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酝酿了将近四年的书。
大概是在2006的11月份，那时候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正在热播一部叫“大国崛起”的12集纪录片。看完后我便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大国崛起》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2003年11月，中 共中央政 治 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九个主要国家自十五世纪以来的兴衰史。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中央电视台推出了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来解读十五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
十五世纪以来，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了解和竞争。在近现代，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
1947年1月，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一文中探求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曾对这一命题作了如下阐述：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够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是现时史。注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连贯。
六十多年过去了，朱光潜对克罗齐这一命题的认识，现在仍然深刻地启示着我们。
事实上，央视《大国崛起》的热播，不过是美国政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985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次中文影像版的演绎。
一个国家的复兴，不是遗忘自己的历史，然后沉浸在一次次简单粗暴克隆异国模式的集体性狂想中。
英国历史学家威尔士在他的《大国的崛起》中这样论断：世界强国的崛起都有着各自的方式，但它们之间有些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勇敢进取改革的精神，以及这个社会宽容大度的心态。
威尔士的追问和探究，得到了美国华裔学者艾米蔡（美国著名的“虎妈”）的回应。艾米蔡在她的《大国兴亡录》中论证并揭露了一个令人入迷的事实：尽管统治世界的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因为宽容而成功，因狭隘而衰落。
当下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的富强，将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过程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近代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追赶，使我们更需要去探索自己的一条强国富民的宪政之路。
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将改革开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背后的历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数千年历史进程中那些兴衰的改革之道，应该以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来看待？我们曾经的汉唐风韵也曾引领过世界潮流，中华文明也曾闪耀于世界之林。中国当下的发展，又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当我带着这些问题，试图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书本中寻找答案时，发现没有一本完整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案例研究。
一切的改革其实都是从案例出发。关于那些久远的改革故事，如零星的烟火消散在历史深处，消失在人们选择性遗忘的记忆里。那些曾经引领时代的先知们，要么躺在地下还饱受争议，要么还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人谩骂。
一个国家的变革史，那些改革者的命运与警示，也应该是一个大国得以崛起的一部分因素吧。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一：改革人治化难题依然没有破解
从商鞅到张居正，从吕日周到仇和，好像是个悖论：改革能够得以成功的推动者，都无一例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
中国几千年的改革史，人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方面，改革的推行，必须需要一定的威权基础，否则在中国强大的惯性思维面前，一切的美好设想只能是纸上谈兵。
但改革者个人一旦沾染上人治的色彩，他也往往难逃悲剧的命运，变法最后的结局也是人亡政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规律，那些时代的先知们前仆后继地付出了血的代价。
商鞅被车裂的画面至今还在被历史定格，张居正死后官员们对他争先恐后地弹劾清算，让后来者们心有余悸，仇和的铁腕至今还在被喋喋不休地争论。尽管作为个体，他们有着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真正给他们带来伤害的还是人治这一改革者挥之不去的魔咒。
人治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映衬出的是中国几千年改革政治制度设计的一次次缺席。
中国几千年来的集权统治，存在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处在激烈的巨变中，改朝换代频繁，制度化的建设一直落后于时代，不但没有建设发展，而且一直被破坏。
即使在西方，现代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对此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人生感慨：从长远观点看，我们都已经死去。个人利益是短暂的，制度利益才是长久的。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他们最大限度的权力膨胀，而是确保他们延续最长久受命的制度政策。”
曾经主政昆明的仇和对人治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用人治推动法制，用不民主推动民主。这算不算是对中国现实的一种无奈？
在今后制度还没有完善的相当长时间里，长袖善舞的改革者们如何才能够在改革与体制之间、舆论与民众之间游刃有余，这将是对他们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坦白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游戏，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在这场关乎生死的游戏中能够笑到最后。所以我们看到了张居正内心最为脆弱的一面，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也看到了仇和无可奈何的诘问：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改革者只分成好人和坏人？
国家的崛起、进步、公平与正义，取决于社会、市场和权力这几种力量的制衡。权力失控，市场微弱，社会空转，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制度化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一旦成熟，这将会是一个国家和改革者双赢的局面。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二：改革高潮仍没有到来，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改革需新引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21种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后来又相继消亡的文明后，给出结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似乎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国家命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流行词，在中央的号召下，地方上的主政者们，无数次举起改革的大旗，整个大地都燃烧起改革的火焰。从早期北方内蒙古卓资县的张楚，到主政南方福建的项南，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整个中国。
然而，放眼当下中国，改革的火光已经暗淡。一度活力四射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少有的疲态。整个社会对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对改革者的批评争议越来越大，人们对公共政治事务已经没有了热情，整个民族沉浸在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自大中，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势的承平歌舞中。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开始抬头，拒绝创新，拒绝学习，这已成为改革的一大阻力。
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推动改革仍然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
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这将成为执政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批务实创新的改革家，谈国家复兴还为时尚早。
几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儒学在中国创新变革中一直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儒学越盛行的年代及地方，改革的阻力就越大。
儒家强调的自我修行和自我反省，遮蔽了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历史事实：由于他们自己过于相信道德榜样的力量，他们对任何国家内部变革，都曾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怀疑。
这种敌对，曾经在帝国的历史中反复出现。他们把从儒家分裂出来的务实派改革官员视为儒家的叛徒。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当北宋宰相王安石试图改革时，那些大儒们一个个不由分说地向他举起了屠刀，中国历史上一个个伟大的文化巨匠们，开始沦为改革的杀手。
这些儒生们不相信任何的法律与制度，他们只迷恋于个人内心的修为，他们只信奉孔子所说的，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随着信息碎片化时代的来临，人们渐渐迷失了自己。如今儒学再次席卷全国，但一个负面的影响则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变革求新的思维发展。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它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国家，历史性的机遇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正如汤因比所言，失去了创新活力的国家，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三：社会对改革者缺乏必要的宽容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按照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的理论，改革是对现有体制弊端的一次颠覆，是对各阶层和政治势力产权交易的重新界定，肯定将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与围剿。没有任何一次改革是皆大欢喜的，引发冲突与争议肯定无可避免，偶然的失误也在情理之中，这是时代发展的规律。
如果说两千四百多年前商鞅推动新法，人们反对尚可理解，那么今天，当吕日周基本安全着陆（转到省政协工作）之后，曾感叹说，“看看历史上的改革者们，我的遭遇已经算很好了，好歹算是提拔了，这也算是组织对我的一种肯定，我非常感激”，就有些不可理喻了。
甚至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以后，国内的思想界和舆论界对他发动的这场现代化改革仍颇有微词。
这一年，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开始主导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凯恩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开始消退。
在经过各自的经济挫折后，中国和西方都开始冷静审视自己的财经政策。两个曾经敌对的阵营，小心翼翼地越过意识形态上的错位对垒，哈耶克和邓小平，基于对市场的共同认识，他们隔空找到了交集。
曾一手推动了铜陵改革的现任中 共中央政 治 局委员，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可以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
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定改革者，继而否定改革。
如果说在以前，对改革者持批评态度的是改革者本身所处时代的对立利益集团，即强大的儒生利益；那么现在，对改革者普遍持批评态度的则是一向自诩为民意代表的大众媒体。
中国的新闻媒体曾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改革摇旗呐喊，使得改革得以在全国深入人心，风起云涌。
2003年，曾一手推动了舆论风暴的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仇和昆明新政的调研中特别提出了这样一个让人警醒的问题：要控制社会媒体对改革者无休止的批评，为改革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事实上，如何辩证看待改革者本身所受到的争议，如何站在国家和历史的高度与深度，看到因改革而带来的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媒体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新课题。
由于媒体本身担负着社会公器的职责，媒体对改革发出任何声音都应该慎之又慎。而现在，媒体因为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普遍偏低，狭隘，浮躁，越俎代庖，迂腐的书生意气，缺乏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现实土壤的了解，已经导致一种媒体幼稚病。媒体在改革中本应担负起启蒙者的角色，却变成守旧势力，以及过于脱离中国当下政治现实，粗暴反对改革的工具。
在风雨如晦的漫长岁月里，一代代的先知先行者们，为了完成强国富民的宏愿，完成天下一统太平的蓝图，他们在各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狂想与热情，甚至他们的瑕疵与幼稚，我们都应该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我们至今缺少一种真正骨子里对这些改革者们起码的宽容，缺少对历史深处的敬畏与敬意，缺少一种对国家苍生的担当。
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意味着欲进先退。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给出的忠告。它或许会给我们当下的改革带来另外一种启示。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四：知识分子独立参与社会改革依然没有找到出路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就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
魏源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给世人勾勒出一幅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关系的历史挂图。每当中华民族历史处在遭遇重大危机而要革新的关头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都躲在深山远谷里忙着“采菊东篱下”了。
对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国家责任的担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法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卢梭却认为，如果大臣的能力，法律的智慧甚至无数居民，都不能够保护国家免受愚昧和侵害，那么代表这个国家的智者又有何用？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王莽试图依靠自己的专权去建立一个社会理想国，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个幻灭的乌托邦；康有为和梁启超试图以自己的圣人理想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到最后才发现那不过是黄粱一梦。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张灏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期盼道德成就卓越者担任政治领袖，其极致即圣人为王，这意味着政治领袖不但应该管理政治事务，而且要作精神导师。儒学始终未放弃人能成圣成贤的信念，认为政治权力可由内在德行的培养去驯化。传统儒者虽表现出极高的“抗议精神与批判意识”，但并未能将此精神与意识转为客观制度的构想。
“乌托邦”一词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专利。初登权位时的自信膨胀，挫折时的自暴自弃，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改革的政治基因。所有的宿命，其实都是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投照。
中国千年的历史表明，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政治面前，常常头破血流。独立问政改革需要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这条崎岖的路上，他们应该坚持合作而不抵抗，补充而不僭越，联盟而不孤绝，批评而不杀戮的政治立场。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全着陆，进退有保。戊戌新政的失败，也是光绪和一帮知识分子缺乏政治常识导致的一场改革悲剧。
晚年的梁启超回忆自己在戊戌变法中那段充满青春激情的岁月时，曾自责道，自己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放纵、肤浅和前后矛盾，最终摧毁了那场历史变革。
曾参与这次变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张元济也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希望通过变法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到最后却发现是一场梦。
许多年后，已经远离了政治的张元济，创办了商务印书馆。他因自己的一次政治幼稚的失败，回归到一个书生的本业中去了。
曾经和康有为有过短暂人生交集的孙中山则对此评论说：戊戌新政不过是一群迂腐无用的书生导演的一场闹剧。
一手缔造了新中国的毛 泽 东谈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时，则把康梁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失败的乌托邦的实践者而提及——预见到变革但缺乏实际手段的一群人。
尽管如此，康梁等知识分子的一次国家救赎，仍然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伟大超越。那时的知识分子就和当下一样，不是虚无愤青的自恋，就是沦为权贵的掮客。
如果说古代有朋党之争，那么现在则改头换面，借尸还魂。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情绪化的恶斗，导致中国目前对改革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倒是丧失了许多机遇。对改革任何不切实际的激进主义和固步守缺的保守主义，都会最终激荡成国家灾难。从士人到知识分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中国，在历史的转折时刻，在承担批判社会的责任，继续担当社会启蒙者的同时，知识分子进行必要的自我反省和救赎已很有必要。
如果有一天，改革抛弃了知识分子，那首先是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国家与历史使命。
中国式改革启示之五：改革一旦停滞，社会必将会进入剧烈震荡期。
我们先看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几次改革因为停滞而引发的历史剧变。
公元9年，王莽正式称帝，进行新政改革，遭遇层层阻挠。公元23年，王莽被杀。历时八年的王莽变法失败。公元25年，农民起义领袖刘秀建立东汉。
公元805年，唐朝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失败。五十四年后，浙东首领裘甫聚众起义。874年，王仙芝率众数千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次年，黄巢率众数千响应王仙芝，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创造了无数灿烂文明的庞大唐帝国，很快在农民起义中解体了。
公元1082年，和王安石一起发动变法的宋神宗病逝，哲宗继位。新法悉数被废，历时十六年的变法宣告失败。四十五年后，也就是1127年，不可一世的文艺大国北宋在金人的铁蹄下迅速倾覆。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万历亲政，罢黜张居正十年推行的新法。四十六年后，明崇祯元年，也就是1628年，爆发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1644年，大明帝国覆灭。
公元1898年9月，慈禧率先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十四年后，1912年，清帝国在革命炮火中结束了历史使命。
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可怕的现实：成功的改革不多，成功的暴力革命很多。一旦改革停滞不前，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将被放大，在一个甲子内，社会必将发生剧烈震荡，革命很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替代品。
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往往是推倒重来，在废墟上构筑新的政权堡垒，正因为这样，以这种方式夺取政权后，往往更极权更糟糕，缺乏包容与敬畏，容易割断历史血脉。
成功的改革家必须是超一流的政治家，成功的革命家只要是二流的政治家即可，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因此对改革家的宽容与保护尤显可贵。
奠定美国现代政治思想学说的亨廷顿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认识和分析：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改革者不仅要比革命者更纯熟地驾驭社会势力，而且还必须更精确地控制社会变化。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改革者着眼于变革，但又不能变得太彻底，他要求逐步变革，而不是剧烈的变革。革命者对任何一种变动和混乱多少都会感到兴奋，革命者长于破坏、推翻一个社会架构，而疏忽调整、建设一个社会架构，而一个改革者却必须有选择，有鉴别，比起革命者来，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变革的途径、手段和时机上。与革命者一样，改革者关心各种变革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对于他来说，意义却更为重大。
正如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所言，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会相应得到改善。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那么和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密不可分。
随着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全面推进，中央政府更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强化农村改革的力度，继续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农村乡村结构建设和公共基础的投入。当今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积极推进农村小城镇化建设，于是地方政府动用公权力强制拆迁，导致众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量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生活没有得到制度性保障，成为城市的无业流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中央政府对此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亨廷顿在研究了中外历史后对此告诫说：在现代化政治中，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对政治秩序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而是农民，农村则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村支持现存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该制度和政府就可免遭革命。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更加倾向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邓小平在1984年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并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我们像今天这样，至少能使80%的人稳定在农村，我们也许就解决了80%的问题。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瑞克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后，在他的代表作《1525年革命》一书中，论证了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观点：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英雄，并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阶层，他们在特定阶段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
因此，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农村改革是中国推动一切改革的大后方，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命运。
三十年前的邓小平预见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深化不下去。看今日现实，不幸被他言中。
必须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土地上，凡是物质现代化都需要有一个政治框架的保障。
只要是伴随过去三十多年一路走来，以及与今天的中国现实仍有接触并有所感知的人们，都会深知其中的艰辛和无奈，也能对这份无奈抱有一份深深的同情与理解。
中国当下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也正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逻辑，然而却是更为密集和激烈的形态呈现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被拉大，权力性腐败横行，群体事件正借助现代传播手段频现于人们的视野，维稳成了政府的头号政治任务，社会正逐步走向撕裂和对立。
怎么办？
解决这一系列极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手段只有一个：改革，改革，改革。只有通过国家内部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市场和权力制度化的重新界定，才能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基于这样的现实，当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显得紧迫。
胡锦 涛2010年9月6日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中国向何处去？
显而易见的是，目前摆在中国面前可供选择的路径第一是改革，第二是改革，第三仍然是改革。
没有人能够断言处于矛盾、变革等种种复杂境地中的一个国家，最终将会走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回头。
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在制度、权力、经济、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一个国家还有多少可以被激发的潜能。
我们只知道，未来总在想象之外。
四年后，当我梳理完中国的两千四百年变革的历史时，我惊呆了：任何一个民族历史都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的反复轮回，也从来没有如中华的那些先知们前仆后继担负起国家的重任，但任何一个民族也从来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的顽固保守。我们从两千四百年前，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曾是如此的艰难。
当十七世纪的曙光照耀在遥远的欧洲荷兰，那里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时，在遥远东方的中国，大明帝国的主政者万历皇帝，还沉浸在清算改革者张居正的喜悦中。
四十二年后，大明帝国覆灭。而新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在浙江温岭初现端倪。
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在考察中国历史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曾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文学家苏轼，几经沉浮，晚年不得不发出这样的人生感慨：不用思量古今，俯仰今昔人非。
改革是把双刃剑，它是一道明亮而耀眼的伤痕，昭示着这个国家曾经撕裂的伤口，也预示着一个国家复兴的起点。它是那些先知们发出的无限惆怅，也是民族走向救赎新生的呐喊。
我常常在无数个夜晚，在穿行历史中诘问自己：我们创造的五千年的文明真的够宽容吗？我们一向自我标榜为大国国民，真的富于创新进取精神吗？
一个当下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越来越自大自恋，越来越肤浅无知，越来越苛刻功利。
抛开过去的历史不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真的符合大国崛起的要求吗？
在这个时候，我总会点燃一根烟，然后陷入无尽的哀伤与绝望。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生活的使命。
茨威格的话，给了我无数次的安慰，这大概是我写这本书的真正意义所在吧。
还好，我还年轻。我经常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我还可以这样一直写下去。因为我也发现了我的使命。
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在给其好友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信中写道：“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
我试图通过梳理中国这两千四百年的改革历史，把它放在整个世界的一个时间刻度表上，来寻找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国兴衰存亡之道，寻找这个国家得以生生不息的成长密码。
法国哲学家、作家罗兰·巴特感叹道：“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通过四年的努力，我似乎破解了一直纠缠巴特的谜题。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记起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这首诗：
我们不停的探索，
所有探索结束时，
都是物归初始，
都是此境初识，
他依然还在探索。
2013年1月定稿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