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之一
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学说过程中，始终关注着利息和信用问题，把它们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重要方面。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虽然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却是《资本论》的最初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关于生息资本和信息、关于信用问题的阐述，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精辟见解，是后来成熟的经济学著作的基础和重要发展阶段。研究马克思这部科学著作中的利息和信用理论，对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手稿》作为创作过程中的笔记，带有自己弄清问题的性质，对利息和信用的论述，还不是在完整体系上的全面展开，有的问题也还未写完。除个别小节外，许多论述都散见在有关章节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将散见在《手稿》各处的有关内容，集中起来进行探讨。
一、《手稿》第一次把生息资本的分析置于科学基础之上
“在生息资本上物种达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这种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剩余价值起源的任何痕迹，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资本成为利息的自行创造的源泉，利息则成为资本本能地创造出来的收入，它外在于生产过程，表现为与劳动完全无关的，任何中介过程都消失了的资本的产物。利息无非是利润——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范畴固定下来，它的起源就被彻底地掩盖了起来。要揭露这种隐秘，给予科学的解释，就必须首先有一个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因为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但是，在《手稿》以前，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作为研究的起点，而是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和利息等特殊形式，把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加以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
古典经济学的优秀代表虽然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在揭示利息来源方面前进了一步。但他们并未能科学地解决剩余价值的来源，因而他们必然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经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庸俗经济学把生息资本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的独立源泉。他们宁愿采取“资本—利息”的公式，而不愿采取“资本—利润”的公式。他们以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为出发点。把三种收入看作各自有其不同源泉，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把资本收入归结为剩余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科学道路。
庸俗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之流，热衷于从信贷问题上做文章，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荒谬地把取消利息实行无息贷款，作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灵丹妙药。他不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从而也就不懂得利息是怎样由价值的交换规律产生的；他不懂得资本的价值增殖或回流总额中的价值余额，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而把生息资本当作价值的独立源泉，幻想借贷形式不再存在，余额也就不会再有了。这种肤浅幼稚的观点，当然也不能科学地解释生息资本和利息的本质。
马克思经过艰苦的创作历程，只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奠定之后，才在《手稿》中第一次初步形成了科学的生息资本和利息理论的。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就提到了信贷和利息问题，这时虽然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唯物史观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错误，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历史短暂性，但由于他的经济学观点还处于早期的不成熟阶段，因而还不能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式的人道主义的影响，还往往把信贷和利息同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谴责资本主义。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谈到信贷的本质时说：“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这说明马克思对信贷问题的见解还有待进一步发展。1847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主要的经济学范畴，已接近于完成，其主要标志是，他“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但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完全形成劳动力商品学说，还没有从“劳动价值”、“劳动价格”的用语中解脱出来，因而也就不能彻底地阐明剩余价值的来源，从而作为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利息，也就没有一个完全科学的理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了劳动价值学说，并且第一次建立了劳动力商品学说，区别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个“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这就为科学地阐明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找到了钥匙，也为分析借贷资本和利息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前资本主义高利贷资本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考察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和利息，也就要求考察它的古老的历史形式高利贷资本和利息。马克思说，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考察，“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是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经济范畴永恒化，他们不可能从不同历史条件下来分析生息资本和利息的实质和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深知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借贷资本的古老形式——高利贷资本给予应有的分析，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手稿》中关于高利贷资本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所确立的一个重要部分。
首先，马克思对高利贷资本的特点作了简要的概括，称这种资本是“有资本的剥削，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和这种特点相适应，它的利息率的决定因素，又只取决于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除此而外，它的利息率是没有别的限制的。这时如果有利润的存在，这种利润反而是由利息决定的。“利息率很高，因为利息包括利润，甚至包括一部分工资。”在这种高利贷形式下，资本还没有支配生产，因而只在形式上是资本，“这种高利贷形式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形式占统治地位”，“它会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在次要的领域中再现出来”，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些“落后的工业部门或现代生产方式中那些有覆灭危险而极力挣扎的部门”。在这些部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根本不包含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新的历史形式的萌芽”。
前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资本和作为资本主义重要因素的借贷资本，就其都是货币资本，都能带来收入来说，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这二者执行职能的条件不同。借贷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要素，它的借贷对象是职能资本家。高利贷资本的借贷对象则是两种人：一是独立的劳动者，即“普通土地耕种者”、“工人还表现为独立的劳动者”等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其中主要是小农；二是地主和显贵们，他们为满足奢侈的消费而不得不向高利贷资本借贷。马克思称这种高利贷形式是：“利息的第二种历史形式：向消费财富贷放资本。”
其次，马克思从借贷双方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说明了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论述了高利贷资本“不管在手工业生产中，还是在小农业中”，都以其高利息率进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在印度，利息的高度对普通土地耕种者来说决不表示利润的高度，而是表示，不仅利润，而且部分工资都被高利贷者以利息形式占有了。”而独立的小手工业者的财产，也在高利贷资本的剥夺下，“成了特殊的高利贷者阶级的财产”。这就使过去这些独立劳动者丧失了独立劳动的生产条件，使小生产者和生产条件相分离，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并使以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随着同特殊的、有限的农业财产形式或手工业财产形式相对立的商人财产或货币财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同时，大量借高利贷的地主、显贵们也因负债累累而破产，使大量货币财富聚集在高利贷者手中，这就形成了原始资本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起源的一个要素在这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因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往往也有他们的土地）在高利贷者的钱袋中积累起来并资本化。这就是流动资本或货币形式的资本在一个同土地所有者相独立的阶级的手中积聚起来的过程之一。”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正是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财产，正是这种货币财富，才转化为本来意义上的资本，即产业资本。”这就是说，马克思从两方面考察了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即高利贷资本一方面加速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破坏和解体，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原始资本的积聚和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形成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最后，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高利贷资本发生历史作用的条件，阐明了高利贷资本并不是脱离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独立起作用，它对旧生产方式的瓦解作用，对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促进作用，只有在新生产方式产生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说：“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生息资本和利息，早就存在，“货币一出现，便产生这样的可能性：一方卖出自己的商品，另一方后来才付款。为此目的而产生的对货币的需要（以后发展为贷款和贴现业务）是利息的一个主要历史源泉”。但有了信贷发生，并不就能瓦解旧生产方式、促进新生产方式的产生。信贷要能起到这些历史作用，还要取决于其他更为根本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说：“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也不是来自行会”，“而是来自商人和高利贷的财富。可是，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而且只有这时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条件本身。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用多少织机来作业等等，是预先规定好了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被真正卷入流通。”因此，由商业资本或由高利贷资本积聚的货币财富，要能成为资本——本来意义上的资本，就必须“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生存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而这种历史条件，不仅有行会的解体，还要有资本“在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来”。马克思进一步论证说，货币财产本身是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动因之一。
正如这种解体是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一样。“可是，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或者确切些说，就会以此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
三、借贷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及其特点
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借贷资本，指出它和生息资本的古老形式——高利贷资本不同，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性的产物，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指出：“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在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前，生产过程不可能重新开始。过程的经常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础条件。”这就是说，生产过程的这种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要的，是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生产过程就会中断，就会受到损失。“但是，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分为各个特殊的、彼此漠不相关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信用的基本形式的借贷资本运动的必要性，就是“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还从资本的流通时间方面分析了信用业务的特点和作用。
马克思说：“流通时间不是决定价格的时间，而周转次数，就它决定于流通时间来说，并不表明资本加进来一种与劳动不同而为资本所固有的决定价值的特别的新要素。相反，流通时间表现为起限制作用的、消极的原则。”就是说，它不但不会成为“决定价值的特别的新要素”，反而是价值增殖的限制。但是，这一流通时间要素的减少，“同样是生产力的发展”。它不仅是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这个流通时间的减少，会使资本增加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时间，有利于新价值增殖的生产。“因此，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为了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周转，资本家就有了对货币资本的需要，有了对信用业务的需要。“而这种趋势又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
马克思还深刻地分析了借贷资本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他指出：“重要的是，利息和利润这两者都表现为资本的关系。生息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式，不与劳动对立，而与提供利润的资本对立。”那么，这种资本的特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它又怎样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呢？马克思认为，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资本本身成为商品，或商品（货币）作为资本出卖”。但这种商品不同于一般其他商品，而是一种“特殊商品”。在这里，“资本是作为资本——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单纯总和——进入流通并成为商品的”。这种“商品本身的性质是作为经济的、独特的规定存在”，它既不是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无关紧要，也不像在产业资本中那样直接同作为对立面、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发生关系。“因此作为资本的商品或者作为商品的资本，在流通中不是同等价物交换；资本进入流通时保存了它的目为存在；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落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它同它的所有者仍保持着原有的关系。”而其他普遍商品通过等价交换，在取得它的交换价值的代价之后，出卖者就失去了他原有的所有权，这个商品就属于支付了代价的买者所有了。就是说，借贷资本出卖的只是占有权或资本的使用价值，而不像普通商品那样，发生所有权的易主。其次，借贷资本的使用价值，也不同于一般普通商品的物理、化学等自然属性上的物质性能，“对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它的价值增殖”，“是作为资本”。“作为商品出现的资本本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或者是作为货币的资本。”这种资本商品的价格就是利息。而利息和利润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由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是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关于借贷资本是资本主义重要因素及其特点的分析，在借贷资本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是马克思第一次所作的科学论证，而且通过对这一理论方面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划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信贷学说和庸俗学说的界限。在《手稿》以前，货币和商品作为借贷资本同货币、商品作为一般的简单的流通手段，作为物的界限，是混乱不清的蒲鲁东之流把二者混为一谈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这二者的区别，从而从一个侧面，即从借贷资本这一侧面，阐明了资本不是物，资本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指出：“货币始终是具有同一形式，同一素质；因此很容易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物。但是，同样的东西，商品、货币等等，或者可以代表资本，或者可以代表收入等等。甚至资产阶级学家们也明白：在这种形式下，货币并不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所以，要了解资本的本质，就要把物的存在形态和它反映的生产关系区别开，决不能因为资本的构成是同物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物，就把二者混而为一，就认为“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
蒲鲁东弄不清楚商品和货币作为一般的简单的商品交换和它们作为资本的交换的本质不同。他“要求资本不应当贷放和取息，而应当像其他任何商品出售，以换取等价物，他提出的这种要求只不过是要求交换价值永远不应当变成资本，而应当始终的简单交换价值；要求资本不应当作为资本存在。蒲鲁东在提出这一要求的同时，还要求雇佣劳动应当始终是生产的一般基础，这就表明他在最简单的经济概念上混乱到了可笑的地步。”在“资本”章第三篇，马克思还指出：“一切东西都应当出售，任何东西也不应贷放。这就是蒲鲁东的全部奥妙。他无法看到：商品交换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而利润和利息则是来自后一种交换。蒲鲁东想坚持最简单、最抽象的交换形式。”蒲鲁东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不懂得价值是按照价值规律同劳动相交换的，利润从而利息怎样由价值的交换规律产生。
马克思分析了贷放和出售之间的差别，指出出售和贷放一样，都没有出让价值的所有权，二者的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尽管同一物品（例如，这一磅糖）不会再出售，但是同一价值总是一再地再生产出来，让渡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实体”。而蒲鲁东“连在贷放和出售之间找出一点差别的能力都没有”。
四、《手稿》对利息本质的科学阐述
利息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社会主义者面前，都是无法给予科学说明的问题。他们从事物的表面现象出发，或者把利息看作是资本自行产生的结果，满足于荒诞无稽的幻想；或者把利息看作是通过交换附加在生产品上的超过产品实际价值的余额，马克思在《手稿》中建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息的本质，从而第一次初步形成了科学的利息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内在联系上，阐明了利息的本质。
首先，马克思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息率很高。利息包括利润，甚至包括一部分工资，因此，可以据此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息表现为剩余收益的第一级的占有形态——当然这是指排除了地租等等而仅就高利贷资本而言的剩余收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息与此不同，它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只有“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和派生的形式”，货币资本家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这两个阶级之所以能存在、能展开竞争，是“以剩余价值分为利润和利息为前提”，“以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化为前提”的。所以，利息和利润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共同的本质。不过，“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实际区别是作为货币资本家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区别而存在的。”正如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一样，利息也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特殊的、或者派生的转化形态。二者都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二者的分割，不过是表明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而已。马克思说，考察利润和利息的区别，”这就同我从生理学上考察与动物相区别的人一样”，既有它共同的本质，也有其特点。
马克思在《手稿》中，还初步地形成了借贷资本和利息的拜物教的思想。他论述了在利润尤其是利息形式上，剩余价值的任何起源的痕迹都消失了，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情况呢？马克思说：“正如自然工作日成为计量劳动时间的自然单位一样。于是，在计算利润，尤其是计算利息时，我们便看到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统一——资本——被设定为这种单位并且自己衡量自己。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本身——即正在进行一次周转的资本本身——被看作是劳动的资本，而那些被想象是资本所生产的那些果实，则是按照资本的劳动时间——一次周转的全部时间——来计算的。由此产生的神秘化，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当资本表现为按照自己的价值而生利的资本，表现为同时自行再生产和自行增殖的价值时，资本就能够作为资本变成商品，这种“生息资本则是生利资本的纯粹抽象的形式”。这种放债取息的资本，就和生产过程，和它在生产过程由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即它的起源，彻底地割断了联系。正是这种情况，被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的东西，一种靠自身的天性而长久保存和增殖的价值”。马克思指出：“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英国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经济学家普菜斯认为：“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复利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普莱斯想入非非的幻想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利息也要以生产条件为基础，利息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它受剩余价值再生产条件的限制。他“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劳动再生产的条件，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东西，看作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英国首相皮特·威廉还真的相信这一套把戏，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政策的基础”，企图使国家摆脱财政困难！
庸俗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及其门徒们，同样不了解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个本质，不了解利息来源于剩余价值，并且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次要剥削，荒谬地把生产过剩的原因说成“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他的意思是，产品中加上了利息和利润，或者说，“产品的价格超过了产品的实际价值”。马克思批判了“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的蒲鲁东”；指出蒲鲁东对价值规定的无知，深刻地阐明了在交换过程中总的来说，“决不能包含任何加价”，即使在实际交易中，资本家之间可以相互欺骗，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多装的，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少装的，如果把两者加在一起，他们交换的总额还是等于物化在这个总额中的劳动时间的总和，交换过程中并不会增加一文。“因此，资本家之间能够分配的不外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分配这种剩余价值的比例——不论公平与否——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和这种交换的关系。”资本不仅同资本交换，也同收入交换……利润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利润、利息、地租、年金、赋税等等，在不同名称和不同阶级的居民之间进行分配……他们之间所分配的决不能多于总剩余价值或总剩余产品。”蒲鲁东不懂得“价值是按照价值规律同劳动相交换的”，它们是等价交换而不是不等价交换，没有什么附加额，也不存在附加额是什么利息的来源，出售和借贷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出售也好，借贷也好，只要作为资本总会带来剩余价值。全部问题就在于它们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他对于这些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而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认为应该按等价规律买卖，而不应该出现有利息的借贷。他说：“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制帽业主得到的价值不是不多也不少，而是“在取得自己帽子的价值时，取得了比他们生产帽子所花费的更多的东西”。所不同的只是制帽业主得到的价值增殖是作为执行职能资本的果实，借贷资本家得到的利息是不执行职能资本的果实。他们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都起源于剩余价值，都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的产物。蒲鲁东不懂得这些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只幻想取消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而不触动资本主义本身。这个莽撞的家伙不懂得，“要废除利息，就必须废除资本本身，必须废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必须废除雇佣劳动”。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主义（例如，达里蒙先生的著作）实际上做到的就是提出这个要求，既把它当作同现存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要求，又当作会使现存生产关系完全革命化的要求和伟大的创举……这个要求早在50多年前已经由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一个派别提出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已经说明，那些妄图用这种办法促进某种新事物和反对资产阶级事物的社会主义者，竟荒谬到何等程度。”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利息看成资本家节约得来的积蓄的报酬的谬论。他在引用《韦斯明斯特评论》杂志的观点后指出：“可见，在这里利息等于纯利润，等于在生产上使用的积蓄的报酬。”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批判道：“如果就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那么，“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这就是说，个别资本仍然可能例如通过贮藏而产生。但是贮藏只有通过剥削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可见，利息不是节约的积蓄的产物，而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产物。
五、利息的资本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利息的资本化问题。这两个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一方面是利息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实际使用的资本，这是剩余价值资本化；另一方面，利息是资本的果实，但从职能资本家立场来看是作为生产费用的资本。
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如果它不能一下子创造出无限的剩余价值，它总是“力图创造更多剩余价值而不停地运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滚雪球式的使资本不断增大，不停地运动，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克服和不断超越剩余价值量的界限。马克思说：“如果资本从100增加到1000，那么现在1000就是增殖的出发点，增长到10倍，即1000%算不了什么；利润和利息本身又会变成资本。曾经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现在表现为简单的前提等等，表现为包含在资本的简单存在本身中的东西。”
利息本身是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为前提，是资本的果实，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却表现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费用。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外观呢？这是因为利息从利润中分离出来，二者是作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区别而存在的。这种情况的固定化，生息资本作为生利资本的纯粹抽象的形式，好像天然就有一种获得利息的权利，表现为真正的资本，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都一样要由于利润和利息的分割，把利息作为必须支付的支出，算在生产费用中。马克思说：“剩余收益属于生产费用，如果不是属于资本的生产费用，就是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对资本来说，实现这种剩余收益或实现其一部分的必要性，是作为外部压力从两方面强加给它的。当利息和利润互相分开，从而工业资本家必须支付利息时，一部分剩余收益就是在资本费用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就是说，它本身属于资本的开支。”此外，“为了补偿资本在总过程的形态变化中遭到贬值的危险，资本本身要给自己支付平均的保险费。对资本来说，一部分剩余收益只不过是为赚更多的钱而冒的风险所作的补偿，在这种风险中原有的价值本身可能丧失。在这种形式下，剩余收益的实现对资本来说表现为保证资本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当然，这两种关系都不决定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表现为资本的外在必要性，不仅表现为它的致富欲望的满足。”这里的“利息本身已经以资本作为剩余价值来自生产为前提”，并不是资本本身的价值，而是资本的果实，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但是“既然从借债人来看利息已经加入他们的直接生产费用，那就很清楚，资本是作为资本加入生产费用的，而资本作为资本并不是自己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单纯总和”。而只是从资本家的眼光来看，它才属于资本，属于资本的生产费用。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区分两种生产费用的分析，论证了剩余价值并不归入资本预付的价值之内。他说：“因为剩余劳动——利润和利息，两者都不过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并不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不列入资本预付的价值之内。所以，包括在产品的生产费用之内的、构成剩余价值的源泉的，因而也构成利润的源泉的这种剩余劳动，不列入资本的生产费用之内。资本的生产费用只等于资本实际预付的价值，而不等于资本在生产中占有并在流通中实现的剩余价值。因此，从资本的观点看来，生产费用不是实际的生产费用，这正是由于剩余劳动不花费分文。”“但是，由于利息从利润中分离出来，……对于生产资本来说，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也表现为生产费用。”这就是说，从生产资本的立场来看，利息表现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即生产过程的一个结果，被当作了生产过程的前提。
顺便指出，马克思谈到生产费用有不同的含义时，在《手稿》中只分析了商品内在的生产费用和资本的生产费用两种。还有一种，即第三种意义上的生产费用——预付资本的价值加平均利润的价值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在《手稿》中还没有明确的论述。这是因为《手稿》还没有明确区分价值（c+v+m）和生产价值（c+v+平均利润），因而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第三种生产费用的问题，还没有专门的表述。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1861—1863年手稿》中完成的。
六、利息率及其神秘化
利息率的计算公式及其纯粹抽象的形式，使信贷资本被看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由此而产生的神秘化，是由资本的本性产生的。“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马克思指出：“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利息率表现为按照资本的数量来计算的结果，表现为资本按一定单位带来的产物，是资本的自行增殖，和它的起源和生产过程割断了任何联系。一定的资本可以得到一定的利息而不管它投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商业部门，或者作为生活消费使用。也不管使用这个资本的人是赚钱还是赔钱。总之，100元的资本注定收取按利息率比例的利息。如年利息为5%那么，一年就得5元的利息，而且如果这100元继续贷放出去并且把已得的5元利息也转化为资本，那会使已有的利息也会以资本的身份，带来新的利息。马克思对此作了具体分析，并举出了计算复利的公式和计算年金的公式。马克思还从货币的属性上，指出了它和利息率的关系。他在说明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尺度、交换手段、商品的代表和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的属性之后，指出：“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货币的这种属性，使货币同时成为资本的已实现的和始终可以实现的形式，成为资本始终有效的表现形式。……这个属性使资本在历史上最初只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这个属性说明了货币和利息率的关系以及货币对利息率的影响。”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作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利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利。要取得这个权利，就得支付代价——利息。那么，这个利息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马克思引证英国资产阶级的刊物——《经济学家》的话说：“利息率取决于：（1）利润率，（2）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分配的比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引用了同一句话，并论述了利润本身是利息率的最高界限。这说明马克思这里是在肯定意义上引用这句话的。这里涉及的不是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绝不会增加，也绝不会减少；由此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剩余价值本身，“只涉及不同种类的资本家瓜分总利润的比例”。在这个限度内，利息率水平由什么决定，它在总利润中应占什么比例？这是由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竞争决定的。因为“资本本身成为商品，或商品（货币）作为资本出卖。”尽管它是特殊商品，既然作为商品，它也就有价格，这个价格就是利息，利息率就是这种商品价格水平的反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由供给和需要之间的竞争决定的，资本这种商品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资本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按照需求和供给调整自己的价格。可见，需求和供给决定利息率。”
如上所述，利润和利息的分割及其分割的比例，都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中，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剩余价值只能在对必要劳动的关系上来测定，所以，利润和利息的分割及其比例，不能脱离生产过程，都是以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其次，决定利息率水平的供求情况也要受资本主义实际生产情况所制约。受产业资本实际生产情况对货币的需求所制约。这就是利息率决定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的内部联系，由于利息率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形式，这种内部联系不见了，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借贷资本表现为利息的独立源泉，生产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资本的神秘化在生息资本形态上取得了最明显的表现。
七、资本主义的信用及其作用
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信用产生的基础和本质、形式和作用。《手稿》对信用问题的分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信用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奠定了以后《资本论》创作中有关信用问题的科学基础。
1.资本主义信用产生的基础
信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它作为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一种经济关系，只要有商品、货币关系存在，就有了它产生的条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高利贷就是信用的基本形式。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信用形式，代替了高利贷的信用形式，这种信用的本质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完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高利贷信用，它与高利贷信用有着根本的差别。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信用“是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质产生出来的，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连续性障碍的一个办法，这是资本主义信用的必要性的基础”。资本主义信用是发达形式的信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说：“稍为发达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以前的制度下也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高利贷本身虽然就其资产阶级化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来说是信用形式，但是就其资产阶级以前的形式来说却是信用缺乏的表现。”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借贷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直接同劳动者相对立而是与提供利润的资本相对立，这体现着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信用关系；同时，“这两个阶级能够互相对立，它们的双重存在，要以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化为前提”，所以，又体现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削剥关系。前者是现象，后者是本质。
马克思还就货币作为资本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论证了信用产生的基础。他指出，货币作为资本“已经不再只和原有的劳动发生关系，而且和未来的劳动发生关系。……这种货币已经不再单纯是一般财富的抽象形式，而是取得一般财富的现实可能性即取得劳动能力的凭证，而且是取得正在形成中的劳动能力的凭证，货币作为这样的凭证，它的作为货币的物质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种要求权来代替。正如国债债权人一样，每一个资本家有了他新获得的价值，他也就拥有了取得未来劳动的凭证，他占有了现在的劳动，同时也就占有了未来的劳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特性，即它作为价值可以脱离自己的实体而存在。这里已经奠定了信用的基础。”
马克思分析了货币作为信用货币，作为资本成为特征，既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逻辑的发展，也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他批判了施托尔希等人把资本主义信用“这个直接由资本设定，因而由资本的本性产生的特有的流通形式，这个资本的特征，同货币、商业阶层等等混为一致”的错误。“而货币和商业阶层等等完全属于交换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它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货币资本，因而不能“把单纯由资本本身造成的形式加在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资本身上”。信用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产物，并不是一有了资本就等于有了信用制度。配第和布阿吉尔员尔却“试图在资本刚一产生时就创立信用”，表现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即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的、从来就有的、固定不变的非历史的观点。
马克思对信用的各种形式和手段，在《手稿》中也进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银行为了商品而支付货币，这时“货币确实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凭证，也就是说，是领取等量价值的一切商品的凭证；银行进行购买，银行是总的买者，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买者，而且是一切商品的买者。因为银行正是必须使每一种商品都转化为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但是，既然银行总是买者，它也必须总是卖者；……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身二任，同时是总的买者和卖者”。“或者情况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的纯粹的纸票，它只是硬充交换价值的公认的象征，而没有任何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就不是货币，或者，只是银行及其顾客之间的习惯的货币，而不是一般市场上的习惯的货币。……因为它不是在全体公众之中流通，而是在银行及其顾客之间流通。”
谈到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或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时，马克思指出：“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和信用制度，这些制度的簿记至少可以使私人交换进行结算。”但是，这些信用制度的簿记或者交易所的改革，都不会“铲除对内或对外的私人商业的基础”。
关于股份公司，马克思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资本是大量资本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手段，在大规模的实现过程缓慢的工程中，大部分资本是股份资本。“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公共工程摆脱国家而转入由资本本身经营的工程领域，表明现实共同体在资本形式下成长的程度。”表明“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被扬弃。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在信用中。这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它的最适当形式中的最终确立，这就是股份资本”。
关于股份资本的形式，《手稿》中差不多都提到了，如资本借贷市场、有息证券市场、国债券和股票市场、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以股份为基础的各种工业公司或商业公司等企业的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真是“五花八门，多不胜数”。股份资本的发展，标志着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马克思通过对贴现汇票的分析，批判了达里蒙“故意把信贷的需要和货币流通的需要混淆起来”的错误，指出：“贴现汇票的数量及其变动，表明信贷的需要，而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由完全不同的影响决定的。”
2.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问题，是《手稿》重要理论之一。马克思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的：
第一，“现代信用制度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它是“构成资本积聚的一个要素”。信用制度的发展，打破了个别资本自己的数量界限；另一方面，“信用表现为积聚的新要素，即各个资本被个别实行集中的资本消灭的新要素”。
第二，信用制度刺激了生产和交换的繁荣，它使生产不受交换界限的限制。“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以必然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的。”
第三，信用制度的发展，使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作用，大大超过货币作流通手段的职能。“只要支付平衡，货币就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形式，即相交换的价值量的纯粹观念上的、想象的尺度。”“货币事实上几乎只是在零售贸易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小额贸易中以铸币的形式出现，而在大规模交易领域里几乎只表现为一般支付手段。”在这种场合，如果交易双方有差额的话，那也“只限于结算为数较小的差额”。因而这就可以大大节省流通费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价值增殖。
第四，信用制度还为资本自由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银行的分配，促进了平均利润的形成。马克思指出，作为信贷货币的资本，“是这样的资本，它在自我发生关系的价值形式上成为商品，进入流通”。“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理解，但已承认，而且构成它关于利润平均化等等学说的极其重要的要素。例如：这种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尽管也属于单个的资本家所有，但在它作为资本的基本形式上形成在银行中进行积累或通过银行进行分配的资本，形成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令人惊异地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这种资本同样会通过借贷等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平均水平。”“信用能使资本周转中的差别拉平”，也是使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因素。
3.信用制度使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尖锐化，为新社会制度创造着历史前提
信用制度一方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使资本主义物质基础发展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使从剥削别人劳动而得来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另一方面，信用制度又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因而就成了为加速这种制度瓦解的因素，使它成为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明白地宣示了信用制度的这种二重性。他指出：“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对资本的一般概念的这种揭示并没有使资本变成某种永恒观念的化身”。
马克思指出，包括信用货币的各种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信用可以成为消除资本连续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可以是超越流通界限和交换领域的因素，从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但它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扩大和加剧这些矛盾。
马克思运用辩证的方法，指明了“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生产的连续性和流通时间的必要性”并不因信用的作用而消失。马克思说：“一定的资本比如说通过信用增加了一倍。于是对这个资本——原有资本——来说，就等于根本不存在流通时间了。可是这样一来，它所借得的那个资本就处于流通的地位了。如果撇开所有权不谈，那么这又和把一个资本分为两部分完全一样。”
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是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信用制度在克服这些界限的同时，却会带来更大的灾难。“由此出现生产过剩，也就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因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资本成为生产和清费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由于信用制度的作用，使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大大加强了，它节省流通费用，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剥削的财富增大。然而，如果支付平衡的过程由于信用突然波动而被打断，支付机制被破坏，那么人们就会突然要求货币成为实际的一般支付手段，并要求全部财富以双重形式存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从而这两种存在方式相互一致。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货币表现为唯一的财富，……在商品世界面前，价值只是以它的最适当的唯一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而存在。……在这种危机中，“需要的不是作为尺度的货币”，而是“作为抽象财富的化身的货币”。“每当平衡机制和作为这一机制的一定基础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货币就会违反现代商业的协议，违反现代商业的一般前提，突然必须以它的实在的形式出现和使用，因而就产生了冲突。”
最后，马克思指出：“信用扬弃资本价值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具有最普遍的形式，把生产过剩时期和生产不足时期确立为两个时期。”信用制度使价值增殖过程不致中断，维持其生产的连续性，实现没有流通的流通的资本趋势。但是信用制度使交易过度、投机过度，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加速到来，使价值增殖过程的中断更具普遍性：使一个时期生产不足，借助信用刺激生产发展；一个时期因生产过剩又使生产陷于停滞。这种情况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当然不在于信用制度，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制度却是促使这个矛盾尖锐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信用制度，它“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它促进着产生“无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成为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过渡点。它“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一稿，不可能对所有经济理论都作出完整无遗的阐述。它对利息和信用理论论述的相对分散的情况，正反映着马克思在创作过程的思考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可以使马克思更能自由地把自己的丰富思想随时迸发出来，成为《资本论》巨著的原始的宝贵材料。利息和信用理论这种第一次的科学论述，理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宝库，是利息和信用理论的重要的里程碑。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利息和信用的论述，有的直接就是《资本论》的来源，有的虽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著作所收纳，但它们之中并不乏十分深刻、十分精彩的论点。因此，它有着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价值。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史，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载于：《资本论》第一稿研究。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