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还收到他的一封长长的信，那是为了陕西省政协创办《各界》一本刊物的事。他让筹备这个刊物的负责人马治权带上他的信找我，希望我为家乡的事帮忙。读着他的信我深为感动，据说当时他已经处在病中，还操劳着这件事，我能不为之动情动心么？！我记得每次我回西安，只要他知道了，我们总要见见面，聊聊天。他是一个很讲情谊、很重友情的可信赖的朋友。他的过早逝世，毫无疑义，对我国文学事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逝世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朋友，知心的文友。
安息吧！路遥，我年轻的朋友！
1992年11月寒风飒飒的初冬夜，急就.
编辑部的老师们
人的一生大概会有许多老师，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老师。在学校，读书期间给自己讲授过课程的，直接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当然是一生难忘的恩师。毕业后投入工作，走向社会，在社会生活的海洋里需要继续学习，继续接受教育，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这方面又会有更多的老师，也会使你毕生难忘。
今生，我也不曾想到自己竟做了职业编辑。编辑，是一项富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崇高职业。即所谓我们大家通常讲的“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他人作铺路石子”，“为他人作人梯”等等含义。这种精神的培养并不容易，说实在的，在大学读中文系的学生，谁不向往成为一名作家、评论家？干吗参加工作后在编辑部将自己埋在了一大堆来稿中，阅读和处理他人的稿件，“浪费青春”？巴金同志在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曾深情地说：许多做编辑工作的人不是不会写东西，不是不能写东西，许多人是具备创作条件的，是能够大有作为的。只是他做了编辑，要帮助别人，培养别人，必须做出牺牲。
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是理解，是勉励，也是公正的评价。
我在从事编辑工作中就有着许多难忘的经历，难忘的老师。最初我刚刚由大学校门走进编辑部做编辑工作的启蒙老师就是著名作家、评论家黄秋耘。那时是在青年文学刊物《文艺学习》编辑部。当时这个刊物的主编是出色的女作家韦君宜。黄秋耘是刊物编委兼编辑部主任，实际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他为人随和平易，又学识渊博，所以我愿意接近他。后来又陆续知道他的一些历史，他还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革命”呢。那时他和蒋南翔、杨述、韦君宜同志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爱国，勇敢投身于澎湃的学生运动。
遇到这样一位既是老同志，又是老作家的老师，是我的幸运。在编辑部，我是作为见习编辑，先从收发、登记稿件做起，几个月之后开始看一般来稿，从中挑选出可供版面用的稿件送组长、编辑部主任复审和审定。所谓见习，就是跟着看跟着学呗。那当然就有学好学不好之区别，提高得快与慢的区别。秋耘同志却几乎每天都要来翻看一下我们几个“见习”处理的稿件，告诉我们这一篇为什么可选，那一篇为什么不可用。结合来稿，谈题材，谈人物塑造，谈故事结构，谈写作技巧，谈如何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等等，我们听得入神，他也讲得动情。他是广东人，一口“乡音未改”的广东腔，最初我们有时好费劲才能听懂他几分之几的话，后来听多了听惯了就听明白了。他对于我，真是手把手地教，言传身教，一步一步引导我学会做编辑工作。他给予我许多切实的帮助与扶持，也教给我许多宝贵的知识，我是永生难忘。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我又进入全国性的大型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没有想到一干就是30多年。在这儿，我有幸在一批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副主编的老作家、著名作家张天翼、陈白尘、李季、韦君宜、黄秋耘、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李希凡、葛洛、王蒙等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个个都是文坛骁将，驰名海内外。个个主编刊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新鲜“招儿”。那时，《人民文学》在读者心目中是文坛“圣坛”，许多作家的成名作大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许多今日活跃在文坛的有成就有影响的中年作家大多也是从《人民文学》走上文坛的。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功绩。
他们每个人对我都有着难忘的师生之谊。至今想起来仍令我感动而感激。比方张天翼、陈白尘主持工作时，办刊方针就很开阔而开放，团结了许多作家，组织发表了许多必定进入文学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之作。后来，诗人李季从兰州回来，也担任了副主编，刊物如虎添翼。对编辑部内部实行岗位责任制，让每个编辑放手工作，大胆工作，独当一面。做对了他予以肯定和鼓励，做错了及时提出纠正。
那时，我担任散文、报告文学编辑工作。主编李季提出：人人当主编，人人心中要有一本《人民文学》。这个口号使大家大大加强了责任感，主动、积极、热情地为刊物努力工作。由于搞散文、报告文学，必须迅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就需要经常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那些年我每年有大半年在外边跑，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上海到新疆，从河南下湖南，又到云、贵、川，穿梭流动，跑遍了全中国。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发现可写的题材线索，就抓住不放。就地物色和组织作家采写。李季同志下死令说：你们出去，时间长短不要紧，但要抓到好稿子；稿子你们在外边基本上把它改好、编好，拿回来的争取是成品，能上版面。抓不到稿子提头来见！
好家伙，这是多大的压力哪！可正是有了这样的严师，锻炼了我们，提高了我们。
刚刚粉碎“四人帮”后，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光未然）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他的胆识与魄力至今令我难忘，令我钦敬！印象最深的几件重大事，一是关于刘心武的《班主任》，编辑部收到这篇来稿后，感觉到，这是一篇带有突破性的作品，但又觉得十分尖锐，能否公开发表，大家都很犹豫，拿不准主意。于是这篇稿子就呈交主编裁定。张光年同志看过之后甚为赞赏，他当即断然拍板：马上发表！这期刊物出版后，《班主任》引起轰动。
另一件事，也是关于一篇作品的命运的决定，即当时轰动文坛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作为责任编辑陪同徐迟同志采访。为了深入采访，徐迟住在了中关村科学院的招待所。在见到了陈景润第一面之后，我当晚赶回城里当面向主编张光年同志作了汇报。因为当时对于陈景润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说法不一，评价不一，张光年同志说现在中央提出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陈景润有缺点，但他多年如一日地坚持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是值得表彰的。报告文学就是要抓这些人物写，你陪徐迟把它搞出来。又是果断的拍板。
类似的事一时无法一一详述。总之，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些先后的领导者、文学前辈，他们言传身教使我受到的教益深刻难忘，我一直把他们作为我的文学事业上可敬重的老师。这些老师中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健在。健在的，我由衷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1994年秋高气爽日.
胡同的岁月
北京古老的胡同体现了它悠久的历史文化，历史的悠久，岁月的沧桑，条条胡同恐怕都有它说不完、道不尽的灿烂的历史和动人的故事。
我从60年代初起所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就是这样。这个胡同名我在大学读书时便已经知道。因为它是全国性有影响的刊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地址——刊物的封底印有“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三号”的字样。那时作为学习文学的大学生把《人民文学》视为必读刊物。它每期所刊登的作品、新出现的作家、文坛动向都是我们所热切关注的，及至它的所在地址也引起我们注意。有的胆大的同学还不时向《人民文学》投稿。和我同班又同室的段平的一封信在《人民文学》“读者中来”栏目得以发表，段平和我们都为之雀跃。不简单，一个大学生的名字上了《人民文学》，为此，大伙鼓动段平拿稿费请客呢。可见，那时候《人民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神圣。
不想，大学毕业后，我十分意外和荣幸地被分配到首都工作，而且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先是在韦君宜同志主编的青年文学刊物《文艺学习》做记者、编辑，1957年秋转入《人民文学》任编辑。当时，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都是我所崇敬的老作家。从此，我进入小羊宜宾胡同三号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