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是匈牙利经济学博士马蒂雅斯·蒂玛尔全面论述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本主要著作。
194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稳定。1947—1949年第一个三年计划和1950—195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展了工业，恢复了农业。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由于匈牙利事件，未能完全执行。从1958年到1960年执行了另一个三年计划。以后又执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并从1968年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本书正是以196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展开的。但正如作者所说，对经济体制改革，应有“对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应当在发展过程中去观察”。因而，该书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匈牙利解放后2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匈牙利解放后经过经济恢复进入经济建设的50年代中期，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蒂玛尔就匈牙利1950年结束第一个三年计划以后的情况说：“从政治上讲，这几年的特征是专横的作风、个人权力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虽然在工业化和形成社会主义农业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经济却表现出了下述特征：工业的强制性发展，在形成工业结构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内的条件，某种自给自足倾向，严重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农业政策偏离了列宁的原则，军费支出超过了国家的负担能力，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有时甚至下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紧张，并且加剧了斯大林死后已很明显的那些政治问题。总之，正是这些政治经济问题先是导致右倾的，后来又导致左倾的政策，加剧了混乱并最终引起了1956年的反革命事变。”
匈牙利事件后，新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认识到，要巩固政权必须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旧的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克服官僚主义，注意物质利益的作用，发挥各级领导和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央的决策下，初步改变了原来的经济结构，放弃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采取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这些新的方针和措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1960年第二个三年计划结束时，已从“事件”的破坏中得到恢复，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961—196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新的成绩，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表现在劳动者和企业的积极性没有很好发挥起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缓慢。其原因是：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并未根本改变，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仍然占支配地位，忽视劳动者和企业的自主权的倾向未能认真克服，物质利益原则未能很好贯彻。在农业方面，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从1959年起几年之内绝大多数农户都纳入了合作社组织之中。但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合作社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农业增长缓慢。由于这些问题日益突出，使人们普遍感觉到：“为了保证更好地执行经济政策，为了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框里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为了保证经济单位有更大的自主权，能自由地发挥创造性，必须彻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马·蒂玛尔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银行行长，是1968年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里介绍的《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是蒂玛尔继1968年出版的《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方法》之后，又一本论述匈牙利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著作。该书于1975年由布达佩斯政治经济和法律书籍出版社出版，随即有英译本出版。1980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中文本。
本书作者身兼经济学家和国家领导者，因而具有一般理论工作者所没有的便利条件。正是作者自己所说：“我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我能利用大量的原始记录和调查报告，以及这些年来经过多次详细讨论的、为作出决定而提出的建议。”本书的特点和优点是，资料丰富翔实，分析深入全面，且能较准确地反映匈牙科领导层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观点。对于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改革中的胜利和挫折，优点和缺点，成就和问题，以及如何开拓前进，都有较为详尽的评估论证，是研究匈牙利经济模式的一本有代表性的著作，对于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两章概述了匈牙利1968年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过程，以及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后四章，主要探讨匈牙利70年代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以及进一步发展中的问题。
二、围绕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讨论
1.196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1960—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虽然有了大的发展，大型合作农场和合作社农业，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但经济效率低的问题并未得到改善，国民收入只增长了25%，和计划目标36%相比，远未完成。国民经济失调状况颇为严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出现赤字，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起伏不定。各经济部门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困难，急待解决。
由于结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国家需要对国内生产和出口进行大量补贴。1965年对工业的补贴（包括出口的补贴）超过了100亿福林（匈牙利货币单位）。每年的积累额中，新增物资库存比重很大，并且逐年增长。1960年物资库存量价值370亿福林，而到1965年竟达价值500亿福林。一方面库存增加，另一方面又面临缺乏物资的困难。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因农业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使商品需求量增长更快，于是出现了主要消费品（如肉类、牛奶以及耐用消费品、建筑材料等）供不应求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加强节约、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能的措施，但这毕竟是临时措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些情况使人们认识到：“要使问题和紧张得到缓和，必须依靠更广泛的创造和努力，更深刻地改革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为此，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2月提出了修改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目标。”
2.关于如何进行改革的辩论
要进行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在改革的思想、方法方面取得一致，因而思想理论上的辩论是必然会发生的。
1957年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论点，虽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改革建议未被完全采纳，但许多重要建议还是付诸实施了。这就是在农业方面废除了产品义务交售制，采取了新的采购价格制度（即所谓“混合价格机制”），采用固定价格以及在官定限额和自由市场价格之间上下浮动的价格，允许“农业合作社可以自行决定劳动报酬的标准和程度”。
工业方面减少了强制的计划指标。除了产量指标外，价值指标更多地受到重视，把利润和主要成本的增减作为对企业领导人评价的主要内容。企业取得了在最高和最低限额内决定工资的权力。实行平均工资调节制和利润分红制。这种工资制度的改革虽然在开始也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毕竟很有限，到了60年代中期已经显示出其消极特征，成为更有成效地工作和改进劳动力管理的障碍。
在面对如何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同投资效果计算、效果标准有联系的价格体系引起了广泛的辩论。
当时的“基本物资和中间产品的价格经常是亏损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大多数低于实际的社会投入”。通过辩论一致认为物价制度应该改革。1959年对生产价格普遍改革的目的，是“使工业生产价格保证社会必需投入的利润，以及价格制度应当刺激技术发展和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这种改革虽然使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比较接近，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价格关系，但仍然是官方的固定价格制度。价格不能表现价值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不能反映技术发展变化的需要。进出口价格和国内价格彼此脱节，其关税为外贸价格划一的制度所补偿。在官定固定价格为基础的条件下，价格变动需要很长时间，很难合理和及时。1964年起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根据工业利润征收资产税，但这也是修修补补，对经济管理效率的提高影响很大，充其量也只是具有核算的作用。因为从体制上看它仍然是旧体制的延续：实行中央调拨给用户产品、投资资金由预算免费拨付，没有偿还的义务。企业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刺激企业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的机制。
在投资制度的辩论中，明确了增加企业基金用于简单再生产的投资；对贷款要发挥选择作用；中央应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决定性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
在对外经济关系的辩论中，一致同意，把出口补贴直接给予生产者而不是外贸公司。
当时实行的分摊计划（即把国家计划直接分为各企业的计划指标）的消极作用已经暴露出来。给企业下达的生产指标，主要指的是产品数量。这种计划体系的弊病是：计划指标规定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完全符合用户的实际需要，造成生产和需求的脱节，这是造成库存积压增加和商品缺货的主要原因，于是计划不得不经常修改。生产效果落实在数量计划指标上，而这些指标完成的效率又不能靠实物指标表现或计算出来，所以“把评价企业好坏同完成中央通过的计划指标联系起来的做法”，不能刺激企业发挥潜力、提高效率，“反而怂恿企业主要去完成那些比较易于完成的和费力不大的计划任务”，而不去考虑合理开发资源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即订货、投资、交货的大部分由国家下达计划指令是否需要？在辩论中得出的结论是：下达指令的计划分摊是不必要、不正确的。而依靠主要用户的订货及适当的调节，由国家实行指导性的计划是可行的。
这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为了对主要的弊端进行改革，保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不再必要了”。这就要求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地方机构事无巨细必须请示中央的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机构并不能洞察上报的成堆事务的优劣，而又必须对几乎所有事情作出决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主义的判断。放弃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可以发挥企业的充分自主性、积极性，同时也使国家各管理经济的部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研究和处理上。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出现过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担心改革会侵害计划经济，担心计划指标的完成得不到保证；一种反对意见是强调组织全国范围的电子计算机网来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这两种反对意见是不正确的。前者已为实践所否定：因为集中管理的20年期间，计划与实际数字严重脱节的事实，证明不进行改革，计划指标也不能得到保证完成；后者的办法虽然可取，但这种方法不能刺激企业独立性的动力。在新的管理体制下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
“辩论的实质是在弄清在哪种程度上计划经济可以与同时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我们会不会把我国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作者认为，经济改革可能会使市场成分比过去扩大一些，但仍然能够用中央制定的工具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把它们保持在计划的框框之内，而各经济单位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主动性和外延性。“市场完全可以用来为经济效率服务。国家能够用许多直接和间接的手段来调节市场。”
作者还引证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关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发展市场和价值关系的思想，关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从而使每个企业不亏损而且能够赢利的思想，关于个人物质利益同企业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思想等等，论证了匈牙利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作者还指出苏联从1953年以后所采取的一些新的做法，力图摆脱斯大林强行实施的严格的经济管理中央集权制，强调回到列宁思想的必要性。
作者认为，经互会作为一个国际经济集团组织，对其成员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很大影响，因此考察经互会及其成员国经济改革的状况，十分必要。在60年代初期，经互会各成员国的经济体制几乎都发生了变化。虽然在改革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上，在改革的概念上有所不同。但在一些基本改革思想方面，他们一致认识到：
——从经济理论抽象推导出来的纯粹模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物质刺激和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不矛盾；
——行政的和经济的管理工具是不可缺少的，虽然应用程度不同，行政手段和经济方法如何联系的形式也有差别；
——应当缩小实物性质指令的应用范围，扩大经济方法的领域；
——应当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实行经济核算；
——使中央的管理同劳动集体的创造性、主动性结合起来，使改革得到全社会的合作。
几乎在每一个国家，计划工作制度都已作了修订。在发展目标、方向、增长速度和比例关系、生产力数量、国际合作以及完成计划任务的最重要的直接和间接手段方面都作出了改变。
同管理体制的改变有关，各国进行了生产价格的改革，使生产价格制度适应新的管理体制。“在许多国家，中央决定价格的范围缩小了，虽然这种价格形式仍处于优势。”
对经济活动的决策权，多数国家形成了一种三级体系，给予基层单位以更大的决策权力。国家部一级的主管单位逐步变为企业联合会、联合公司等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力图把中央计划和指令制度同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强调利润的作用，使利润成为体现对国家的义务、企业的基金来源和物质刺激的作用。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利润刺激着对资产进行更有效率的管理。
经互会各成员国相互贸易最初都具有一个特点，即逐项地用实物数量规定强制性的定额、价值范畴（例如价格）只能对贸易的模式和数量起有限影响。供应者对改进自己的产品并无足够兴趣，因为使用价值提高也不能获得更有利的价格。专业化和生产协作落后于需要，消费商品贸易原料和基本物资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应当扩大，还应解决价格问题、制定外贸合同制度、多边结算办法以及有关货币，金融与信贷关系的任务。根据这些任务所制定的经互会综合合作纲领的执行，取得了重要成效。
3.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和遇到的几个普遍性问题
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准备工作是由关于许多重要问题的辩论以及辩论后所做出的决定构成的。这个准备过程也是为改革制定规划的过程。
改革涉及的问题，与其他社会主义改革相类似。总的说来是减少中央对经济活动的过分集中，减少中间层次，加强基层单位的决策权，造成经营方式的灵活多样的局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改变过多的指令性计划，发挥市场的作用，因而价格体制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国营企业的物质利益，应该通过总收入为实现基础，还是以利润为基础的问题。在辩论中批驳了非难利润功能，认为只有提高总收入也就是创造出国民收入才是目的而各企业利益应当同它联系起来的论点。强调利润的重要意义在于利润的增减综合地表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利润对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加速产品流通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和增加国民收入以取得利益是相符合的，而不是矛盾的。以利润作为调节收入的基础，目的是使企业通过利润对市场动向作出反应，完善和改进经营管理。当然，也可能发生用不正当手段追求高额利润的情况，但这可以借助国家财政制度和行政规范手段予以调节和制约。
关于国家和企业对实现的收入如何分成的问题，经过辩论确定，对于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利润征收累进税，对于用于发展方面的利润即不管收入增长的程度如何征收单一税。
关于怎样建立提高个人收入基金和企业发展基金的问题，经过辩论确定，采用事先把用于增加个人收入的利润部分同用于发展企业生产的利润部分分离开来，分别建立基金。
关于工资问题，一致认为应使工资成为刺激工人劳动积极性的手段，同时也要防止工资过高会产生过多的购买力。要使社会、企业集体和个人这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在过渡时期，从政治上考虑，必须保证充分就业，防止大量解雇，因而采取了“平均工资调节制”。这一制度限制了对优质作业付给高级工资，但可以增加就业人数。
关于价格的中心或基础的依据问题。有的主张“价值中心论”，有的主张“生产价格论”。经过辩论决定采用生产价格的形态。
有的提出国内价格应以世界市场为中心的建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一致承认，国内价格的涨落应当不仅接受国内的影响，而且接受世界市场价格鉴定的影响。在讨论中，排除了两个极端的意见，即主张官方固定价格制度和听任市场机制随意发展的自由价格制度，形成了一个折衷的意见，即官价应在最重要产品的范围内保持下去，并应随时修订，其余价格应该放开。1968年以后，消费品中有自由价格、有高低额限制的价格和官定重要商品的固定价格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总之，价格改革的目的在于利用市场促进生产，推动对外贸易，并相应地减少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使之在竞争环境中发展自己，而不是在国家财政的保护下生存关于生产资料由中央分配的制度，一致认为，应该让位于生产资料贸易。用商业方法进行交易，可以加速生产资料的周转，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并不包含着买者和卖者应当由中央来划定”。
辩论中明确了计划是经济目标，计划不仅必须指出方向，而且要指出实现目标的手段。由中央下达计划指令是经济管理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计划指令的使用，只有在相互关系唯独中央才能评价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关于投资的权限问题，排除了由中央决定和企业决策两种极端意见，决定大约介于两者之间，即确定留给企业60%的折旧费和40%的利润，用于发展。还提出动力工业、铁道、运输和电讯应当基本上由政府投资，而较小的投资则应来自企业资金的积累。免费投资被取消了，预算分配不再是发展的唯一的资金来源。这使企业变得关心利润的增长，并开始关注影响其增长的所有因素。
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方面，加强了地方议会的自主权和责任心。地方议会可以考虑未来五年的财政前景，征收收入。确定这些收入在国家税款中所占份额。这就促进了议会关心地方的建设，如新住宅区的发展等等，使议会更加关心收入及其适当使用。
在改革准备过程中遇到了几个普遍性问题。第一，是关于发展速度同经济平衡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学家中分为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增长速度，一派强调平衡发展。正确的应该是经济增长和平衡同时并进，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事。在实际上，增长过快势必引起经济内部结构趋于紧张，打破平衡。对速度和平衡的关系应当区别情况加以判断，从长期来看，局部的不平衡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均衡，但从个别时期来看，因为集中发展某部门或产品会使另一些部门，例如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放慢，这是允许的妥协措施。第二，在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不应忽视政治上的安定。“改革不应带来生产停滞或下降”，结构改革要逐步实施，以防止造成大量失业，引起社会震动。要保持物价稳定，保持货币的购买力，避免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第三，“国家补贴不能一下子锐减”，为价格稳定也必须提供大量国家补贴。在价格问题上，由于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和国内的紧张状况，广泛地放开价格。但过多地实行自由价格，将会引起物价上涨。因此，需要作出妥协，官价限制比原来所设想的要多。第四，改革的原则是把利润当作企业的动力，强调竞争作用。但实际上，由于企业的发展、技术设备等等的差别，会使相当一部分企业处境不利。不仅影响它们的利润和收入，甚至可能无法生产。为了使这些企业能够生存下去，或提高工资水平，中央要对其广泛地使用免税和优惠。但这会使高效率和无效率的企业之间在利润上的差别统统给抹煞了。第五，在投资方面，如果允许企业除企业本身资源再允许用信贷补充，则会造成加投资的紧张。
总之，在实际执行改革计划时，尽管力图运用设想的改革原则，但“几乎在所有领域中还是采用了各种刹车和临时解决的办法”。这就造成了恢复“原来的原则的可能性”，有走回头路的危险。作者认为，改革不能脱离它发源的土壤，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某些妥协，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作者认为，为了避免误解，需要强调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要努力把计划同社会主义市场结合起来，发展方向和比例关系应由计划决定，强调计划是建立目标、领导和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手段；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重要投资项目和扩建直接由政府作出决定；外贸由国家垄断，信贷由银行垄断，间接调节要照顾国家利益、私人利益、企业利益的结合；基本的经济调节手段辅之以必要的直接的管理手段。
三、五年改革的成就与主要经验
匈牙利1968—1972年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充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调节手段，使经济更加灵活有效，初步实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计划管理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使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改善。在1968—1972年这五年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9%，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5.5%。
1972年大多数限制价格实际上都已变成最高价格。价格上升的原因除了因增加工资使成本提高，因加速技术发展需要巨额投资以及长期比例失调、有的商品供不应求等因素外，有的企业靠提价来掩饰其经营管理不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消费品价格提高，对知识分子和领年金的家庭影响更大。尽管总的说来生活水平还是有提高，物价上涨的幅度小于货币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新闻报道和舆论工作的不善，没能使人们认识到实行自由价格从经济上说是有利的，所以这时人们提出了禁止涨价的意见。但是用直接行政管制的办法禁止涨价是不会有效的，持久的物价冻结最终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从消费品供应来说，关键在于变卖方市场（生产者市场）为买方市场（消费者市场）。影响居民生活的是实行自由价格的货物，对它的关切是可以理解的。使消费价格上涨幅度限制在每年2%左右，是一项重要任务。但这个上涨幅度被突破了。
作者认为，上述成就和经验说明新经济体制是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价格制度的改革推行缓慢，有时价格掩盖了生产与投资的错误，或相反地使有效率的生产或投资没有获得足够利润。价格制度的缺陷也对某些机制因素产生了不利影响。生产固定价格产品的企业所获得的额外收入小于生产自由价格的商品的企业，这使得前者采购价格经常上涨，而自己的销售价格不能提高，给这些企业造成困难。
第二，一些企业的利润高于计划，使分红基金和发展基金增加过快，造成了购买力的提高。企业自筹资金由于用各种名义借进的货款的增加，造成了投资市场上的紧张局面。分红利润的增加，产生了不适当地过多增加工资，又使购买力增加，这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增加职工的办法，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普遍提出了在企业中辞退多余劳动力的设想。但辞退多余劳动力又会引起严重的失业。
第三，为了解决平均工资制所引起的弊端，减轻增加职工和提高工资所造成的负担，1970—1971年对调节工资的手段做了改变，采用了工资总额调节制度。这种工资制先在国营农业部门推行，1970—1971年才在工业部门推行。1971年工资总额调节法又和其他工资调节法结合起来。
第四，在流通领域，减少了流通环节，有些商品供需趋于平衡。但限制仍然较多。因此减少对流通方面的行政干预，成为进一步改革的任务。
第五，在全部对外贸易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三分之二，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占三分之一。如何使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相适应，是否允许国际市场价格影响国内价格，影响程度如何，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使国际市场物价猛涨。如果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则销路不广，如果降价出售，则会增加国家补贴。这就必须根据情况拟定对付国外价格变动的最适当的办法。
第六，关于农业中的价格改革，不能让农产品价格上涨到使国家补贴成为不必要的程度。提高收购价格取消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将会失去对农业生产的有效控制；而且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虽然可以大大减少国家补贴，但将会增加对城市工人的巨大的工资补贴。因此，适当维持对农业的有效补贴是必要的。不过，补贴的形式和范围应有一定变动。1968—1971年，补贴范围和数额都缩小了。
四、发展目标和发展政策
作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社会环境，发挥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日益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仅是达到主要目标的手段。经济政策是为了满足人民在更高水平上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经济因素在实现这些目标上起着重要作用。这些经济因素是：充分就业，收入的公平分配，日益充分地保证住房供应、营养、衣着和保健供应，使人们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创造更优美的文化、运动和旅游的可能性。此外，还要充分维护社会主义民主，让工人群众能积极参与社会共同事务的管理，改善生活环境。因此，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率，采用先进工艺，加强经济共同体的协调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适当的经济政策观念。作者认为，保持旧的体制的持续性原则是不能接受的；同样，立即撤销对不同经济部门的支持，实行彻底改革的间断性原则，全面改变价格制度和经济结构，也是不可取的。“不止一个外国的经验证明，与此俱来的会是对经济的严重冲击，导致负债、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的趋势。”作者认为，必须实行折衷的政策，具体要求应该是：“某一结构和某些趋势所产生的不利之处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符合新要求的变化与发展必须尽快地采用。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能够用最好的方法来付诸实施。”因为旧的持续性的惰性力量相当顽强。所以，要审慎行事，对“某些已从事的但不再被认为完全正确的发展项目必须继续下去。而同时其他最符合我国天赋条件的项目也必须开始。然而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协调都会带来一定的利益”。但这样一来，经济的可能增长率会有所缓慢。作者认为，不能让这种代表放慢发展速度的持续性观点占优势。
作者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认为应使从事科学工作和从事研究设备现代化工作的人们获得更高的报酬。
匈牙利在25年间，经济模式和经济结构经历了根本变化，农业比重下降，工业、建筑业和第三级部门比重上升了，生产模式变得更加现代化了。但是生产模式的变革也使矛盾伴随而来。首先是活劳动的生产率水平低，大大落后于国际标准和经济进展的要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管理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发展政策。作者分别对能源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农业等部门的发展政策作了具体分析。
未来的发展政策所作出的选择主要是：
第一，增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部门的资金密度，使第三级部门内的资金密度不致继续下降，而是缓慢上升。适应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增加在住房、服务业、食品和衣着供应方面的投资。
第二，增长率要和提高工艺标准、生产效率相协调。避免因投资增长过猛导致愈来愈大的赤字。
第三，选择的工业发展政策是预期获得最高经济效率的生产指标，也包括资源的有计划的和不断的重新组合。限制一切不能在竞争中有高效率的生产活动。
第四，选择在销售上有利的产品，特别是有利的有智力传统的发展项目。
第五，要选择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需求程度相适应的项目，以免许多经济效益由于缺乏适当的基础设施而在实现中化为乌有。
上述选择标准的优先次序，可以因条件限制而变化。
五、个人收入分配政策
1.收入分配原则
作者认为，在收入分配方面，按劳分配是基础，收入是按照所完成的工作来分配的。但这种收入还必须包括有工作的劳动者“维持家庭的非劳动成员（儿童、老人、残疾者）的生活”。为了“促进各个人的文化发展和保护社会的健康，还要由社会的净收入来负担”的部分，属于“按照需要来分配的部分（用社会配给的形式）”。
居民收入构成比例：个人劳动收入占75%，25%的收入来源于社会收益，而且从社会收益的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从工作收入的增长速度。1960—1972年从工作得到的个人收入增加57%，社会收益增长121%。由于社会收益的增长占的比例较大，所以只能逐渐增加。但保健劳务和教育，应该免费供应，“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文化方面的以及类似的劳务应该以极优惠的价格供人利用”，以减少对居民供应的差别。
为了避免因子女多少而引起生活水平上的过大差异，对子女多的家庭，给予的补贴金额约占得到最高额补助费的家庭（有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养育儿童的费用的三分之一。就是说，收入分配更多地强调社会政策因素。由于匈牙利人口增长率较低，劳动力不足，他们除了通过补贴多子女家庭、鼓励增加人口外，还规定了鼓励超过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补充办法。
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遇到一个“使人恼火”的问题，就是领取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旧养老金”很低，一直没有调整，这部分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必须改善他们的境况。
2.就业政策
匈牙利自解放以来就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并把充分就业看成是经济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采取平均工资调节制，即平均工资的增长同利润的增长挂钩的办法，虽然有助于维持充分就业，但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工资收入过分的平均化趋向，使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比半熟练和熟练工人收入增长要快的做法，会挫伤熟练工人和从事复杂劳动工作者的积极性。
此外，建筑业、运输业部门的工人收入，高于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收入，合作社单位的建筑工人又比国营单位建筑工人的收入高等等，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倾向，即平均化和差别过大的收入的倾向，都是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1973年大规模提高工资，工资增加大部分由预算负担，小部分由企业负担。企业加重了负担，使利润减少。要求企业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来加以平衡。
确定工资收入必须考虑广泛阶层的利益。由于各阶层的利益不同，对于相对收入的判断，不会有一致的公众舆论。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出发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承认，不能依据某些狭窄阶层的价值判断。作者认为：“毫无疑问，进一步拉平将是可取的，主要因为最低收入类别（有很多小孩的那些人和退休者等）的绝对水平确实很低。但过分扩大平均化的范围，那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工作成绩不同，而最后大家的生活水平过于类似，将使生产受到有害的影响。”那么，应该如何规定收入差距的程度呢？作者认为，有三点原则必须注意：第一，尽量缩减非工作成绩的收入差异（如因人口因素而产生的收入差异，养老金和家庭补助费的收入差异等），而对工资差异应加以巩固，甚至应予加大。第二，使社会每个阶层都能从社会进步中得到利益，使最小的收入也能和特定发展水平相适应，能满足最起码的社会需要。第三，应特别注意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的收入情况，使年轻的熟练工人和大学毕业生或其他较高资格的那些人的工资，在“开始时规定较高的薪水，或者在就业的头几年里加快工资的增加”。因为他们需要学习、培训，比起由不熟练到熟练工人，要花费“双倍的时间”。
3.消费方式的变化和消费价格
居民消费方式在过去1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消费总额增加的同时，食物的份额减少，但其他项目，主要如工业品、饮料、烟等的份额则有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迅速增加，使家庭机械化的水平逐渐上升，电视机和汽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根据15年计划，消费方式还将日益现代化。
价格在消费方式的形成中有重要的作用。实行改革以来，虽然进行了若干重要价格变动，但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主要食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偏低，衣着物品的价格偏高，偏离生产者价格（指生产企业出售产品的价格）。产生这种偏离的原因，一部分是对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偏爱，大部分则是过去历史上形成的。在生产、消费和收入条件进行改革的条件下，如果不理顺价格，不消除价格的不合理状况，则会使消费者价格（即向零售商业、个人消费者和由预算拨款机关出售的价格）和生产者价格的偏离更大，无法建立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平衡。但是完全听任市场调节，完全取消价格补助和津贴也不可能。消费价格的调整，只能循序渐进，有步骤地使价格作必要的上涨，同时可采取适当的反措施使居民不致因价格上涨而承受不起，造成消极影响。当然，这会拖延理顺物价的改革，延长物价波动的时间。但从长期来说，对生活水平的稳定发展和消费方式将有良好的效应。
六、进一步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指出，从1968—197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来看，尽管遇到了过渡阶段的种种困难，但成绩是肯定的。这表现在：
（1）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提高了，这五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6.1%，而改革前的七年（1960—1967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2）用新的集约型经营逐渐取代了粗放型经营。过去在粗放型经营形式下，生产的增长是依靠原材料投入的增长。集约型则是依靠技术、依靠质量、减少资源和劳动浪费来提高增长率。（3）国民经济平衡逐渐得到巩固。（4）主要计划指标比在旧体制下贯彻执行得好。“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统制绝大部分可以通过间接措施来完成。事实上，间接措施所取得的成果比以烦琐指示为基础的旧体系所取得的成果要好些。”企业按照改革方案制订各自的五年计划，可以在自主的基础上规划各自的发展目标。（5）有计划和有节制的市场已经确立，并起了较积极的作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了消费者急需的生产，缩小了供应不足的范围，限制了亏损企业的生产。“有计划和有节制的市场的活跃，大大有助于使生产（供给）模式更适合于需要（需求）。”但是，货币、价值范畴的机制如何具体恰当地适用，还需在今后不断探索和确立。
从原则上讲，各种价格应更好地接近于价值比例，使价格制度更适应需求和供给的要求，并有加以适当控制的余地。但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很大一部分“过时的”价格没有改变，作为折衷的办法而采取的各种津贴和“财政桥梁”远未消除，以致“效率较高的企业常常得不到较高的、和他们的努力成比例的收入。而效率低的企业，由于价格和津贴的双重作用，质量较低和较陈旧的产品也能赚到钱”。再就是改革不能立即使供给模式得到改造，这使相对的消费者价格常常偏离生产者价格的合理比例。
利润虽然是刺激工作和管理效率的良好工具，但由于采取了折衷办法，使利润分散，使企业成果和净收入的形成出现了不正常的比例失调。租税不平等，使经营好的企业的产品成本提高，扰乱了对企业成绩的评估标准。此外，以利润为依据的工资自动增加常常不能反映所完成的工作成绩。在投资调节方面，虽然扩大私有企业和合作资源，增加信贷作用，减少中央决定的投资计划项目，证明是正确的。但由于对投资的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已施工的大量工程和其他发展的需要，使投资继续增大。没能防止企业基金用于不正当的新投资，或者事后用“补充计划”提出附加费用，从而加剧了投资紧张。
调节国外经济关系的体制，使生产企业的进出口权力扩大了，出口模式和效率有了改进，国家津贴的范围缩小了，大大促进了匈牙利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但对外市场的价格的迅猛上涨，高价购买外国商品使匈牙利被迫进行财政干预，国家预算承受了沉重负担，尽管征收出口利润税和提高了出口价格，还是不能完全实现平衡。
农业调节体系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出口，但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之间也有比例失调的现象。
关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作者认为，应从匈牙利面临的发展阶段的若干特殊要求来考虑发展方向。概括地说，就是强调均衡速度和集约化方法，积极介入国际分工；增加消费必须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基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比率必须提高投资效率。
对下一个时期的要求是：进一步发展调节机制时，必须努力加强中央统计，调节机构应进行适当的选择，制订改革方案时计划工作的体制也要有所改变，不论内容和形式都要改，以利调节工具的运用。在制订计划时，价格计划必须起重要作用，在协调工作方面，主要依靠投入—产出法。要求总计划和财政计划之间有密切的配合。
进一步发展价格制度和收入调节体制。对价格要强化政府控制，惩罚那些违反价格政策、违反利益协调的人。“通过各种官方机构增加价格检查的频率和效果以及改进法律制裁（限制非法的或不公平的利润，罚金等等），来提高价格控制的效率。”
现行的利润分配原则是把企业利润分为三个部分：供发展用的生产基金、工资之外的奖励基金和储备基金。在这种利润分配基础上的征税制，其缺点是降低了企业管理的机动性，对生产发展不利。但它对控制由企业利润转化而来的购买力还是有作用的。今后任务是如何避免其不利影响。
在收入调节制度方面，规定了一致的制度，但又不能不照顾在不同条件下产生的差异，有的需要借助于例外和区别对待，有的要用特殊解决办法。要强调工资政策的重要性，为把工资提高到接近消费者市场价格的程度创造条件。
在投资方面，如果可能，就废除国家基金的“自由”拨给，但同时应保证发展快的企业能得到“资本配给”，当然这种配给资本是要偿还的。这种大量资本配给来源于国家的公共收入的征收和预算。国家投资应注意计划的完成，如果只管投资不和计划完成挂起钩来，则会使投资越多，建设基金浪费越大，未完成计划的项目越多。落后的已被注销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等）不能继续利用，必须加以处理，以避免继续保留落后的技术。
在农业调节结构方面，要使价格按照实际价值关系逐渐加以改进，尽量缩小不合理的差异。除对经济较弱的合作社必须维持国家支援制度外，对农业投资的补贴制度，必须用定期偿还的信贷制度来代替。
各企业间的关系要建立在更符合价值对比的价格制度基础上，要建立一个更机动的和合适的符合商品与货币关系的信贷制度。
要支持企业确立长期概念，制订长期企业计划和中期企业计划，并确定一个较长期的价格政策，使企业认识到一个积极的价格政策不仅包括向上升的价格运动。
要在大多数企业中，使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改革以后，各工业部门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加强了国家监督的职能，由过去的统制机能转为制订最重要的发展方案，指导和统制重大投资计划，参与调节体制的改进，检查监督的职能。总起来说，就是三种职能：主管当局、监督者和单位统制代理人。政府各部的统制职能的转变，使中央行政人员大为减少，有几个部缩减了30%～40%。为了提高计划工作的水平，各部必须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为各自部门提出建议。在单位统制活动方面，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问题上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影响经济平衡的诸问题，注意投资的可能性、支付的平衡以及它对预算的影响，还要注意消费者财货的供应。
如果企业利益和整个经济的利益相对立，负责调节的机关必须采取措施协调这些利益。企业利益是不可能在一切场合自然符合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因此，国家的监督职能必须充分发挥。监督有两个并行的方法：一个是政府各部行使所有者监督企业的权力；另一个是由国家机关、工会和其他专家组成一个监督委员会。所有的企业都应建立监督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配备少量工作人员，其中心小组应隶属于政府。政府各部的工作将集中于专业的统制和指导。有些企业往往认为由国家实行的调节性干预对它们有害，对于如何更好地执行调节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这里，我们遇到实际问题。一个更好的统制需要兼顾一切观点的解决方案。”
企业自主权的提高，使企业对积累基金、工资增加、长期计划决策等方面的权力扩大了，这是一个进步。但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大企业中，关于产品类型、大规模企业的领导和组织问题、固定价格和自由价格的矛盾等等，需要研究解决。
近20年来企业组织出现了一个集中过程。中小企业集中为大企业，加强了大企业的生产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但也产生了弊病，即妨碍了选择范围的扩大、迅速而灵活地满足合作要求和健康的竞争。有的大企业已经达到垄断的地位，这是不合理的。大企业内部组织的落后阻碍了整个生产过程，必须随时加以改革。如估量劳动情况、人力管理、材料供应、做好投资准备、研究市场状况等。
经济体制改革还与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社会舆论必须考虑，改革为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先决条件，如决策机关分散了，是民主的前提，这可以提高领导者的责任心和群众的积极性。但是矛盾还是存在的，这表现在“代表所有者利益的国家领导同工人们的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如“增加年度利润还是增加长期利润的矛盾，维持还是发展生产结构的矛盾，现在与将来——安全与冒风险，提高工资与发展——的矛盾。”因此，在制定调节制度时，“要多注意促进社会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互相一致的刺激方法。当然，一个完全和谐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找到的。在消除矛盾方面，国家机关、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起重要作用”。
作者认为：“整个说来，改革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有利的，因为它一般加快了经济增长并促进了社会进步。承认价格关系的社会影响使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更明显，这为认识社会进程提供较好的机会。进一步强调价值关系的物质化，使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表面化了（地位表征更惹人注目、唯利是图等等），但也便利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斗争。”
七、简要评论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中央管理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经济单位有更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企业、劳动者的创造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匈牙利在改革实践中，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未能实现预期计划。这些问题是：第一，在改革政策上存在矛盾。例如，一方面要求提高效率，要求发展集约化；另一方面又要对那些效益不好的亏损企业进行补贴，从而使国家财政负担和预算赤字大幅度增加。一方面强调企业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又强调充分就业，对效益差的企业实行包下来的办法，以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
第二，改革方案的执行很不彻底。如对中央权力下放、减少国家行政干预的设想是对的，但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其结果是国家的行政干预变本加厉，企业自主权名不符实，难以真正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尽管有了原则和政策，但“几乎在所有领域中还是采用了各种刹车和临时解决的办法”。
第三，过分强调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所有制成分的贡献，忽视了其他经济成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潜力。
第四，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如价格问题上规定在最重要产品的范围内实行官价，消费品价格中的自由价格、有高低限额的价格、官定固定价格各占三分之一。实际上这种价格体系是由国家大量补贴维持的，并不能真正反映价值或生产价格。作为一种临时的权宜措施，有利于维持经济的稳定，但决非长久之计。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尖锐问题。
由于投资过多和工资增长，使社会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有的企业靠提价掩饰其经营不善，使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大，特别是在消费品方面，更为突出。这对知识分子和领年金者的生活水平影响更大。
第五，在工资收入方面，由于调节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同样存在着平均主义和与其贡献不相称的特高收入，引起人民的不满。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内梅特·米克洛什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6期撰文说：“由于匈牙利国民经济尚不完善，盲目扩大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过晚……这是我们所取得的严重教训之一。”“遗憾的是，在改善内部经营条件、加强竞争性、建立市场关系等方面，我们都做得甚少。”另一个经验教训是“未能协调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第三条经验是：“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光是建立起有利的和良好的经济条件是远远不够的。为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辅之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由于匈牙利在经济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以致产生了种种困难。匈牙利部长会议计划经济委员会总顾问、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安塔尔·拉斯洛说：“停滞和恶化”是近10年匈牙利经济状况的特点。1987年，匈牙利净债务已超过100亿美元，总投资率比1978年减少15%，实际工资水平已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今年还要下降10%。通货膨胀也十分惊人，1988年物价还要上升16%～17%。据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鲍尔陶·费伦茨说：为缓和通货膨胀的压力，1988年匈牙利将继续实行限制购买力的货币政策，同时抑制内债和外债的增长。
匈牙利为摆脱困境，1984年提出了全面改革方案，根本点是消除国家行政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等，但改革方案执行得很不彻底。1985年匈牙利党的十三大会上制定的“稳定纲领”清楚地告诉人们：“以前的路走不通了”。安塔尔认为，“要振兴匈牙利经济，就要做到谁有钱谁就可自由地获得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价格又要完全按市场行情而定”，并提出九项具体内容，即“国营、合作社、私人和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行经济组合，取消迄今对私人购股及外国控股所占比例的限制。各经营组织、包括国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企业形式”，以及“取消对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非规范化）单项补贴，争取在三年内将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一半”，“彻底实行破产法，关闭破产企业”等等。总之，他认为，“匈牙利今后要实现的最实质性的一个变化是向自由经济的方向发展，这首先是指对不同所有制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经济上的这些观点，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我国的改革，一定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进行，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此文载于：国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评介。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