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不断涌现出一批批先进人物。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不同程度上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理论，对批判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促进中华民族觉醒，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关注现实，探求新知，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粱廷楠等人。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历任知县、知州。他与龚自珍齐名，世称“龚魏”。魏源讲求经世致用，曾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漕运、水利、盐政诸事。魏源主张严禁鸦片，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筹划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他撰《圣武记》。他又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在书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在于军队装备精良和拥有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海国图志》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它还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员，积极组织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他的抗英活动被诬告为“冒功欺罔”，被贬官四川。姚莹关注时事，战后努力探求抵御外侮之策。道光二十五年（1845）写成《康纪行》。该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了考察，还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建议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他强调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徐继畲（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任按察使、巡抚等职。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徐继畲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人，广泛搜集西方书籍，“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道光二十八年（1848），他撰成《瀛环志略》10卷。这是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尤其详细介绍了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对国人陌生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所记述。徐继畲还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地介绍。
梁廷楠（1796～1861年），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曾任广东澄海县训导等职。鸦片战争期间，他热情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梁廷楠在鸦片战争前即注意“采集海外旧闻”，探究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他陆续撰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粤道贡国说》，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合刊为《海国四说》，其中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简要记叙，对于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面貌多有裨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他还著有《夷氛闻记》、《粤海关志》、《藤花亭诗文集》等。
□维新改良思想
在19世纪70～9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维新改良的思潮。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上承龚自珍、魏源的爱国、变易思想，下启戊戌时期变法维新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宣传维新变法，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一些积极参与洋务事业的开明士绅，日益了解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他们更加痛感中国的落后，主张不但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还要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以求得中国独立富强。这些开明爱国的士绅，形成早期的一批维新思想家或维新派，其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的思想主张，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不仅直接影响推动了当时的洋务运动，并且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起到思想先导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早期维新思想迅速发展，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入京参加顺天乡试，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讲学，培养维新运动骨干，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理论根据。《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新学伪经考》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要达到“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康有为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政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超认为中国要自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还必须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君主专制，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光绪末年，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留学运动和新式学堂造就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许多新知识分子吸取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教训，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
上海和东京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在日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革命党人创办《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此后短短的几年间，《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宣传爱国救亡，鼓吹革命。在上海，革命党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转而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思想，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帝斥为“载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革命军》，热情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邹容在书中还提出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勾结工部局，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两年后邹容病死于狱中。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湖南新化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次年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奋起抗争，并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他说：“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