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生中朋友很少,能谈得上知心的朋友就更是屈指可数。除了与她同龄的炎樱外,长她一辈的姑姑张茂渊可以说是张爱玲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了。
张茂渊与她的哥哥,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廷重身上带着浓厚的没落贵族的陈腐气息,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只会在家里坐吃山空。而张茂渊身上则充满了新式女性的独立自主、朝气蓬勃。张茂渊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对同样渴望独立自由的嫂子黄逸梵和侄女张爱玲则充满同情,惺惺相惜。在家里,她们三个人结成了同盟。
1924年,张茂渊到英国去留学,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也随之同去,逃离了那个死气沉沉的家。1928年,她们回国,经过几年西风的沐浴,她们变得更独立、更坚定,气质出众。张爱玲对母亲和姑姑充满了敬仰。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只能偶尔与姑姑见面。在她遭受父亲毒打和囚禁时,姑姑曾来替她说情,希望张廷重能放了这个女儿。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张廷重就跳起来拿着鸦片烟枪朝她打去,张茂渊被打伤,进了医院。
姑姑是个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晚年的时候才结婚。受过新式教育的她常常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言论,这些话也对张爱玲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姑姑在找工作时非常挑剔,她认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有时候对工作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要能挣钱就必须去做,不论有多苦。但她只需养活自己一个人,就不能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赚钱生活,又何必呢?
有一段时间,姑姑在无线电台做新闻播音员,每天只需工作半小时,诵读社论就行了,收入颇丰。一般人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不知会有多开心,但姑姑却不这么想。她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经常跟姑姑写信。姑姑曾说自己“文武双全”,“文”就是能写信,“武”则是会纳鞋底。每次收到姑姑的信,张爱玲都很开心。姑姑的字写得很淑女,信纸每次都是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粉红色的拷贝纸,把用过的部分裁去,每一页的大小都不一样,而且又很薄,一页一页翻起来有脆脆的声音。
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住进了姑姑位于赫德路1292号的爱丁顿公寓。张爱玲说,自己对姑姑的家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她在这里感到真正的安稳和平静,这正是家的感觉。房子的布置、家具等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本来准备报考圣约翰大学,但学费却是个大问题。当时姑姑用分家时所得的财产做了一些投资,但由于时局不稳,货币贬值,这些投资基本上都亏损了。姑姑的收入如果只自己一个人花还可以,但要负担张爱玲的学费就很困难了。
姑姑鼓励张爱玲去向父亲要学费,因为当初张爱玲的父母离婚时,议定张爱玲的教育费用是由父亲出的。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期间,父亲一分钱都没出,现在总该出了吧!于是张爱玲按照姑姑的嘱托来到阔别已久的父亲的家,父亲这次倒是通情达理,答应为她交学费。
不过父亲的资助没有持续很久,张爱玲最终还是由于经济原因辍学了。她不想再增加姑姑的负担,想要早点谋生,为姑姑分忧。于是她开始了专职的写作生涯。正是在姑姑的家里,张爱玲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精彩的作品,逐渐走上了事业的顶峰。
后来,张爱玲再次离开上海去香港,手续也是姑姑帮着办理的。姑姑还把家族相册交给张爱玲保管,这本相册成为张爱玲最珍贵的财产,晚年她还从中选了一些照片出版了她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面有许多姑姑的照片。
张茂渊一生没有孩子,她对待张爱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照顾。张爱玲对姑姑也有深厚的依恋。远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张爱玲始终没有中断与姑姑的通信,这是她在精神上与故乡、与家庭最后一缕血浓于水的联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