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北方的黑龙江已是冰天雪地，寒风呼啸。而中原，八百里秦川放眼望去，杨柳依依，麦苗青青，田野里一片新绿！这令阔别大陆40年的河南籍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以及头一次来大陆的他的夫人、台湾诗人张香华女士好不满心喜悦！
柏杨夫妇是由台湾回大陆探亲的。他们先是到了上海、北京，而后抵达古都西安。这儿，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孙辈，他要享享天伦之乐。而西安，这个黄河流域的古城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有多少名胜古迹、文物国宝！有多少千古流传的历史故事！这也是十分吸引他们来的缘由。因为柏杨先生既是作家又是历史学家。
这天一早我们从西安出发，游览了乾陵、茂陵后，黄昏时分才到达马嵬坡的杨贵妃墓。同行者还有香港诗人犁青先生和夫人卡桑，还有西安几位作家朋友。因为预订好今晚要出席西安一个晚宴和文艺晚会，我们还必须赶路。由于旅途劳顿，柏杨实在是疲劳了，上了车一合眼便发出轻微的鼾声，他毕竟是年近七旬的人了。
车子正在发动，有一群热心的读者，大多是年轻人，围拢过来，手里举着从贵妃墓买到的游览图和传说故事书，要求柏杨先生签名留念。柏杨惊醒了，忽地站起身，要下车，说：“我去签个名。都是年轻人，不要让他们失望。”夫人提醒他披上大衣。他走下车去，揉揉朦胧的眼——为这群读者签了名。其中一位来自广东湛江的青年，表示很喜欢读他的书，并发表了见解。柏杨仔细听着，握别时，他再三说：谢谢！并充满感情地为这位青年题写了一句“千里相会，万里祝福”的话。这青年满意而去，柏杨也欣然登车。车子启动了，他还和蔼地向这群读者频频招手。
在西安，因为华岳出版社出了柏杨的书，便邀他去为读者签名售书。头天下午约的，第二天上午就得去。出版社还来不及宣传，但那天上午，闻风而去的已有几百人。有的向他表示问候，有的提出问题请他回答，有的要他讲话，柏杨先生很为感动。看来签名是没有时间了，他便提议说：“你们把姓名、地址夹在书里，我带回宾馆签好后用挂号寄给你们。”当场有人说：“你那么忙，会寄吗？”他笑着诚恳地回答说：“我会寄的。”果然，回到人民大厦，他静下来后，签好名用挂号寄了出去。
有一位中学生递给柏杨一张条子，要求他签名赠书。回到下榻处，柏杨拿着这张条子，叮嘱家人一定要查到这位中学生的姓名。他说：“那个中学生很可爱，他想让我签名，却没有买到书，急得不得了。我说我会寄给你一本的，他不大相信。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这使我想起，在北京，柏杨住在北京饭店时，服务员们也要求他签名留念，他都是当即就签。临走那天，夫人和他正在收拾行装，他发现还有出版社送他的样书，便拣出几本说：“我想起一件事，这里宾馆几位服务员要我签名，可他们没有买到书。喏，这几本我去赠送他们。不能就这么走了。”说毕，他跑到服务台为那几位服务员签名送书。
这些也许都是些区区小事。然而作为一名著有300多万字、已出版100多册书的海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家，面对读者，却是如此虔诚，如此热心肠，热爱读者，尊重读者，平等对待读者，不也可以小中见大、透视出作家的某种品格吗？柏杨经常说：“不要让大家失望。”他曾为一位读者题写过一句幽默而深有含义的话：“人，如果没有爱心，只不过是只破锣！”
让我们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对人的热爱之情和负责精神吧！
1989年元月7日大雪纷飞时速记.
在台北看望柏杨
冬日布满雾霭的清晨，我和我的同事刘屏、王红一大早便到了首都机场。原定上午9时起飞的飞机，由于大雾弥漫，延迟到近午时才起飞。我们穿云驾雾，飞到香港，飞到海峡彼岸的台北，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害得热情来接我们的朋友张香华和台北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执行长黄寤兰及副执行长连一玫几位女士苦苦等了我们几个钟头，唉，两岸要是直航该多方便呢。
这次，已是我有幸第四次访台，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即我们专程来台北拜望病中的柏杨先生，并在台北举行柏杨先生赠送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56箱近万件的书籍、手稿、文物的捐赠仪式。在漫漫的飞行旅途中我的心始终不能平静，柏杨老人纯厚、慈祥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中。算起来，我和柏杨、张香华夫妇友好往来已经20年。20年的情谊源远流长！如张香华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撰文所说：“周明与我们夫妇相识逾二十年，相当熟知柏杨的写作历程，加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新开甫6年，硬件设备如温湿控制系统都非常新颖，值得信任，又有国家的全力支持，馆藏与研究推广条件符合国际水准，柏杨考虑过后，才决定将这批文物交付旧识。”
柏杨先生此举惊天动地！在台引发多方争议，有人赞赏，有人反对。赞赏者认为无偿捐赠大陆，既是义举又是最好的归宿。反对者则质疑：柏杨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最后，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让“文化资产外流”？！
台湾“文建会”官员也曾拜访柏杨，有意挽留。然而柏杨坚定不移。因为此举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前夫人张香华和他在大陆的女儿崔渝生都曾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访问和考察，情况及时报告了柏杨。
柏杨此举令我们深为感动。陈建功馆长和李荣胜常务副馆长当即果断决定委派我带上我馆工作人员刘屏和王红专程去台北举行接受捐赠仪式，以示隆重。2006年12月，我们飞抵台北后，第二天即迎着霏霏细雨到了台北县新店市花园新城揽翠大厦柏杨先生寓所，拜访了先生和夫人张香华。只见先生寓所门前楼道摆满了香气袭人的百合花大小花篮。原来是昨日台南大学授予柏杨教育学博士学位时，朋友们得知而送来表示祝贺的。
我们一进门，张香华热情地说：“欢迎老朋友！”因为柏杨刚从荣总医院回家。这一年来，柏杨已经到医院几进几出，身体比较虚弱，来必须采取消毒措施，完毕，我们走进柏杨卧室，只见86岁高龄的柏杨插着鼻胃管，安卧在床上。他一看到我高兴地说：“应该我去接你，可惜我身体不能走动啊。”此时，我赶忙靠近床边安慰他说：“你能回到家中康复，大家都为你高兴。陈建功、舒乙、李荣胜都托我向你问好！”“谢谢他们！”柏杨说。随后他又问我：“你这次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亚太会馆，是文艺协会安排的，条件很好。”他打断我的话说：“哪里，应该让你住家里。”因为以前我来台北开完会后曾在他家住过，他们夫妇待我亲如一家人。我又告诉他：“你向现代文学馆捐献书稿的事，大陆和香港、新加坡及美国的华文报纸都刊登了消息，影响很大。”他却幽默地说：“感谢你们看得起我。”
我们将从大陆带来的上好茶叶送给了柏杨先生，他很高兴。觉得来自家乡的东西十分亲切。
2006年12月15日上午10时，按计划我们在柏杨先生寓所客厅举行了一个简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出席者有柏杨的朋友、学生和台北、香港、大陆驻台的各家媒体记者。
我在捐赠仪式上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致辞。我说：“柏杨先生是20世纪以来，在海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一位善于思考、勤于笔耕的具有非凡成就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我们所敬仰和爱戴的前辈。近20年来，柏杨和张香华夫妇同我们现代文学馆有着密切的来往和深厚的情谊，他们曾多次连续不断地捐赠过为数不少各种版本的著作。此次，柏杨先生又将他部分重要的著作、手稿、录影和文物、文献、资料等无偿地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必将大大地丰富我们的馆藏，也必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充分的资料和方便条件。”
在致辞中，我又代表我方强调说明：“此举乃柏杨先生的义举和善举，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些宝贵的资料虽然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所珍藏，但它将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所共享……”
接着，出席捐赠仪式并与柏杨夫妇有着友好情谊和长期合作关系的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先生致辞说：“柏杨的部分手稿捐赠到北京是好事。柏杨喜欢反复修改文稿，故从他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思考的历程，共享中华文化的资源是有意义的。”
最后，柏杨先生坐在轮椅上，用他洪亮的声音说：“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都使用的是华文，都是中国人！……”他说这句话时，我突然想起柏杨多年前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演时，对有人提出台湾独立的说法进行批驳说：“大陆和台湾有着同一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是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么会有这种现象？！”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明确而有力地论证了台湾不能独立，海峡两岸应当统一的看法。
短短几天，我们在台湾的使命完成后的20日下午，我又是在濛濛冬雨中来到柏杨先生家中，向他告辞，因为第二天我们将离开台北返回北京。当我轻轻走到他的床边向他说：“我明天回北京了，你保重身体，有机会我会再来看望你。”不料，他示意夫人张香华给他穿上衣服要到客厅和我说话。香华说：“周明很忙，明天一早就要赶到机场，你别起来了。”他却坚持起床。于是张香华扶他起身，给他穿了衣服，围上围巾，同护理工一起用轮椅把他推到客厅。他一开口便说：“这件事，是我们俩的缘分，我是不动摇的！你也看到了，这几天台湾的报纸，有各种说法和议论，还有骂我的呢！……”
我们谈了很久很多话。言谈中，他强调说：“希望大陆的同胞多到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的人也多到大陆去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这样，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
已是天近黄昏，窗外仍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这次来台我们常常会遇到下雨天，真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起身告辞，请他先回卧室。我站在客厅目送老人，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而我也同样落泪了。此时，只见他坐着轮椅进卧室，忽然他背着身举起右手向后摆了摆，自然是表示再见，却头也不回。啊，背影，此刻柏杨老人的背影深深地印记在我心中。
再见，敬爱的柏杨，我会再来看望你的。
2006年12月.
沙飞，让照片告诉后人
初夏的一天，一位讲广东腔普通话的女同志打来电话，用急切的口吻说：我叫王雁，是沙飞的女儿，有本《沙飞纪念集》，想送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纪念。我现在去行吗？
沙飞？我立刻想起几个月前，上海文汇报曾刊载一篇署名沙飞的短文《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大意是写他在1936年10月8日——鲁迅先生逝世前的11天，在上海青年宫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同一批青年木刻家陪同鲁迅先生参观展览时的情景。就在那一天，他拍摄下了几帧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围坐在会场藤椅上亲切交谈的珍贵照片。还有此后几十年来被文艺书刊经常采用的鲁迅先生端坐藤椅，侧身手持香烟的那幅名作……我脱口而出：
“就是为鲁迅先生拍照的那个摄影家沙飞吗？”
“是噢，是噢。”显然，对方有些意外，兴奋地说：“你知道我父亲，知道沙飞？！”
我说：“刚刚知道。原来那些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照片就是他拍的。欢迎你来！”
王雁风尘仆仆地来了，带来几本16开装帧精美的《沙飞纪念集》。为何是纪念集，而非摄影集？我翻开目录一看，方知原来还是以摄影作品（精选的代表作）为主，夹杂了沙飞文摘、沙飞手迹、沙飞年表等研究与纪念文章。还有一批领导人和将军的题词，因起书名为纪念集。
首页，也是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那帧鲁迅先生手持香烟、侧身凝视前方的照片。接着是鲁迅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而后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的遗容及葬礼场景的照片。沙飞没有想到鲁迅先生走得那么早，1936年10月19日，当他获悉鲁迅先生因病不幸辞世的噩耗，当天便赶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怀着沉痛的心情，摄下了先生最后的遗容及22日隆重葬仪的情景。这是弥足珍贵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性照片。
根据沙飞文章所述，10月8日鲁迅先生在参观木刻展览时，还问他“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沙飞回答先生：“在十六铺（上海）码头拍了几张工人生活，最近我喜欢学木刻了。”
“那么应该特别注意学素描哩。”鲁迅先生关切地说：“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
这是鲁迅先生对沙飞最后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教诲。
本来，沙飞在家乡广州读书时是喜欢文学的。后来到了上海后，于1935年6月加入上海摄影团体——黑白社，开始从事摄影艺术。后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木刻，这时，便有幸同一批青年木刻家结识了鲁迅先生。结果，1936年底，因拍摄和发表悼念鲁迅先生活动的新闻照片，沙飞被上海美专勒令退学。
这期间，他还专程赴华南国防前线南澳岛进行摄影采访。邹韬奋先生在他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上，特地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沙飞题为《南澳岛——日〈本〉人南进的一个目标》的专题报道，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
面对日寇的入侵，他渴望投身抗战。于是在1937年夏末北上太原。后经周巍峙介绍，担任了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从此他走上革命生涯。在此后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烽火连天岁月，他是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
试设想，一个广东人，一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间到了满目荒凉的北方，到了崇山峻岭的野山沟，要穿“青纱帐”，要蹚滹沱河，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要经受枪林弹雨的考验……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
沙飞原名司徒传。之所以起名沙飞，他说：“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说明他在黑暗的旧中国是多么向往光明与自由。所以到了边区后，他自觉克服了生活上、语言上、习惯上以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解放事业。
翻开沙飞的摄影作品集，在抗日战争八年的烽火岁月中，许多重大战役，如攻克平型关、百团大战、敌后反扫荡、平汉铁路伪警防队1800人的起义……许多著名的八路军将领，如聂荣臻、贺龙、王震、萧克、程子华、舒同、关向应、吕正操、王平、杨成武、孙毅、朱良才、聂鹤亭……都在他的镜头里留有逼真的身影。还有八路军同根据地人民的鱼水情，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图景，游击区民兵自卫队的军事操练，八路军崇山峻岭的转战，国际友人访问边区，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攒击健儿，抗大学员的训练生活等等历史场景的生动记录。
其中，有三组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投身抗日战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姑娘美穗子，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军询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