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她家时，她总是关切地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谈论国家大事。她总是要我们有全局观念，考虑大局，考虑国家利益。她谈得很平易、很亲切，以理服人。我们从她老人家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但她唯独不愿谈自己。按说她有那么曲折、坎坷而光荣的历史！那么丰富美丽的感情经历！却难得引她谈论这类话题。
曾妈妈是一位大写的人！我们永远怀念她——尊敬的曾妈妈。
1998年盛夏8月，京华.
夜“闯”中南海
嗬，夜“闯”中南海，这个题目好吓人。写下题目，我便赶忙将闯字加上引号，以免引起误会。其实，这是事发当时，朋友们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这件事源自于1983年3月23日“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的前夕，一次“突发事件”引起。
什么“突发事件”呢？这话得从头说起。当时，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只限于两年评选一次的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除此之外，社会上乃至全国范围内没有其他奖项。所以每届评选出的作品数量也有限，很受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和社会上的重视和关注。每次评完奖，获奖篇目首先要在报纸上公布，然后择期举行颁奖仪式。评委会的组成均为当代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很有权威性，也很有透明度，不曾发现有“走关系”的现象。评委们都是认真阅读作品，认真讲评，负责任地投票。因此获奖的作品应该说大都是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影响的。本届，其中作家理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的《希望在人间》，荣获报告文学奖。可是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告状，几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中央领导。23日下午，中央领导办公室通知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
这个时间正是即将举行颁奖大会的头一天的下午。而此前首都的媒体和即将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到达北京报到。这可了得！临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向媒体和社会解释？！那个年代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很敏感。可以想见，一项严肃的全国性的评奖，获奖作品篇目已正式在报纸公布的情况下，却突然撤下其中一篇作品，而且恰恰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被撤下了，那外国媒体一定会作各种猜测，会有歪曲报道。
那么，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究竟写的是什么呢？怎么会这么快的有人反对，甚至告到中央？而且是在几天内。也够迅速、够神通了！
想想看，3月24日上午即将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颁奖大会，23日下午却突然有这么个紧急通知，停止给《希望在人间》发奖。这是何等紧急的“突发事件”啊？！原因是：有人状告这篇作品“不真实”，“吹嘘个人”等等。因此，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暂停为这篇作品发奖，指示进行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可哪有调查的时间，研究的机会哪，时间如此紧迫！急得主持这四项大奖活动工作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一时间坐卧不安，他直说：这可怎么办？！冯牧同志毕竟是老同志，既有组织观念，又灵活机智。到了下午3时左右，他打电话到海运仓总参一所（与会人员住所，现更名为京东宾馆）紧急找我（因我时任评奖办公室主任），说：出事了，出大事了，理由的那篇作品明天不能发奖，要撤下来调查研究。他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我因心中有数，知道这篇作品的来龙去脉，便回答冯牧同志说：这篇作品是我们《人民文学》特约理由写的，他到厂里作了深入地采访和思考，不会与事实有出入的。我说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他要改革，有人抵制，这就引起争议。可能因为干得好，有人红眼，想整他。冯牧同志一听我这么说，他“噢”了一声，似乎轻松一些。他忙指示我说：“既然你了解这个情况，那你马上写个报告，讲明情况，申述理由，咱们力争！”
“力争”！我虽然答应了，且抱着信心争取，但我内心还是嘀咕：天哪，时间这么紧迫，怎么能挽回局面哪？！要是写个报告送上去，还不知领导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可领导如无新的指示，谁又敢明天去给《希望在人间》发奖呢！人急了，会急中生智。此时，我也灵机一动，找到也在会议工作的《希望在人间》的责任编辑王南宁，向她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今天下午，咱俩赶写个报告，还要想办法能送到中央领导手里。王南宁诡秘地笑笑说：“好吧，这任务可不轻呀。”我同时给司机班打了招呼说：下午有紧急任务，请留一辆车待命。
于是，大约从下午4点多起，我和王南宁在总参一所的一间屋子里关起门来，讨论、商量这个报告怎么写？然后由王南宁执笔。王南宁是个写文章的快手，文笔好，思路又敏捷，这篇作品又是她经手策划和责编，准会写得好。果然一个小时后她便写就，完成“报告”。我们在电话里向冯牧同志念了一遍，作为汇报和听取领导意见。最后我们手抄了正规的两份（当时还无复印机），一份是写给中宣部领导的，一份是报送给中央政治局有关领导的。
在报告中，我们首先介绍了《希望在人间》写的是一个亏损八年、负债累累的企业，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后，三年间，他由于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技术革新及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打了翻身仗，扭亏为盈。这篇作品实际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当时，我们听说了他的事迹，编辑部便约请理由采访和撰写这篇报告文学的。然而理由和黄宗汉一接触，他却告诉我们的作家，这些事，这个厂的变化，都是全厂职工和领导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干的，光靠一个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改变工厂的状况。他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表现忧心忡忡，如同突难临头。他因此还曾给理由开列过一个长长的名单：上至局长、公司经理、厂党委书记，下至副厂长、副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希望都能予以报道。
就是这样一个厂长，短短三年，带领全厂职工、干部，艰苦奋战，开拓创新，改变了一个企业的面貌，其所作所为，完全为了企业，为了职工，为了企业的长足发展。写他，怎么是“吹嘘个人”，怎么就“不真实”？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更多这样的厂长啊！
我们在报告中介绍了这篇作品的来由、申述了评奖的理由。
下午5时多，我和王南宁驱车前往东城一个胡同里中央宣传部长家。不巧，我们到达时部长还没有回家。夫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在客厅里看看电视。她说他打过电话回来，今晚回家吃饭。果然，不大一会，部长回来了，我俩急忙递上一份申述报告。部长戴上花镜，很快仔细看了一遍，沉吟说：噢，这个事我知道。你们讲明了情况，很好。但这件事是乔木同志（即时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批示的，必须向他报告。我说，这么晚了，我们在哪能见到乔木同志？请您帮助我们请示一下他，可以吗？部长说：我找找看，最好你们当面请示。
这当然最好。部长立刻拿起电话给中南海总机交代要他们联系乔木同志，说有一件急事要处理。很快胡乔木同志秘书回电话来，部长将我们找他的情况讲了讲，并且说我们带了一个报告，想面见乔木同志，因为事情紧急。秘书答应向领导请示。
没有想到，胡乔木同志同意，要我们去中南海见他。当时他正在中南海小放映室，审看一部新片。我和南宁欣喜异常，觉得事情有了希望，便立即向部长和他夫人感谢，告辞，飞奔出门，我告诉司机：快，咱们去中南海！这时，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全城灯火璀璨，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潮如流。当车行驶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时，习习春风扑面而来，我顿时觉得，距离中南海近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会有了。我想：只要进了中南海，只要能够见到中央领导，有机会申述我们的理由，我想领导同志会赞成的。一路上，我们几乎是飞车而行，结果很快便到达中南海西门。不料，被警卫拦住，要我们出示证明，询问和哪个单位联系的？说警卫室没有我们进中南海的备案。
我和王南宁都傻了。原来由于心情急切，我们忘了请部长帮忙给中南海值班室打招呼，报车号。那当然不可能进中南海。这下弄得我们心凉了半截。
西门是中南海的重要门户，警卫多，岗哨森严，纪律严明。但事到如今，我们不甘心呀。我给几位哨兵直解释，我们因为有多重要、多重要的事，向中央领导汇报、请示，忘记了办手续，……哨兵哪敢轻易放进去任何一个没有手续，没有中南海内某个部门同意而闯入的人呢！
此时，我正和哨兵交涉着，机灵的王南宁却听出了几个警卫的陕西口音，她立即认老乡，和那几个哨兵热情套起近乎。忽然她一个狡黠的眼神示意我赶快进警卫室去！于是我有机会便在警卫室拨通了一位首长秘书办公室朋友的电话，真巧！当晚他正好值班。我迅速告诉他了事情的原委，请他帮助我们进中南海。他问了我们车号和几个人、什么人，很快打了电话，正式通知了警卫室。不难想象，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又多么幸运！又有了信心去闯那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大关了。
进了中南海，小放映室在哪里，我们两眼一抹黑，边走边停下车问路。会不会是沿途的哨兵知道我们来见中央领导，给了热情的礼遇。车子在美丽的中南海绿树花丛中穿行，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终于我们找到了地处中南海中部的一幢小楼，便是小放映室。又是一道岗哨。我和王南宁向警卫说明来意后，警卫进去请示。乔木同志秘书出来告诉我们说，首长同意，但你们进来一个人吧，王南宁便留在车上。我跟随秘书进放映室后，首长亲切地让我坐在他身旁，然后说：“你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我扼要地如实向他陈述了这篇报告文学的意义和社会反响。特别报告说，作品所涉及的内容《人民文学》编辑部均作过调查、核实。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
说毕，我屏住气等待首长的意见。这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高啊，真高啊，毕竟是中央领导。一句话，便一锤定音。我激动地站起来连连说：“谢谢您，谢谢您！”
走出放映室，我激动地大喊一声：南宁，成功了！
王南宁也高兴极了。说：现在咱们赶快去冯牧同志家里汇报。
此刻，已是夜色苍茫的七点钟左右。
我们离开中南海，又急奔复兴门外木墀地的冯牧同志家。不巧，冯牧同志姐姐说他到旁边贺捷生家里去了。我和王南宁赶忙下楼又上另一个单元楼，到了贺捷生家，冯牧同志正给贺捷生说这件事呢，我们便向他报喜，说乔木同志同意了！冯牧同志一声叹息，放下了心。贺捷生也高兴地大声说：周明，你和南宁立了一功！她关切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我们在她家用餐。我们心急呀，便说，不用了，我们回招待所去。辞别冯牧、贺捷生，我们又往地处东直门内的海运仓会议的驻地总参一所赶路。今夜，两个多小时内，我们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赶回东，真是马不停蹄啊。
到达总参一所时，大约已是晚上将近八点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令我们一阵迷惑。招待所的所有房间空无一人。我问楼层的服务员：客人们呢？服务员说早都去了餐厅吃饭。
于是我们奔向餐厅。进得餐厅门，我大吃一惊！全体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静悄悄地端坐在桌旁，在等候我们的消息。见此情景，我不由落泪了。我对大家说：我们成功了！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大伙高兴地欢呼起来！
王南宁向大家述说了我们奔波的情况。但是说完了这一段，她话锋一转，神秘地说：这次成功，是由于我在中南海门口使了个“美人计”的结果，周明才得有机会跑进警卫室找了人，我们才见到了中央领导。她也说了在中南海西门我们尴尬的那一刻。大伙笑声不绝。
这时，突然好多作家朋友起身拥向我们，喊着、笑着、捶打着、激动着，把我抬了起来，呼喊声久久弥漫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当晚便立刻有人编出了《夜“闯”中南海》的段子，还夹有浪漫色彩的“美人计”。作家嘛！
第二天隆重的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如期顺利举行。作家理由愉快地站在领奖台上，手举红彤彤的荣誉证书，神情激动地对大家说：
希望——在人间。
2010年12月，北京.
欲哭无泪
路遥，你走得太早太快太突然了！听到你去世的消息，接到陕西省作协发来的讣告电报，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年轻、这么过早地离人世而去，离你终生热爱的文学事业而去，离亲人、朋友而去呢？！可是当我打开当天的报纸《文汇报》上“著名作家路遥逝世”的黑体消息，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一时间我头发昏心在跳，痛苦难言。我立即又将这一噩耗告知一向很关心他的朋友王蒙。在电话中王蒙也是反复几遍地说：你别开玩笑，路遥怎么会没有了呢？这么年轻？……我说是真的，我也不相信。可是报纸上已经登了消息，西安的朋友也来了电话、电报，路遥真的去世了。这时王蒙赶忙说，我明天到广西去参加一个会，现在我马上打电话让秘书发唁电去。电话中他不无深深惋惜地说：太年轻，太可惜……我和乡友、评论家阎纲又通了电话，我们感到事情的突然令人欲哭无泪——实际上都泣不成声。我们多么憎恨病魔的残酷，老天爷的无情，竟将这样一位才华出众、成就卓然而正当事业辉煌、向上登攀文学更高峰的优秀作家的宝贵生命过早夺去！
路遥，黄土地的骄傲！陕西的骄傲！他从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文学创作，长年扎根在黄土地深入生活，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打成一片。他是劳动人民忠实的儿子，是忠诚的人民作家。80年代他的佳作《人生》曾轰动文坛，此后又陆续写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等名篇，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近些年，他克服种种困难，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倾尽心血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去年荣获茅盾文学奖。茅盾奖是我国目前文学的最高奖。每届只能有几部作品、几名作家享此殊荣，得此奖是非常不易。因此当时在京的陕西籍文艺界的朋友们都异常高兴，为此我们还特地和路遥聚会一次，表示由衷祝贺！
有位朋友说得好，路遥计算成果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心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他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进取的毅力，敢于创新的勇气是令人感动、令人钦佩的。和他有深交和接触多的人，大凡都在这些方面有较深的感受。他是平凡世界中一个不平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