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的北京国家大剧院，一场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史诗性大型话剧《商鞅》，正在这里隆重上演。
高潮处，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国都城南门高高竖起的那根圆木，映衬着一个男人庞大的身躯，随着六匹骏马的飞奔，缓缓解体，散落一地的是被车裂的模糊血肉和四溅的尸骸残块。
一代改革家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被永远被定格在中华数千年历史的伤口里。
看到这一幕，台下人群中一位铁骨铮铮的特殊汉子，潸然泪下。他便是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朱 镕 基。
两年后，这个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厉害的老板的人，接过了大国总理的帅鞭，也开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征程。
漫长的雾霾，尚未退却为历史的烟云。中国历史的重大的关口，都能够隐约到看到商鞅的影子。
尽管商鞅这个名字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他一直被后来者效仿，但仍未被超越。他在成为这块古老土地上一个传奇的同时，也正成为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
穷小子吃起了门客饭
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魔力？
在他还没有遇见秦孝公，发动那场一直影响了后世的伟大变革之前，他的名字只叫卫鞅。
说起来，商鞅也算是出身于政治世家，他的祖辈曾是卫国的国君，可是到了他这一代，家道衰落，而他也早已没有了贵族后裔的风华，甚至连温饱都成为问题。
对于当时风靡的儒学他曾经也很迷恋，可很快他发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后来他干脆不屑一顾，转而拜尸佼为师，喜欢上了刑名之学，专门研习各路杂家学问，他把刑学与杂术相揉，也就是后来声势显赫的法家。
贵族的血统，也没有能使卫鞅走出家道贫穷的困境，他过早地磨炼了非凡的意志，这一段经历，给他后来在秦国推行声势浩大的世袭爵位制度改革提供了参照。
为了糊口，他沦落成江湖的术士，和魏国名将公子卬一见如故，在公子卬的推荐下，来到了魏国重臣公叔痤门下，做起了一名门客，甚受公叔痤器重。
此前的十几年里，魏国的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改革，经过十几年的治理，魏国也由一个积弱的小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大国。
魏武侯去世后，他的儿子魏惠王继承了王位。一天，魏惠王听说自己的重臣公叔痤病重不起，便前来探看。
一看心爱的大臣骨瘦如柴，魏王便凄然说，先生如果有什么不测，魏国的江山社稷如何是好啊？
公叔痤答道，大王不必紧张，我有个门客叫卫鞅，年纪虽然小了些，但有绝世奇才，他可以担当辅助大王的重任。
魏王沉默不语，公叔痤知道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便建议魏王说，大王如果不能够重用卫鞅，那么千万不要让他活着走出魏国，否则此人以后必成魏国大患。
终究是考虑到卫鞅跟随自己多年于心不忍，等到魏王走后，公叔痤还是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卫鞅，让他赶紧逃走。
卫鞅大笑道：大王既然没有听从您的建议重用我，他怎么又会听从您的建议杀掉我呢？
不难发现，卫鞅的政治智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投机心理也暴露无遗，没有如此大的胆量，他也撑不起秦国后来的改革大业。改革本身就是除旧出新的大赌博。政治就是这样的残酷，愿赌服输。这是政治场上的游戏。
魏国，这个卫鞅从小就一直长期生活的地方，他的第二故乡，随着后来他在秦国权力的崛起，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在他的生命情感里，越飞越远。
许多年之后，当已经是商鞅的卫鞅，带领着秦国的虎狼之师，以兵不厌诈的手段俘获了魏王的太子时，这个不可一世的魏王，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深谙人心微妙世界的卫鞅知道，魏国终究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要去寻找一个真正的明主。
经过九年漫长的等待，卫鞅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
这一年，年轻的秦孝公接过了父亲励志革新的大棒，登上了秦国的最高统治权力舞台。
目睹其父革新的艰难，这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深感人才才是改革成功的保证，痛定思痛，决定实施国家人才战略引进计划。
那时候的战国诸侯，群雄纷争，礼乐崩坏，到处都游荡着巧舌如簧，急欲一展身手的江湖高人。
在秦王向天下发布的求贤令中，有这样一段极具煽动性的广告词：秦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周围强国林立，秦国不停遭到侵袭，国家内忧外患，更别谈外事的尊严了。三晋夺我河西，各个诸侯都在看秦国的笑话，真是丢人啊。我决定效仿先祖秦穆公，如果现在有人能够出奇策，使得秦国强大，不问身份、学历、国籍等，我愿意与他共王分土。
政治上的高明与低劣，往往取决于国家情势发展的审时度势。秦国已经危如累卵，此刻如果不采取特别措施，将难逃亡国的命运。而国之根本在于人。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引进高素质的人才，仍然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第一要务。
与其说这是一份求贤令，倒不如说是一份颇具政治色彩的改革宣言，改革未动，舆论先行。父亲改革的失败，是深谙政治手腕的秦孝公的椎心之痛。
最后，这个具有超前政治前瞻能力的浪漫君王，用近乎诗性的语言向着周围大声疾呼道：醒来吧，伟大的秦国。怒吼吧，三秦的子民们！
这一声怒吼，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卫鞅感受到了热情的召唤，也给未来历史创造了无限的可能，那是一次历经千年绵绵不绝的改革绝响。
帝国职业政治人入场
秦孝公的求贤令，随着那个时代最原始的口口相传的播报，传到了远在魏国正无所事事的卫鞅耳里。这个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小伙子，觉得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当天就跑去公子卬家里，和自己在魏国最好的朋友告别。那天，二人根本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们会以另外一种残酷的方式作生死的诀别。从公子卬府里出来后，卫鞅立刻收拾好行李，马不停蹄地奔向秦国。
这一次漫长的旅途，注定要载入历史。十九年后，他像一个魔术师一样，秦国在他的手里，华丽转身。他的命运从此也和秦帝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由荣耀到死亡。
当卫鞅长途跋涉到秦国的时候，都城里到处充斥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自命不凡的应试者。
他并没有像众多应试者那样，一到秦国就迫不及待跑到秦王殿里去应聘，而是在都城的闹市区找了个经济型旅馆先住了下来。
刚开始，他白天出去拿着公子卬馈赠给他的应聘经费，请周围三教九流喝酒吃肉，探听各路应试者失败的消息，听他们讲述秦国的风俗民情，晚上回来，则把这些收集起来的情报一一分类整理。
一个多月后，已经对当时秦国政治、经济、民风等各方面很熟稔的卫鞅决定行动。
他从收集到的众多信息得知，秦王有一个非常宠幸的大臣，一个爱财如命的叫景监的人。
卫鞅知道，这个人是自己这次能否通过应聘而走向秦国权力舞台的关键人物，官虽不大，但是能量却不可小觑。
这时候，他节省下来的大笔应聘经费派上了大用场，在付给中间人一大笔介绍经费后，卫鞅带着厚礼终于见到了景监，希望能够通过景监的私下运作，见到秦孝公。
当年两人的私下谈话，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历史要感谢这个爱财的人，正因这个小人的贪婪，才成全了这一段让无数后来人歆羡的传奇，才有了秦国后来演绎的辉煌盛章。
不择手段的谋取权力，依靠上层路线的支持，不计个人道德污点的指控，不按游戏规则的出牌。这是卫鞅的全部政治生存法则。
这一深刻但庸俗的政治伦理，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后来无数改革者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卫鞅的影子。他们在成全改革大业的同时，也遭受了历史不绝的非议。
当二十六岁的商鞅，遇到二十一岁的秦孝公，两个血性方刚的男人，将会使历史发生怎样的裂变？
这一次决定秦国命运的面试的过程，其实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一见钟情，可谓一波三折。如果按照现在的面试制度，卫鞅早就应该被淘汰了。
第一次卫鞅和孝公见面，其实大家谈得都不愉快，在卫鞅以试探性口吻口若悬河大谈帝道之术的时候，这个一心想要强国的年轻人竟然睡着了。
事后孝公对景监说道：这个人，太狂妄了，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老一套，他怎么能够得到重用呢？
过了五天，卫鞅又请求约见孝公，这一次，他大谈王者之道。结束后，孝公说，先生说得都很好，可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仍然没有决定录取卫鞅。
又过了些日子，卫鞅决定冒险出击，再次恳请面见秦孝公。他知道，到了他最后摊牌时机了。
这一次，卫鞅引经据典，大谈欲行强国之道，必须先行霸道之术。这一次秦孝公非常满意。与卫鞅交谈时，不知不觉膝盖在席上直往前挪动，后来就这一话题深入交谈了好几天还言犹未尽。
回到住所后，好奇的景监就问卫鞅结果如何。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谈到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国君，可国君说：时间太长，我没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但这样就无法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历史开了这样一个天大的玩笑，还一直被后人永久地误解，商鞅后来一直以法家霸道留存于世人的心中。事实上，从他和孝公的几次谈话中不难发现，他的骨子里其实一直有着儒家的王道情怀，只是在现实的政治环境里，他不得不走上了“被法家”的道路，从此一去再也没有回头。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谈到这段往事时说，商鞅的那一套，是被儒家改良过的法家。
“但这样就无法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从这样的话语看，卫鞅终究还是心有不甘的。
他的法术把秦国送上了巅峰，一百多年后，也把这个帝国送进了地狱。秦国毕竟不是他报国情怀的土壤。他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高级职业政治人。他的名字只叫卫鞅。
公元前221年，他的一个叫吕不韦的老乡，以非凡的商业眼光，沿着卫鞅生前规划的这一条道路，把这个偏远的蛮夷国家，扛在他的肩膀上，开始傲视天下。
卫鞅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人生的短暂，成功的渴望，急功近利走捷径是他唯一的选择，也是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的不二法门。他是开启这场改革大幕的真正导演，法家的灵魂人物。卫鞅因为政治投机的需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卫鞅这个高级外来人才的加盟，坚定了秦孝公革新的信念。一场暴风骤雨即将袭来，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在两个年轻人的手中将要来临了。
为了统一秦国上上下下的改革思想，彻底清除保守势力的阻挠，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在前一次政治动员的基础上，这一次，秦孝公亲自出面，安排卫鞅和大臣们进行了一次公开的试探性的御前大辩论，进行强势宣传。
推行新政，肯定要触及旧势力的利益，遭受保守势力的反对是必然的。因此在发动改革前，开始强大的舆论宣传，在社会上引起中下阶层人士的共鸣，必不可少。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对反对派进行警告与势力瓦解，是每一个政治革新家采取的必备的政治手腕。否则改革很可能会功亏一篑。
看得出，这是一出事先安排好的双簧。秦孝公在辩论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为了江山社稷，我很想变法以求国家长治，但是我也担心天下的百姓不接受而对我有非议。
卫鞅接过老板的话头说，行动犹豫，就不能成功；工作信心不足，就不会有效果。旧制度已经证明行不通了，应该废止。高出常人的举动，本来就会遭人非议，事情已经发生了，愚昧的人还没有觉察到，而有智慧的人在萌芽状态就看出端倪了。所以像变法这样的大事，不要老是和民众讨论，让他们享受结果就是了。成就大事的人，绝不能和民众老是商量来商量去。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但都创造了霸业。有头脑的人应该创新，不必法古。
这次辩论会，卫鞅充分发挥了他的辩才，几个回合下来，那些反对派们都闭口了。
秦孝公作了总结发言，他说：我听说，穷僻的巷子里，人们遇到许多事情总是奇怪，头脑僵化的人，不去实践，老把过去的经验当成真理，对新事物常常看不惯。愚昧的人喜欢的事情，聪明人觉得可笑。就这样定了，我也不想再听到什么反对变法的话了。
最后，秦孝公任命卫鞅为类似于今天体改委主任的左庶长，担任此次变法的总设计师。
这次著名的双簧，随着后来变法的成功，一再被人们谈起。卫鞅也因为有如此超前的政治意识，成为一代政治巨人，以致卫鞅坚持的“为政必须独断专行”这一改革论断，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当庞大的秦帝国主宰了天下的时候，法家成为“法古”，为儒家文化深深浸润的中原文化开始与这个帝国格格不入，一场远古文明的冲突开始了。
卫鞅和那些一代代试图举起法家大旗的改革家们，沉迷于极端的权力崇拜，忽视个人道德的建设，霸道永久地替代了王道。他们只能是暂时的辉煌，那等待他们个人的结局，无一例外是悲剧。这正如商鞅所言，专权的威力，治得了一时，却治理不了一世，易成功，但不可长久固守。过分的权力集中，也把帝国庞大的政治官僚集团拖入了死胡同。
但卫鞅关于“先知与后觉，革新与法古”两个核心命题的破解，成为后来改革家一直奉行的圭臬。这应该是卫鞅变法留给后人最大的政治遗产。它启迪着无数心系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们，在国家身处历史十字路口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改革之路。
华丽的魔术表演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与演练，在总结吸收了魏国李悝和楚国吴起改革失败的教训后，卫鞅深知改革毕竟是前无古人的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慎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卫鞅在和秦孝公再三商量后，决定改革计划分两步走。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改革的规划纲要大致勾勒如下：
（1）编制户口，加强刑罚。实行残酷的连坐政策，编织全民监督网，加强中央集权的控制，做到有令必行，确保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2）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抑制商人活动，打击游士。
（3）奖励军功，打破官场终身世袭制，一切重新归零。贵族爵位竞争上岗。该规定沉重打击了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
《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4）强行小家庭分家制度，力促增产。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卫鞅把变法的法令已草具好，但迟迟没有公布。秦孝公和他自己都担心，百姓不会相信一个无权无势的外来户。
能否做到有令必行关系到这一次改革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秦王的威权基础与卫鞅的政治生命。
颁布新的法令，需要及时向公众做最广泛的动员与宣传，这样法令才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否则便是一张废文。
秦王和卫鞅一商量，再次想到了借助舆论的力量，经过一番策划，一个广告创意在二人脑海中产生了。
过了几天，卫鞅叫人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尺高的木头，上面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
百姓们感到奇怪，也没有人敢来搬动。卫鞅于是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
这个时候，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
一千多年后，这个故事深深刺痛着另外一位深怀改革大志的政治家王安石，在被反对派围攻时，他慨然写了这首《商鞅》，以明心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可王安石没有商鞅那么幸运，他后来颁布的一些法令，只是成为字面上的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在基层得到执行，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他不得不黯然下野，闲居南京。他只能叹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历史如一块被风尘淹没的贝壳，恍隔千年过后，仍然生动如初。
1912年，一位十九岁的少年在湖南省立一中上学时，读到这段历史时，奋笔写下了一篇奇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谈到了法令与治理国家的关系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论述：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 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这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便是毛 泽 东。这段历史典故也深刻地影响了他，新中国在他一手缔造后没多久，他亲自发动的“尊法批儒”运动中，把商鞅抬到惊人的高度。
他甚至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不得不说的是，邓小平在这一期间，多次被打倒。中国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十年浩劫。
“徙木立信”是政府与民众的一个典范合约文本。卫鞅这个名字连着“徙木立信”的故事，在官方的宣传机器和民间的小道传播下，立刻吹皱了这个偏隅西陲的蛮荒的三秦大地。
也就在卫鞅实施变法一周年的时候，真正考验他的政治智慧的一场风暴来了。
由于变法的内容涉及许多层面，波及社会各个阶层。上千人在反对派的暗中串联和煽动下，聚集到都城栎阳进行示威游行，要求秦孝公罢免卫鞅官位，废除新法，恢复旧法。
一场关系到新法成败的拉锯战提前打响。
这时，一心想要强国富民的秦孝公给了卫鞅最强有力的支持。
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有人举报只有几岁的太子突然攻击新政犯法了。这给了卫鞅一个绝处逢生破解政治困局的好机会。
秦孝公于是再次召集所有大臣开会研究此事。
卫鞅说：如果法令得不到执行，那么肯定是上层领导没有贯彻落实。所以太子罪责难逃，一定要严肃处理。但是太子是储君，不好执行。教导太子的两位老师负有管理责任。
最后，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这个“内明大义，威猛沉郁”的大将军遂开始了漫长的闭门自囚，避开国政的隐退期。
反对派的势力于是不攻自破，示威的人群渐渐散去。此后，卫鞅又颁布新令，再有不执行新政者，要么流放边陲，要么格杀勿论。最后，那些喜欢批评国事的七百余人的生命在渭水河边呜咽怒吼中陨灭。
“太子犯法”这一事件不仅使商鞅本人后来的命运产生了惊天逆转，也成为后来儒家一直攻击的商鞅代表法家实施专制的历史污点。即便在当下现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看来，这一铁案仍然是板上钉钉不可饶恕的事情。
在回答“太子犯法”怎么处理这一千年棘手难题时，我们有必要先看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孔子对这一难题给出的司法解释。
《孟子》里记载了孟子和他的学生桃应这样的一段对话。
桃应：舜做天子，皋陶做大法官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那就只好让皋陶按照法律把瞽叟抓起来。
桃应：难道舜不去阻止皋陶吗？
孟子：舜不可以去阻止皋陶，因为皋陶已经获得独立的法律授权。
桃应：舜固然不能干预司法的独立，但是舜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吗？
孟子：舜应该放弃领导天下的职务，带着父亲逃到一个法律可以管不到的地方，从此可以逍遥快活。
这是被称为亚圣的孟夫子给出的“太子犯法”的虚拟案例判决。
儒学机关刊物《论语》子路篇里则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楚国有一个叫直躬的人，一天他的父亲因为偷了别人家羊而被拘押了。在开庭的时候，老先生拒不承认他干了这事。正当他和法庭相持不下的时候，老先生的儿子直躬却出来作证说的确是他父亲偷了羊。结果是先生被判有罪，入监服刑。
主政楚国卓有政绩的大臣叶公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一天和孔子谈起了这个案子。叶公说，直躬能够不徇私情，这正是正义之举啊。
孔子听了这话直摇头说：直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在偷羊这个事情上父子应该互相隐瞒，才是代表真正正义的啊。
这是儒家两位代表人物给出的截然不同的人伦案例判决。法治不存的温床一旦失控，将会成为多数人的噩梦。
回到“太子犯法”这个案件本身看，从法律的程序正义上看，处理太子当然是正确的选择，只是那时太子年幼，那么他的老师则担负起监护人的角色，从法定授权来推理，他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姑且抛开卫鞅的目的，单就法律的程序正义来说，卫鞅处理“太子犯法”这一案件，从程序正义到法理定义来说，都无可厚非。
但历史和当下交织起来的荒谬恰恰在于，卫鞅的法理程序正义，因为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群体给出完全不同的“仁治”答案，带给他的是一生难以洗刷的污名罪证。
而正是在这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带着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生前宁愿为法而死的宏愿，已经在欧洲各个城邦播种现代法治文明之花了。
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已经结出累累的民主硕果时，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浸染下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自身选择的双重标准，当面对“太子犯法”这一案件时，仍然深陷在自己个人的情绪之中，在现代化法治的门口徘徊观望。
法治是民主自由的土壤，这大概也是中国磕磕碰碰的千年民主化进程中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吧。
“但这样就无法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当卫鞅以无比遗憾的口气向自己的昨天告别之后，强权一直是卫鞅延续政治生命获取权力的不二法则。最后，他用生命为此埋单。
二十年后，孝公去世，太子上台。公子虔也借助政治的手腕，亲自主导了对他的彻底清算。也正是公子虔，在秦孝公死后复出，执掌国家权柄。
“他冷酷沉静而洞察大局”，历史给了公子虔这样的评价。他诛杀了商鞅，却保存了一大批商鞅的追随者，保存了法家在秦国的火种，继续推行商鞅颁布的一系列新政，使法家这株奇异的花，得以在这个庞大的帝国继续生长，最后开遍天下。
经过残酷的镇压，卫鞅用权谋和铁血手段捍卫了新法。秦国由半落后的边夷国，经过他骤风暴雨大 跃 进式的冲洗，焕然一新，骤然进到了大时代的前列。
一个帝国的身影开始从三秦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日渐清晰。
秦孝公为了检验改革的成果，在新政推行的第三个年头，他和卫鞅商定，自己亲征，出兵魏国的前哨站少梁，也就是今天司马迁的老家陕西韩城一带。
结果如秦王所愿，斩首七千人，占领了少梁。改革成效已经通过军事手段得到验证。
班师回到都城后，首尝胜利喜悦的二十九岁的孝公这时候明白，秦国要想号令天下，成为诸侯中的超级大国，必须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够富国强兵。卫鞅如果继续把改革推进下去，肯定将会遭受到更大的阻力，而权力是保证改革最稳固的基石。
一直梦寐以求的秦国的最高官职，文武一肩挑的大良造，最后不出意外地成为卫鞅的囊中之物，他也一跃成为秦国的二把手，这个帝国真正的CEO。
改革按照孝公和卫鞅的既定计划在推进，军事检验也在步步进行。
公元前352年，卫鞅带军占领兵家必争之地的魏国咽喉固阳。这个时候的魏惠王才想起公叔痤的忠告。
魏王仰天长叹道：我真是后悔当初没有杀了卫鞅这个人啊。
然而，魏王再多的悔恨也无济于事。他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魏国彻底的失去了军事控制权，河西走廊尽在秦军铁骑之下。只是他不知道，一个更致命的报复，在十后还在等待着他。
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后，在卫鞅的建议下，秦王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叫咸阳的遥远的蛮荒小村子。
经过三年的紧张建设后，这里成为秦国的新都城。伴随而来的是卫鞅一个更大的政治野心：东渡黄河，把战场开辟到黄河以东去，一统天下。
卫鞅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迁都构想，就连一千多年后明末清初的著名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用一生心血编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不禁叹道：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
在这里，秦孝公和卫鞅一道见证了改革称霸的大业。公元前221年，秦王的后裔，一个叫嬴政的年轻人，在另一个卫国后裔吕不韦的帮助下，接过了战斗的旗帜，完成了先辈们一统天下建立帝国的宏愿。
在这里，同样也见证了卫鞅车裂而亡的血腥惨剧，目睹了这个帝国的暴虐与毁灭。
最后，这里一切的辉煌与苦难，在楚霸王项羽的一把大火中，再次归于历史无声的寂静。
将变法进行到底
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后，在秦孝公的直接指挥下，公元前350年，卫鞅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决定推行第二次变法，把改革向体制向纵深处推进。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建立地主阶级的政治体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
（2）调整货币政策，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
（3）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令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县令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实行国管县，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执行能力。
早年研习各路杂家学问的卫鞅，这时候把生平所学发挥到了极致。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被无数后来者采用的改革定律：身份置换是新旧平衡利益的砝码，土地是产权重新界定的唯一入口。
这些朴素的世界通行的古典经济学原理，卫鞅最后以国家意志《垦令》予以法理上的认可。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两千多前的推论。以致中国后来三十年的辉煌历程，也发端于安徽一个小村落的一次土地承包。消息一经传出，立刻遭到了部分人的强烈反对，后来五年，中央不得不以“一号文件”的正式形式加以巩固与发展。
郡县制的实行，经过两千多年的演进，今天仍然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看得见商鞅灵魂的影子。
一场影响深远的魔术般的第二次变法缓缓拉开序幕。
等待秦国的是一场焕然一新的大变革。
一个大一统的秦帝国政治治理的雏形开始显现，这些改革的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西汉著名政治家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借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征服九州、横扫四海的意图和并吞八方荒远之地的雄心。在那时候，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大兴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横策略，使山东诸侯自相争斗。这样，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公元前342年，孝公接受卫鞅建议，任命他为军事主帅，再次出兵犯魏。
这时候的魏国，江河日下，刚刚在马陵被齐国大将孙膑打败，一代军事名将庞涓自杀身亡。魏王不得不任命公子卬领兵迎战。
秦军开始久攻不下，粮草日夜告急。为了取得胜利，这时候的卫鞅再次祭起了他屡试不爽的诈术。
他给公子卬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多年不见，今天却在战场上成为两国的主将，实在是不忍心彼此打仗。公子如果有诚意，不如找个地方我们见个面，大家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情，然后各自和平罢兵，这样对秦魏两个国家也好有个交代。
颇有仁义之风的公子卬没有听从手下的劝阻。他说，我难道不知道这是卫鞅的计谋啊？但是我时时想起我曾和他一起在云梦山（在今天河南鹤壁市淇县境内，曾是公子卬与卫鞅相识之地，传说此山是一代兵神鬼谷子隐居之地）的快乐时光啊！
公子卬接受了卫鞅的建议去践约。当他到达卫鞅指定会盟的地点饮完酒后，秦军的伏兵开始出击了。
公子卬在秦军的围堵中拔剑自刎于安邑。卫鞅见此立刻发兵攻击，没有了主帅的魏军，很快溃败。
颇具书生意气的公子卬，以他个人真挚的情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也葬送了魏国的未来和数十万生灵。
卫鞅用诈术欺骗故旧，以诚信透支于军功。他以商业的手法，却犯下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最为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不讲诚信。最后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并受到历史的审判。
甚至后来卫鞅的老乡，同样有大功于秦国，商弃从政的吕不韦对这一件事情也耿耿于怀，在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里，把这个前辈归入“无义”的行列来，以此警示后人。
平民出身，颇有点流氓无赖习气的汉高祖刘邦，对卫鞅用这样的诈术手段谋取胜利也不以为然，却对早年有贤名的公子卬给予了足够的敬意。
刘邦每次路过安邑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亲自去凭吊祭奠。等到夺取江山后，一上台他便取缔了法家至高无上的国家地位。
卫鞅取得了对魏军事上的胜利后，也迎来了他个人权力与荣耀的巅峰。
这一年，秦孝公打破商鞅制定的“不得分封”的规则，对卫鞅这个帝国的职业政治人，进行国家股份激励，分封卫鞅于商於，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商洛一带，封地十五城，“南面而称寡人”。卫鞅这个名字，开始随着他权力的日益膨胀而消失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
这以后，他的名字只叫商鞅（自此本文一律称他为商鞅，以凸显他前后身份之转变）。
这一年，也是商鞅政治生命的一个分节点。秦国近二十年的生涯成全了他这个流落江湖，却有着惊世之才的浪子。
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卫国的血，喝的却是魏国的水。当他跋涉千里，来到秦国，遇到了秦孝公这样的明主，在权力的保证下，他让一个时代变换了颜色，整个国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权力的巅峰下便是万劫不复的悬崖，“莫上琼楼最高层”，这是政治的诫语。商鞅难道真的不懂？也许，对于一个倚靠权力的职业政治人来说，放弃权力是比死亡更加痛苦不堪的事情。
六年后，当年的巅峰，便成为他斑驳复杂人生最惨烈的祭场。
本可避免的悲剧
公元前338年。
一天，一个著名的儒生叫赵良的人见到了保卫甚严的商鞅。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赵良以另一种民间的小人物的生存智慧，给商鞅上了一次生与死的人生课。
商鞅问：你不高兴我对秦国的治理吗？
赵良说：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叫做聪，能够自我省察叫做明，能够自我克制叫做强。虞舜曾说过，“谦虚的人被人尊重”。你不如遵循虞舜的主张去做，无须问我了。
商鞅说：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大造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得像鲁国、魏国一样。你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比，谁更有才干？
赵良说：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狐腋贵重；一千个随声附和的人，比不上一个人正义直言。武王允许大臣们直言谏诤，国家就昌盛，纣王的大臣不敢讲话，因而灭亡。你如果不反对武王的做法，那么，请允许我直言而不受责备，可以吗？
商鞅说：你果真肯终日正义直言，那就是我治病的良药了。我将拜你为师，你为什么又拒绝和我交朋友呢？
赵良说：那五羖大夫，他出任秦相六七年，在境内施行德化。死时，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如今你得以见秦的国君，走的是秦王宠臣景监的后门，这就说不上什么名声了。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这就说不上为国家建立功业了。惩治太子的师傅，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聚积祸患啊。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人心，百姓模仿上边的行为比命令百姓更为迅速。如今你却以改革的名义，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这不是对百姓施行教化啊。你又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而凌驾于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上。你还谈什么法家理想？你处境危险，就好像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消亡，还要打算要延年益寿吗？
接着赵良给商鞅建议道：你可以把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你如果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秦的国君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所要拘捕您的人难道能少吗？你丧身的日子就像抬起足来那样迅速地到来。
这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对话，也是商鞅十九年改革得失的一份总结陈词。
赵良的意思很清楚，当秦国已经从弱小走向强盛的时候，便是霸道还位于王道的时候了。毕竟，法家谋国，儒家谋身。
西汉政治家贾谊后来在《过秦论》中这样分析道：这个帝国的覆灭，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然而对于权力的过度迷恋，以及个人权力的野心，让商鞅失去了他最后一次为法家正名翻盘的良机。自恃“有功于秦”的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赵良的建议。
当初的政治投机，淹没了理想主义的改革情怀，最后演变成一场改革者的悲剧。商鞅最后的命运也在步步紧逼。
就在这次著名的谈话五个月后，商鞅政治生命中唯一的同盟兼老板秦孝公驾崩。
太子继位，是为秦惠王。年轻的秦王立刻召回了自己昔日的老师公子虔。
商鞅见到大势已去，不得不辞去官方所有职务，要求告老还乡。
但是一切都已迟了，清除商鞅已成为秦惠王上台巩固权力的第一件大事。
一直隐忍不发的公子虔这时候给了商鞅致命的攻击。他对惠王说：大臣如果权势太重就有可能谋权夺位，危及国君的统治和国家政权，左右的臣子妃子如果过于亲近的话就会受其迷惑，不辨是非且有害于身体，有害于国家。今天秦国上上下下都知道商鞅的法令，而不知道大王。商鞅成为法令的最后仲裁者和解释者，商鞅成了主人，而惠王您成了臣子，况且商君本来就是大王曾经的仇人，希望大王想办法早作打算。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时候，商鞅当初以诈术骗取朋友公子卬的事再次被人提了出来。惠王认定这个人品行反复，连故旧恩人都能出卖，道德有问题，说不定以后真能反秦。于是派人捉拿商鞅法办。
这本来是一场帝国的继承人与职业政治人的股份之争。在公子虔的渲染下，这场竞争渐渐掉转了方向，成为一场决定帝国控制权的生死较量。
职业政治人往往具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与计算，他们为了达到最后的目标，和那些本土家族的权力代理人相比，通常会选择一种更为理智、专业并有机会成功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变革，而不是一种无视现实的狂热的激情冲动。有现实利益考量的职业政治人，结局要比那些空有激情理想的人安全得多，破坏性也小得多。
职业政治人空降的身份，也使得他们少了历史的包袱而能够放手一搏。所以这一群体往往变革彻底，容易成功。但他们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个生存底线是：自己要在个人欲望和大股东（国家尤其是继承人）利益之间寻求某种妥协与平衡。
听到这个消息后，商鞅立刻逃跑了。当他来到关下一家旅馆准备投宿时，馆主由于不认识他，拿着本子说：根据商君的法令，让人投宿而没有验明身份的，会遭受连坐之罪啊，所以我也没有法子收留你了。
商鞅傻眼了，喟然长叹道：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令，把我害到今天这般地步啊。
走投无路之际，他准备再次去投奔魏国，在魏国边境，守城主将以“商鞅毫无仁义骗取公子卬”为由拒绝了他。
最后，万般无奈下，商鞅只得逃回到自己的封地，组织起自己的民兵预备队，去攻占郑国，这时候，从后面蜂拥而至的秦军很快捉住了已经穷途末路的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国古驿道旁，马蹄飞扬的尘土朦胧眼前，峨冠博带的商君再次来了。
这一次他面容憔悴冷峻，但气势如虹的声音，在函谷关的风声里依然回响。
商鞅被带至都城咸阳时，等待他这个昔日主人的再也没有了荣耀与权力，全家人的生命，跟随他一起殉葬。
最后跟随他的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秦帝国。
再见了，秦国！再见了，商鞅！
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职业政治家就这样凋零了。
历史也是如此的幸运。商鞅死后，他曾经颁布的一些法令并没有随着这个人生命的终结而谢幕。
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历史的存在也并不是为了颂扬什么，而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什么。
商鞅的个人超常的政治智慧，让法家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得以生根发芽。他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巨人，是帝国的巨石。他是中国改革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但他的政治的投机，对道德的透支，也给后来无辜的法术，贴上了专制奸诈的标签。他对权力的贪恋，是他个人品行无法逃脱道德审判的悲剧。
历史的车轮依然向前翻滚。
两千多年后，那位在青年时代一直崇拜商鞅的叫毛 泽 东的老人，在晚年无数次打开商鞅的政治遗著《商君书》，却默然不着一语。
这位领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知道。
紧接着，由他亲身发动的一场暴风骤雨的大变革来了，商鞅再次从历史深处走上被膜拜的前台。
1976年，一声惊雷响起，十年苦难结束了。
被打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再次站了起来。
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又悄然登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