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唐代的远洋航行，航线已由印度半岛延长到了波斯湾，全长1万多公里。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在这条航线上不断加强的贸易往来，是推动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从海路到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主要为波斯人）
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泉州。除经商外，唐代还任用一些波斯人为官。唐代中期的名将李元谅是波斯人的后裔，自小从军，后升为上将军，《唐书》还为他立传。波斯大酋长阿罗喊于显庆三年（658）出使中国，后留在唐朝任职，高宗李治还派他出使东罗马等国，因有功，册封他为将军并授予爵位。据阿拉伯人记载，公元9世纪70年代，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有12万。唐朝还专门任命了伊斯兰教教长，依照伊斯兰教风俗管理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商人。
中日两国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以外，经济交往也有很大发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是遣唐使的主要目的之一，遣唐使团人员所带贸易物品主要为玛瑙、银、棉、布、丝、漆器、硫磺等；换回的物品有陶器、文具、图书、丝织品等，其中大部分物品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孟加拉、印度南部东西海岸各港口和锡兰岛，都是中国商船经常往来的地区。与波斯商人通过海上进行贸易起源于唐代。中国商船通过海路直达波斯湾，波斯湾的海船也可直达中国广州港。
唐代海上贸易的大发展，促进了广州等港口城市的繁荣。唐代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20多个南海国家，都是经南海在广州登陆的。由于从广州入境的外国人增多，唐政府专门规定，“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同来的其他使节只能留居在广州，不准同时到京城长安。中外商人船舶常往来于广州至波斯湾之间。在幼发拉底河上的西拉和奥波拉的港口曾停泊过载有四五百名水手的中国大型商船，可见当时贸易规模之大。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更是壮观，如大历五年（7 7 0），进入广州的商船达4000余艘。鉴真东渡日本路过广州，曾记载了其所见所闻：“江中（今珠江）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货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国（今阿拉伯）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随着海外商船的不断往来，每年竟有80万人在广州登陆，住下来的也有10万余人。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专门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唐代的广州，已成为中外商船停泊和商品的集散之地，正如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所说的，唐代的广州不仅是当时中国的一大港，也是世界上的著名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