，当然不是。这要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分析。在这点上，对鲁迅，同样也不能搞“两个凡是”嘛。
他说，大概就是因为我讲了点这类真话，被个别人看作是有人反对鲁迅。又是讲话又是写文章，气势汹汹。其实是莫须有，莫名其妙！说到此，茅盾先生有点痛心地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呢！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论战了。历史会作出客观的结论。”
这天，茅盾先生还给我讲了许多30年代文坛的风风雨雨。我有幸聆听茅盾先生的宝贵教诲实在是受益匪浅，永远难忘。然而使我最受感动和最为难忘的还是茅盾先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崇高人格。
一个人，一个伟人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说容易也不容易。
我们从茅盾先生的身上不是可以受到某些深刻的启示么？！
1996年7月，茅盾诞辰一百周年作
乌镇的风采
踏上乌镇的土地，虽说是头一次，然而这里的一切都令我备感亲切，思绪绵绵。因为，它是茅盾的故乡。
乌镇是一个水网交叉、地处水陆要冲、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集镇。今天，它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茅盾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儿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乡土的熏陶，家庭的影响，父母的严格教育，滋养和哺育了一代文豪；故乡的漫漫历史，风土人情，社会生活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寻觅到他起步的足迹，思想的源头。乌镇的河流，乌镇的火轮船，乌镇的桑树，乌镇的养蚕，以及古老街市的店铺和主人，几乎都是茅盾那些脍炙人口的农村题材作品中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乌镇水乡养育了茅盾，茅盾将水乡乌镇推向了世界。以至乌镇成为人们熟悉的地方，向往的地方。
这次来，我们之中就有几位俄罗斯、斯洛伐克、日本和韩国的专事研究茅盾的外国学者，有老有少，他们几乎都是多年前慕名而到过乌镇，进行过考察、研究活动。此次，他们在北京出席了纪念茅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一次热情地来到乌镇，探访更多的有关研究茅盾的感性知识。满头银发的斯洛伐克学者高利克先生曾将《子夜》翻译介绍给他们国家的读者。他曾几次访问过茅盾。1959年他首次来乌镇，茅盾先生在和他的谈话中说：你要翻译我的作品，最好去乌镇看看江南水乡。果然，1959年的乌镇之行，使高利克有了实地感受，他的译作出版后很受他的国家的读者喜爱。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茅盾研究的青年学者铃木将久，居然在几年前孤身一人带上一本中国地图，跨山越水找到浙江，抵达乌镇，悄悄地看、悄悄地记，悄声来、悄声去，获得了许多实地的感受。我问他这次来有何感想，他说，来一次有一次的收获。乌镇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尤其对于茅盾研究者——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学者。
笔者同茅盾先生当初由于工作关系，常有接触，常去拜见，先生对我之教诲，终生难忘。因之当有人在为20世纪小说大师排列座位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在大师名单中疏漏了茅盾，令我也令文学界大为震惊，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随意改变。茅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茅盾作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都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乌镇观前街的“茅盾故居”，1985年重修后保存完好，参观者络绎不绝。桐乡市和乌镇都成立了茅盾研究会，并办有像样的会刊，发表会员研究茅盾的新成果。参观者许多人留有宝贵的感言。甲戌之春，香港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来访乌镇时为“茅盾故居”热情题词“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先父与沈公青年时有同窗之谊，今瞻沈公故居不胜仰慕，后学小子金庸谨上。”还有许多中国人、外国人，文学家、艺术家留有不少珍贵的墨宝。细细看来，令人深深感动。
1996年7月，杭州旅次.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依旧是繁忙的公路。公路上，车马如梭，人流如梭；依旧是笔直的公路。公路旁，耸天的白杨，倔强挺拔。这是京郊一条宽阔的大道，笔直的大道，繁忙的大道，它通向圆明园，通向颐和园，通向美丽如画的香山。
哦，这条路，这布满白杨的林阴道，对于我，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的多少个春夏秋冬，我沿着这条路走向冰心同志的家，看望她、拜访她，向老人请教，向老人组稿，向老人慰问……如今，我又沿着这条路，在这寒风飘飘、雪花飘飘的冬日里，来到了她的家。
她刚刚度过85岁寿辰，就在10月5日。那天，许多亲朋好友，向她热诚地献上一束束她喜欢的盛开的月季以及鲜花组成的花篮。还有许多贺信与贺电。她衷心欢喜，心潮澎湃。
但是她也刚刚遇到不幸，就在她生日的头十几天——9月24日，与她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共同生活了56年的吴文藻先生溘然病逝。这使她痛心入骨、悲伤之极。
那么，今天我来，老人的精神和心境会是怎样的呢？.一比我想象的要好。
依旧是她的这间典雅宁静的客厅里，她安详地端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身旁，是近年专事照料她生活的女儿吴青和女婿陈恕。像往日一样，我们亲切地交谈着。老人总是含笑叙说往事，追忆故旧。还不时关心着、询问着当前文坛的新事，报刊上出现的新人新作。虽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但她依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谈锋甚健，并且极富幽默感。每每漫漫叙来，缀语成趣，娓娓动听。
常常是，如有亲近的客人——老朋友或小朋友，总之被她称为朋友者来，在她的客厅里，必然是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在她的身上，充满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此时，在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一个问号：这，难道是一位八旬高龄的老者么？
是的，她确已85岁了。是老者，然而她并不服老。她还在文学的原野上辛勤耕耘。这时，我忽然想起五年前，当她跨进80岁时的情景。那时，她因得了“脑血栓”之后，又摔折右胯骨，住进了医院。有心的《儿童文学》杂志社为了祝贺她80大寿，特地请画家杨永青画了一幅祝寿的画——画面上，一个满面笑容、穿着红肚兜、背上扛着一对大红桃的孩子，喜洋洋地向冰心奶奶拜寿。
她说，在病榻上，每天清晨醒来，在灿烂的阳光下，望着这幅画，使我快乐，使我鼓舞。但是总不能使我相信我竟然已经80岁了！病后有许多老朋友又是安慰又是责难地说：你以后千万不能再不服老了！她呢，却在回复一位朋友的信中风趣地说：“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无知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她说，这“无知”，要感谢她的千千万万的小读者！因为自从她23岁起写了《寄小读者》以来，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60年。正是许多小读者热情的回响，使她永远觉得年轻。当时她表示，身体康复后，将再努力给小朋友写东西。她愿自己的说生命从80岁开始。这是多么奔放的豪情！
冰心，这位对待生活真诚的老人，确实是这样做的，她虽是老之已至，却始终坚持写作，勤于耕耘，不断有散文、随笔、评论、回忆录等新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