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战火中医疗生活的照片，收在纪念集中的共计有19幅。这当然有所选择，实际上恐怕不止这些。因为这个从上海来的会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摄影记者沙飞，同延安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白求恩也爱好摄影，时常背着一架照相机，两人更有了共同语言。1939年11月，当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因受病毒感染，不幸在河北唐县病逝。沙飞听到消息，极为悲恸，立刻从前方骑马扬鞭星夜飞奔回晋察冀，为友人送行。他不但平时为白求恩摄下了许多生动的镜头，也为我们留下了白求恩最后的遗容和葬礼的情景。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将军的信中遗言：请将他那架心爱的德国相机送给沙飞，足见他们友谊之深！在炮火连天中，沙飞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走到哪里，始终带着这架象征友谊的相机和装在一只小铁盒里的鲁迅先生照片的底片。
曾经在晋察冀边区传为佳话的聂荣臻将军关怀一位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的感人故事，发生在1940年8月，八路军在攻占了河北井陉煤矿后，发现一个孤零零地站在矿区哭泣的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抱回这个战争孤儿，悉心照料了她。聂荣臻司令员关心地见了这个小姑娘，派人送还日本军队。40年后的1980年，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长大成人，感激涕零地带领全家到北京专程面谢聂荣臻元帅。美穗子还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来了感谢信及她全家的照片，也由衷感谢沙飞为她记载了那段感人的历史。据王雁说，在战争年月，她父亲一向很吝惜胶卷，但为拍摄这件事，竟用了3个胶卷追踪拍摄。父亲说，这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日本人民的。
1946年3月张家口的军调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的历史性谈判，是一场艰苦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沙飞为此历史重大事件摄下了宝贵的镜头，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一本厚厚的《沙飞纪念集》，一帧帧具有文献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被压迫民族不屈不挠、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一代革命伟人以及国际友人的影像，从中也可以看到，沙飞作为与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石少华并称的“解放区三大摄影家”，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
1949年12月15日，沙飞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枪杀，而后被判处死刑。1986年有关方面重新审理此案，沙飞错案得到纠正，多年来那一帧帧不能署名的沙飞的照片，如今又被人们重新认识，亲近起来。这一幅幅历史画卷，无疑是中国摄影事业的巨大财富。
谢谢王雁，让我有幸认识了摄影家沙飞，尽管时间推迟了将近半个世纪……1997年7月酷暑天，京郊芍药居.
犁青，友谊之桥
提起香港，我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一位朋友，那就是诗人犁青先生。我认识他，是在八十年代初，当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犁青是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游子，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诗人，发表过他的诗，因此他同《人民文学》缘分很深。我们也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过密的交往，使我逐渐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发现，犁青不但诗写得好，为人也非常好！同他交往的人都会留下良好的印象，因为他待人忠厚、诚挚、率真，完全是一个迷恋于诗、生活在诗的王国里的书生。尽管他长期生活在海外商业社会，尽管他是有着几十家企业的大老板。简直使人无法把这两者联结起来。
从八十年代起，为了促进祖国的统一，增进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他不遗余力地呼号、奔波，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想为海峡两岸搭诗桥，用诗为两岸的同胞诗人进行交流尽心尽力。开始，他于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的一九八七年创办了《文学世界》、《诗世界》刊物，从组稿、编辑、写稿、校对、出版、发行到馈赠文友，付送稿费和参加有关文学活动等的工作和活动费用，全由自己包办。这是犁青和朋友们赤诚无私地对香港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奉献。
《文学世界》当年在香港的成立仪式，我有幸出席。作为主编的犁青，发布了办刊的方针、宗旨。他说：“《文学世界》面向海峡两岸和四面八方的华人作家、艺术家，旨在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有益的创作经验，为香港作家，海峡两岸及各地华人作家提供园地、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攀登世界文学高峰尽份力量。”他说：“特别欢迎海峡两岸的文学家通过香港，通过香港出版的《文学世界》，作为‘传呼机’和‘对讲机’，交流文学信息、沟通文学技艺，共同为中华文学的繁荣和进步努力。”
犁青说到做到。作为“诗桥”的犁青，他的“对讲机”、“传呼机”也常常波及到北京的我，以及其他朋友。有时我会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台湾将有某某某作家某月某日到北京，或者香港某诗人某日抵达。有时还交代说美国、日本、韩国某作家要到北京。他都热情地希望我和北京的文友能同他们见见面，让客人多了解中国的新面貌，多结识中国的诗人、作家。不少次，一些外国作家来中国在香港停留，都是他承担在港的食宿费用，还帮人家办理各种出入境繁杂的手续。有时，他还亲自陪同某些作家朋友到广州、到上海、到北京。他自己一路自费，“舍命陪君子”。我印象中，一九八八年他曾陪同台湾诗人洛夫等《创世纪》诗人团巡回访问祖国内地一个月。又陪台湾作家柏杨和张香华夫妇作北京——西安文学之旅。后来他又扩大到常去东南亚诸国，联络那些国家的华人中从事华文写作的文朋诗友，还飞到世界各地参加世界诗人大会或作家会议。当然他最大的精力是用在沟通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上，因而朋友们常常戏称犁青是一位“无任所大使”。专做友好联络、促进团结的好事，而且是标准的无私奉献。
他视诗为生命。他其实在诗歌创作上已有可观的成就。
他主办的刊物和出版社，在香港，在祖国内地，在台湾以及东南亚都同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今，他又担任了香港作家联会的副会长，社会活动比以往更多更频繁，然而他依然坚持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他依然做着“诗桥”的工作，沟通和联络更多的作家、诗人。他做这些事业时，在他的背后有着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这就是他贤淑的散文家妻子卡桑。我们赞美犁青，可不能忘了她。卡桑正是犁青实实在在的那一半呢！
1977年6月，京郊.
黄宗英和《星》
入夜，在北戴河。皓月当空。我迎着轻柔的海风，踏着松软的细沙，漫步在辽阔的海滩上，仰首观灿烂的群星，低头听拍击岸边的浪涛，我忽然地想起了作家黄宗英，想起了她所走过的创作历程，以及她新近结集出版的散文报告文学集《星》……难道这大海、这群星和黄宗英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是的，还真巧，这个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登上舞台、走向银幕而后成为电影明星；解放后又由于演员生活对社会的广泛接触，偶有所感，渐渐地拿起笔成为知名作家的黄宗英，与海，确还是有过一段姻缘呢，并且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她梦幻般的童年是在滨海城市青岛度过的。那时她才六岁，随着父亲由故都北平而来。父亲在青岛电话局担任总工程师。第一次看见大海，小宗英是多么开心哟！从此她常常奔赴海边，扑向大海的怀抱，在海浪中游戏。天长日久，晒得又瘦又黑，头发也渐渐变黄，真真成了一个黄毛丫头。
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格，给了她勇敢、顽强的毅力。
与此同时，父亲书房中琳琅满目的藏书又是那样迷人地吸引着小宗英。她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直奔书房，小小的个头伸长脖子东寻西找，如饥似渴地浏览着中外文学名著，尽管她并非都能读懂。啊，书，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她仿佛走进了又一个无际的海洋——知识的海洋。
最使她入迷的是童话。有天，当她满含兴趣地读完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之后，幼小的心灵掀动起感情的波澜，她忽而为丑小鸭遭到的不平而憋气，忽而又为丑小鸭变成美丽的小天鹅而拍手欢叫。由此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她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丑小鸭那样飞起来就好了！
这，就是大海，天然的海洋和知识的海洋所赋予一颗幼小的心灵的宝贵的启迪。
如是，读者也许不会责怪我为什么在北戴河的海滩有此奇怪的联想吧。当然，有此联想的直接缘由，许是由于我身边带着一本《星》吧。
以《星》命为书名的集子，是黄宗英同志从事散文报告文学写作以来作品的一本结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