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潇潇秋雨的夜晚，8月24日，作家魏巍默默地走了。他走得平静，走得从容，走得坦然。然而他的那些杰出的作品，却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心间。
新中国刚成立后的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魏巍便深入到朝鲜战场，与在那里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命运，他为志愿军官兵的英勇献身精神所深深感动，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热情讴歌了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一时间“最可爱的人”传遍中华大地，成为人们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亲切称呼和代名词。这个篇名和称呼本身，正是作家敏锐的思想和眼光的体现。据魏巍回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此后的岁月里，《谁是最可爱的人》陆续被编进中学教科书及各种散文通讯的范本，感动和影响了几代人。至今，年轻一代不少读者还在阅读和熟知《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在魏巍去世的第二天，我和作家崔道怡在北京志愿者协会同一批年轻的志愿者座谈协作问题时，那些20来岁的文学爱好者却都知道魏巍，还有同学谈他能背诵《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选段呢。大约是在3年前，当魏巍在夫人刘秋华的陪同下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后，走出会场，在大厅里突然被一群中学生和老师发现和包围，孩子们说：“魏爷爷，我们读过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特感动人。”一个个拿出练习本要魏巍签名、合影。一个作家的作品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很不容易！
到了80年代的1982年，魏巍又一次轰动！他付出了近20年的心血和智慧，所创作的革命战争“三部曲”长篇巨著中的《东方》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另两部《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也是很有影响的作品。小说充满革命激情。而《东方》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它在书写战争题材上有突破性，有新意，富有浓郁的时代精神。此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作家，但却宝刀不老，笔耕不辍。除了长篇小说，这期间，他还不断有散文、杂文发表。他是一位长期工作、生活在部队的军旅作家，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党，他总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和作家的责任感，要把自己军旅生活和战争经历写出来，留给后来者，今天它们的确已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前辈作家，魏巍对文学事业充满关怀之情。上个世纪，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时，魏巍长期是《人民文学》的编委。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于他。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编委会上，他总是很直率而又热诚地对刊物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刊物发表涌现出的新人新作，他很称赞，也很鼓励，他认为这是文学事业的希望。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他平易近人。作为长辈，他率真热情，温厚待人。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有个名刹仙游寺，是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地方，文学史上有记载。当时白居易任职周至县尉，住在仙游寺写出千古绝唱的《长恨歌》，现在那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延续它的人文景观，1994年秋天我曾请魏巍为该寺题词。因为他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不多时，他以遒劲有力的笔墨为仙游寺题诗一首：“诗圣仙游后二年，中原又生白乐天，篇篇歌哭生民泪，不绝诗魂千古传。”大意是说诗圣杜甫去世后二年白居易出生。史载，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而白居易出生于772年，卒于840年，的确晚生于杜甫逝世后两年。可见魏巍的创作态度多么严谨。这首诗堪称一首佳作。我在一些地方偶尔也看到他为当地学校或文学社团的题词，多是热情鼓励年轻人要树立理想，要热爱祖国和人民。搞创作的就要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一切，均是表达了一位革命前辈、文学老人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如今，魏巍同志离我们而远行了。斯人已去，但著作永存，精神永在。
2008年9月1日.
草原奇葩
不久前，当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记者的出色报道，使我们——首都以及全国各地的广大听众，得以及时知晓场内比赛情况。他们敏捷、生动的实况转播，犹如一篇篇优美的散文，给人们以极大的满足。这时候，我忽然萌生这样一个想法：要是能有一篇描述这种场景的小说该多好呵！那就可以细细阅读，好好欣赏了。实在说，我并不懂体育，但是，解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体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实在是使人兴奋不已。每当我听到我们的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夺取世界冠军”和接二连三地“创造全国新成绩”这些消息的时候；或者坐在宏伟的体育场馆里，紧张地、然而又是愉快地看着每一场激烈比赛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运动纪录增长的一厘米，或十分之一秒，或球赛的一分，不知要耗费多少汗液和脑汁呵！而这，即使是一个并非“球迷”或“体育迷”的普通观众，又是多么需要了解呵！换句话说，群众需要反映运动员生活的文艺作品。
最近，“体育报”刊发了蒙族作家玛拉沁夫同志的近作《在花的草原上》，确实给我以一定的满足。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一遍、两遍……我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说它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题材新颖，有着浓郁的草原的芬芳，而是作者通过明快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杜古尔—— 一个新型的、蒙族优秀长跑家的光辉形象。从杜古尔身上散发的时代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闭上眼睛，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茫茫草原”的灰暗图画。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身着貂皮大衣，脚蹬羊绒长靴的封建统治者——王爷，在策马狂奔。马屁股后面，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吃力地跑着。封建统治者，正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酷刑折磨着这个“终身奴隶”。但这个“奴隶”，并没有屈服，酷刑摧毁不了他顽强的意志，也泯灭不了他要求自由的向往。像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孙悟空不仅没有被炉火烧死，反而使他练就了更能洞察事物的“火眼金睛”。他——杜古尔，劳动人民的孩子，在封建桎梏下，锻炼出了一个长跑运动员需要的意志品质和技术。
解放了，茫茫草原腾起初升的太阳，杜古尔也在党的爱护与培养下成为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如今，他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故乡辽阔的花的草原”，故乡的一草一木，引起他多么丰富的联想和对比呵！时代变了，风物也变了。和同乡的小伙子们的邂逅，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之间的友爱团结和关怀。当小伙子们闹清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陌生人，就是他们仰慕的杜古尔叔叔时，大家“突然变得拘谨起来。”但“杜古尔理解他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淳朴可爱的小乡亲们的心情，并不是他们与他疏远，恰恰相反，他们是期望着尽快的出现亲友之间那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一阵狂欢之后，他领着小伙子们欢畅地在故乡花的草原上跑了回去。
故事的高潮是“那达慕”大会的长跑比赛。在这儿，作者向读者介绍了另一个新型的蒙族青年齐米德。这个“腰细身长，腼腼腆腆”，“劳动上，从不挑肥拣瘦”，“实实在在”的青年，一出现就惹人喜爱，蒙族人民的笃实、沉毅和勇敢，在他身上似乎更多一些。他除了在回答杜古尔的鼓励，“轻轻咬了下嘴唇‘嗯’的答应了一声”之外，作者没有让他再讲任何一句话，但是他的性格却并不因此减色，相反的，倒更加令人感到浑厚、可爱。
比赛的描写是动人的，尤其是对杜古尔的精神状态的刻画，真是淋漓尽致。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体育学院的长跑教练，“他深知第一天比赛，对一个运动员一生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齐米德无疑是个很有前途的运动员，如何培养他呢？“为了他，要超过他！”这个回答是何等响亮有力，它闪现出了崭新的、红色教练员的思想光辉！
“为了他，要超过他！”这句简单的话，蕴含着多么深厚的爱和关切，又多么丰富地表达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啰嗦了这么一阵，读者也许感到难耐了。但作为自己读完这篇作品后的一点点感触，不妨剖陈给大家参考。的确，这篇小说的情节是曲折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生动的；尤其是后半部，我以为更紧凑动人。作者玛拉沁夫惯于用抒情的笔调描绘草原景色，这篇小说同样散发着草原的芳香。真的，在我读着他的这篇近作时，我仿佛踏上了茫茫的草原，会见了英雄的杜吉尔和沉笃的齐米德，我为他们的激烈比赛而担心、振奋，我更为那“为了他，要超过他”而深深感动。因此，我不能不说：“在花的草原上”是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一朵来自内蒙草原的艳丽的奇葩！
由此，我又想到：能不能有更多更好的体育题材的作品出现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玛拉沁夫同志是位非常爱好体育运动的人（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算作他的专长），他热爱而且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我们期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这类作品。此外，也还有不少的作家爱好和熟悉体育生活，我们当然也相信他们会给我们以适当的满足。但最爱好和熟悉体育运动的，莫过于我们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了，拿起笔来写写自己吧，让我们文艺创作的百花园里，“体育之花”开放得更加灿烂夺目！
请容许我借用杜古尔的话来作本文的结束：“为了他，要超过他！”
1961年秋夜匆草，北京.感念曾妈妈
曾志同志去了，静悄悄地去了。还是在6月底一天晚上，几位作家朋友在北京方采阁聚会时，贺捷生将军首先告知我们这个噩耗的。随后在7月4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发了曾志同志逝世的消息，新华社也在同一天发了通稿。
当晚，看完新闻联播，我打电话给斯亮同志，表达我的哀悼之情。接电话的阿姨说，斯亮带着全家到井冈山、广州撒曾妈妈的骨灰去了。接着我又接到丛维熙和缪俊杰的电话，他们也在寻找陶斯亮，对曾妈妈的逝世表示哀悼。因为，我们大家既是陶斯亮的朋友，也是敬重曾志同志的晚辈。曾妈妈去世了，斯亮怎么没有及时告诉我们，朋友们多少有点“埋怨”，直到斯亮从南方撒完骨灰回京后，回电话说：“这是妈妈的意思。她嘱托丧事从简，不搞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不要通知亲人和朋友们。希望身后静悄悄的。”陶斯亮说她是遵照妈妈的遗嘱，到南方把她的骨灰埋在井冈山小井村红四军医院后山坡上的一棵树下，因为那里曾是妈妈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另一部分埋到广州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面，和爸爸陶铸的骨灰合在一起。这样，也就完成了妈妈的遗愿。
我们也就完全明白了，理解了。
曾志同志，正如她女儿陶斯亮所说的那样，她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她是1926年10月仅15岁时入党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漫漫70多年的革命岁月里，她经历了许多坎坷、磨难，在斗争中锻炼成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解放后她先后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领导职务。特别是1977年至1983年，曾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排除“左”的干扰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大胆拨乱反正，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使大批长期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科技人员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同时，她还深入基层，考察选拔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后来，她患了淋巴癌，以87岁的高龄，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同时，只争朝夕地在病榻上主持完成了胡耀邦同志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并最终完成了40万字的自传。她为我们留下了这笔宝贵财富，后来者是会感念不忘的。
如今，当我面对斯亮寄来的创意新颖的“告别卡”上曾志老人慈祥可亲的遗像时，我回想起一件难忘的往事。
那是11年前的1987年初，我当时担任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副主编，经手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和批评的小说。作为刊物的负责人，我在当时有关部门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就这篇小说的发表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代表刊物编辑部作了公开检讨。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这则消息，全国各地报纸也发了新华社的通稿。一时间，小说事件轰动于世。
我的心情极为沉重。这可以说是我参加编辑工作以来最大的一次教训。然而出乎我意外的是，座谈会召开的次日上午，我忽然接到陶斯亮的电话，她说妈妈早晨听到中央台新闻联播后给我写了封信，要她今天就送给我。“上班后我会送到你手里的。先在电话里先给你念念……”
当天上午我很快收到了这封信，是曾志同志在一张道林纸上用铅笔写的，显然是“急就章”。字里行间充满关切与温暖。
信的内容是：.
亮亮（即陶斯亮）：
周明他们的检讨，今天报上登载了，你应马上给他一个电话，给予鼓励与安慰。他们这种态度很好，争取了主动。检讨诚恳，大家是会谅解的。我想对他们的工作和信任不会有影响，尽可放心大胆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请代我向他们问候。
妈
1987221.
这信，是关心，是鼓励，也是鞭策。这封信，我一直珍重地保存着。我感念曾妈妈，谢谢曾妈妈。如今她老人家去了，这封信更是我永远的纪念。
曾志同志虽是我党现今为数不多的1926年时期的老党员、革命老前辈、高级领导干部，但平时同她接触，同她谈话，她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你有什么问题，什么心里话尽可以向她述说，向她倾吐。说对了，她赞成；不正确的观点，她耐心说服和纠正你。既有革命的原则性，又会使你感到心悦诚服，与人为善。
在深圳特区开创初期，我要去深圳组稿和采访，有天在她家里随意说起我要出差的事，她便问我那边是否有熟人。我说没有。她说：那我写个信给深圳市的领导同志，你可以去见他们，采访他们。
她给当时的市长梁湘和副市长周鼎同志写了信，我到深圳后拜见了两位市长，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就是这一次的深圳之行，我结识了文友林雨纯和刘学强，他们也给予了我工作上不小帮助。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深圳新朋旧友就更多了。
还有一次，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时，因为一篇报告文学遇到一些麻烦，我去给曾志同志谈了，向她请教如何解决好。她听后讲了自己的意见。结果曾志同志当即带我和王南宁去拜访了中纪委一位主管书记，后来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从心里感激她，我们一向也尊敬地称她为曾妈妈。
曾志同志生活上十分俭朴。在机关，她是部长。在家里，她常常亲自下厨房，饭菜都很简单。在饭桌上只要是孩子们撒了半粒米她都要捡起来，从不浪费一点一滴。老人家知道我是陕西人，爱吃面，每次只要我在她家吃饭，她总是亲手给我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